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學生在美國馬里蘭大學的演講，引發了輿論場的多個討論，包括小粉紅的崛起、販賣民族主義的媒體，以及中國留學生應該如何「不卑不亢」的談論中國的問題。我大概只想分享一個十年前的故事，回憶一下一個與現在有點不一樣的時代。
十年前
大概在十年前，我參加海上學府一個學期的學習。郵輪從美國西岸出發，繞地球一圈，結束在美國東岸。我們一半的時間在船上修課程，一半的時間在不同國家的陸上旅遊，學分可以轉回原來的大學。
船上可選修的課有幾十門，但船上700多名學生必修的一門課叫做「環球學習」，這是介紹沿途停靠十幾個國家地區的政治制度、歷史、文化的基礎課。美國的學術主辦方會嘗試在船每次停靠之前，請這個地區的一兩個大學生上船航行一站，而且在環球學習這門課上，做一次關於他們家鄉的分享。但偏偏主辦方沒有找到中國大陸的學生，我作為船上唯一的大陸人，大概是責無旁貸的自薦了。
對於中國知識幾乎空白的美國學生來說，船上的課程設置已經足夠了，尤其是國際語境中的中國特色。比較政治學這門課上，教授把中國放在總統制和議會制的部分之外來講，並強調學理上它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船駛近中國時，船上的電影頻道在重複播放着一部叫《坦克人》的紀錄片。
那年，《胡錫進論複雜中國》還沒出版。我希望給同學們講述一個苦大仇深敘事之外的複雜中國時，並沒有當小粉紅的心理包袱。船上沒有其他大陸人，我也不用害怕一些公開演講的技巧，是否會被演繹成辱華。嗯，「小粉紅」這個名詞還沒出現。
當時中國能看到美國脱口秀節目的渠道不多，Late Show With David Letterman 是能看到的其中一個。我在分享中剽竊了當中一些技巧，希望開些能說明問題的玩笑：「在美國你們有批評總統的自由。在我老家中國也一樣，你同樣可以隨時在公開場合破口大罵：見鬼去吧，布什（布殊）！」
當然，用現在小粉紅的邏輯來說，這種脱離不了低級趣味的玩笑只是在迎合美國聽眾。一方面，加入他們嘲笑一個輸了普選票仍能當選的總統，但同時，也放大着「美國人天天在街邊小報上看到的中國」，暗示中國不能隨便批評領導人，沒有言論自由，用心何其毒也。
但分享中我嘗試從更多的維度去談論中國的多元，比如中國的意識形態其實只停留在口號層面上，共產黨員不相信共產主義是常態，入黨更多是出於個人發展的考慮，而不是消滅私有制的遠大理想。獨立思考的中國人非常多，宣傳工程的效果其實並不理想，甚至對黨員來說。我還下意識提醒自己，不斷的用到「共產」這個詞保持美國聽眾們的注意力。
我甚至把僅有的諷刺技巧，用在最愚蠢的刻板印象上，來證明中國的複雜多元。比如說中國人吃狗肉並沒有那麼普遍，就正如當時在陷入鬥狗醜聞的美式足球運動員 Michael Vick 喜歡的鬥狗運動，在美國並不受歡迎一樣。
大家在分享後的反應，使我至今仍相信美國的聽眾是最容易滿足的。他們大部分人覺得，這是一場有信息量的脱口秀。
我很快成了船上唯一的中國專家，解答一切與 Middle Kingdom 相關的疑惑。在靠岸中國之前，我幫了教授用中文寫「我有糖尿病，我需要胰島素」的應急紙條，以及向一個憂心忡忡的日本女學生解釋，中國民間仇日烈度很低，毋須擔心。我也告訴另外一個同學，中國基督徒基本不會僅僅因為參加地下教會而被抓。
記得我自薦去作分享的時候，船上的教務主任握着我的手說：「當然了。挑戰他們（美國學生）。」但幾年後，我覺得受到挑戰的，是自己當時的認知。
在我們當時登陸的港口青島，2012年出現了大規模的反日遊行，高舉國旗的示威者放火燒了一家豐田汽車店。或許基督徒依然不會僅僅因為參加地下教會而被捕，但必須配合對十字架的「依法拆除」，即使你是參加政府允許的愛國教會。
回國之後
回國之後，我參與了在校園裏面的幾次分享會，講者有的時候是我一個，有的時候是幾個人，但聽眾規模都在百人以上，領導也在場。當時有在座的學弟問道，如果在國外遇到反華勢力我會怎樣，我像個三好學生一樣背誦了一句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用生命捍衞你說話的權力。」
實際上我做得不止如此，我有時會把反華勢力照片，包括封面就開始醜化偉人形象的課外讀本，拍下來傳到博客上，配上一段中性的圖說。學院曾一度把這個博客的鏈接放在官方網站首頁上，我想，也客觀上增加了這些言論的傳播效率，同時使我心術不正的形象深入人心。
一個和我臭味相投的學妹去美國交流時，還特地給我寄來一張正面是達賴喇嘛大頭照的明信片。明信片順利到達，我和她也沒有遇到什麼麻煩。
我甚至在申請本科學校給我到境外深造的獎學金時，如實的表達了政治立場。在面對應該回答「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問題時，我的回答卻是：”It is my desire, if not my duty, to make China a more democratic country.”
這個魯莽的回答之後，我竟然還能拿到這筆獎學金。
但我當時全然不知，我之後參加海上學府的學生，曾有被要求籤署一份文件，承諾不在境外談論政治。畢業時一些拿到境外學校錄取通知的同學，會被有關部門約談，希望他們到境外的學生會中收集信息。
其他的就是歷史了。
從我回國到畢業之間，我們看到2008年西藏拉薩的3．14事件、奧運會開幕式上假唱的小女孩、三聚氰胺毒奶粉、汶川的倒塌的校舍，和2009年的新疆暴力衝突。
中國網絡封鎖了臉書、國內的社交網絡「飯否」，國家的管治完成了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形容的從軟威權主義到硬威權主義的轉型，離南巡前六四後的中國僅一步之遙。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威權只能形容民主化之前的台灣或者南韓，而絕不是現在的中國。再過幾年，連我在這個轉型期間常讀的《紐約時報》英文網站，也被封了。
我的母校已停止派遣學生去海上學府，但幾年後，仍被巡視組告知必須更嚴格審查境外交流項目。2016年，四個維權人士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成，部分罪狀是因為私下表達過推動中國民主化的願望。
2017年，一個在馬里蘭大學就讀的中國留學生，因為在畢業演講中說自己的身體無法承受中國的空氣，以及熱愛在美國的表達自由之後，公開道歉了。
（西蒙，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