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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學記:十年前我挑戰美國學生,後來我當時的認知被挑戰了

我大概只想分享一個十年前的故事,回憶一下一個與現在有點不一樣的時代。


中國留學生楊舒平作為優秀畢業生代表,在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
中國留學生楊舒平作為優秀畢業生代表,在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視頻截圖

中國留學生在美國馬里蘭大學的演講,引發了輿論場的多個討論,包括小粉紅的崛起、販賣民族主義的媒體,以及中國留學生應該如何「不卑不亢」的談論中國的問題。我大概只想分享一個十年前的故事,回憶一下一個與現在有點不一樣的時代。

十年前

大概在十年前,我參加海上學府一個學期的學習。郵輪從美國西岸出發,繞地球一圈,結束在美國東岸。我們一半的時間在船上修課程,一半的時間在不同國家的陸上旅遊,學分可以轉回原來的大學。

船上可選修的課有幾十門,但船上700多名學生必修的一門課叫做「環球學習」,這是介紹沿途停靠十幾個國家地區的政治制度、歷史、文化的基礎課。美國的學術主辦方會嘗試在船每次停靠之前,請這個地區的一兩個大學生上船航行一站,而且在環球學習這門課上,做一次關於他們家鄉的分享。但偏偏主辦方沒有找到中國大陸的學生,我作為船上唯一的大陸人,大概是責無旁貸的自薦了。

對於中國知識幾乎空白的美國學生來說,船上的課程設置已經足夠了,尤其是國際語境中的中國特色。比較政治學這門課上,教授把中國放在總統制和議會制的部分之外來講,並強調學理上它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船駛近中國時,船上的電影頻道在重複播放着一部叫《坦克人》的紀錄片。

那年,《胡錫進論複雜中國》還沒出版。我希望給同學們講述一個苦大仇深敘事之外的複雜中國時,並沒有當小粉紅的心理包袱。船上沒有其他大陸人,我也不用害怕一些公開演講的技巧,是否會被演繹成辱華。嗯,「小粉紅」這個名詞還沒出現。

當時中國能看到美國脱口秀節目的渠道不多,Late Show With David Letterman 是能看到的其中一個。我在分享中剽竊了當中一些技巧,希望開些能說明問題的玩笑:「在美國你們有批評總統的自由。在我老家中國也一樣,你同樣可以隨時在公開場合破口大罵:見鬼去吧,布什(布殊)!」

當然,用現在小粉紅的邏輯來說,這種脱離不了低級趣味的玩笑只是在迎合美國聽眾。一方面,加入他們嘲笑一個輸了普選票仍能當選的總統,但同時,也放大着「美國人天天在街邊小報上看到的中國」,暗示中國不能隨便批評領導人,沒有言論自由,用心何其毒也。

但分享中我嘗試從更多的維度去談論中國的多元,比如中國的意識形態其實只停留在口號層面上,共產黨員不相信共產主義是常態,入黨更多是出於個人發展的考慮,而不是消滅私有制的遠大理想。獨立思考的中國人非常多,宣傳工程的效果其實並不理想,甚至對黨員來說。我還下意識提醒自己,不斷的用到「共產」這個詞保持美國聽眾們的注意力。

我甚至把僅有的諷刺技巧,用在最愚蠢的刻板印象上,來證明中國的複雜多元。比如說中國人吃狗肉並沒有那麼普遍,就正如當時在陷入鬥狗醜聞的美式足球運動員 Michael Vick 喜歡的鬥狗運動,在美國並不受歡迎一樣。

大家在分享後的反應,使我至今仍相信美國的聽眾是最容易滿足的。他們大部分人覺得,這是一場有信息量的脱口秀。

我很快成了船上唯一的中國專家,解答一切與 Middle Kingdom 相關的疑惑。在靠岸中國之前,我幫了教授用中文寫「我有糖尿病,我需要胰島素」的應急紙條,以及向一個憂心忡忡的日本女學生解釋,中國民間仇日烈度很低,毋須擔心。我也告訴另外一個同學,中國基督徒基本不會僅僅因為參加地下教會而被抓。

記得我自薦去作分享的時候,船上的教務主任握着我的手說:「當然了。挑戰他們(美國學生)。」但幾年後,我覺得受到挑戰的,是自己當時的認知。

在我們當時登陸的港口青島,2012年出現了大規模的反日遊行,高舉國旗的示威者放火燒了一家豐田汽車店。或許基督徒依然不會僅僅因為參加地下教會而被捕,但必須配合對十字架的「依法拆除」,即使你是參加政府允許的愛國教會。

回國之後

回國之後,我參與了在校園裏面的幾次分享會,講者有的時候是我一個,有的時候是幾個人,但聽眾規模都在百人以上,領導也在場。當時有在座的學弟問道,如果在國外遇到反華勢力我會怎樣,我像個三好學生一樣背誦了一句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用生命捍衞你說話的權力。」

實際上我做得不止如此,我有時會把反華勢力照片,包括封面就開始醜化偉人形象的課外讀本,拍下來傳到博客上,配上一段中性的圖說。學院曾一度把這個博客的鏈接放在官方網站首頁上,我想,也客觀上增加了這些言論的傳播效率,同時使我心術不正的形象深入人心。

一個和我臭味相投的學妹去美國交流時,還特地給我寄來一張正面是達賴喇嘛大頭照的明信片。明信片順利到達,我和她也沒有遇到什麼麻煩。

我甚至在申請本科學校給我到境外深造的獎學金時,如實的表達了政治立場。在面對應該回答「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問題時,我的回答卻是:”It is my desire, if not my duty, to make China a more democratic country.”

這個魯莽的回答之後,我竟然還能拿到這筆獎學金。

但我當時全然不知,我之後參加海上學府的學生,曾有被要求籤署一份文件,承諾不在境外談論政治。畢業時一些拿到境外學校錄取通知的同學,會被有關部門約談,希望他們到境外的學生會中收集信息。

其他的就是歷史了。

從我回國到畢業之間,我們看到2008年西藏拉薩的3.14事件、奧運會開幕式上假唱的小女孩、三聚氰胺毒奶粉、汶川的倒塌的校舍,和2009年的新疆暴力衝突。

中國網絡封鎖了臉書、國內的社交網絡「飯否」,國家的管治完成了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形容的從軟威權主義到硬威權主義的轉型,離南巡前六四後的中國僅一步之遙。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威權只能形容民主化之前的台灣或者南韓,而絕不是現在的中國。再過幾年,連我在這個轉型期間常讀的《紐約時報》英文網站,也被封了。

我的母校已停止派遣學生去海上學府,但幾年後,仍被巡視組告知必須更嚴格審查境外交流項目。2016年,四個維權人士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成,部分罪狀是因為私下表達過推動中國民主化的願望。

2017年,一個在馬里蘭大學就讀的中國留學生,因為在畢業演講中說自己的身體無法承受中國的空氣,以及熱愛在美國的表達自由之後,公開道歉了。

(西蒙,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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