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發生橋底姦劫案，「性侵」和「強姦」成為網民熱切談論的關鍵詞。不過，在「談論」性侵害時，我們到底是加劇還是減省了壓在倖存者頭上的制度重擔？
從處理個人傷痛到走進制度討回公道，性侵害倖存者可能因着家庭、社交圈子、學校、工作場所、社會服務機構、執法機關或司法系統的不當安排，而受到二次傷害，加劇身心創傷。是故，減低及避免倖存者承受二次傷害，一直被各公共機構或民間組織奉為重要任務。預防制度中的二次傷害，必須小心翼翼，從程序安排、前線人員的態度措辭，及至對倖存者私隱的保密等，均需要各個環節的參與者在執行工作時懷着同理心和性別平等意識；而敏感度的建立，往往來自數以年計的倡議培育。
然而，當二次傷害來自無遠弗屆同時又難以調控的網絡，我們要如何應對？
性暴力的重量，源自制度
性暴力是暴力的一種，但對倖存者而言，其影響總比一般非永久的身體暴力更為複合。性本是中性的，但性之所以能加劇暴力帶來的創傷，卻是根源於性別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在中國傳統的宗族和婚姻制度中，女性的身體和性往往被視為家族的財產，受家族支配及運用，同時被賦予家族榮辱等價值象徵，把女性的性與其價值掛勾，推祟「貞潔」與「完整」，一旦「損毀」，便會失卻價值，也令家族蒙羞。
其次，社會忌性同時嗜性的傾向，把「好的性」和「壞的性」（註一）的分野持續再製分層。「忌性」（註二）意指把性視為禁忌，處處忌諱，並把性——特別是被界定為壞的性，連繫至厭惡、噁心、罪惡等的情感傾向；「嗜性」即指大眾的情慾渴求，但慾望卻也受着在地的社會制度和文化脈絡形塑，例如哪些是可慾的情慾對象、哪些性行為能被允許，甚或鼓勵，都產生自並再製了性的「好壞」與「高低」之分。
最後，則是展現在性別身份和情慾互動中的兩性不平等。在兩性的刻板印象下，男性的慾望是「自然」和受鼓勵的，女性的情慾卻被輕視和規訓。在如此制度源流下，性侵倖存者往往置於最邊緣的位置，承擔着制度的重量，艱難地療傷。
「指責受害者 VS善意提醒」的錯誤對立
以姦劫案為例，事件曝光後即被網民廣為談論，當中有兩個議論方向尤被熱議，分別是「保護論」和「神探論」。先說前者。「保護論」實是性侵案發生時慣常出現的爭議。保護論者認為只要女性好好保護自己，如「三不」——不夜歸、不暴露、不喝醉，或學自衛術，就能減低被性侵的機會；反對者卻認為保護論者的言論是怪責受害者（victim-blaming），表面保護女性但骨子裏也是父權思維。前者認為後者妄顧現實，後者則認為前者再製了強姦迷思（Rape Myth，註三），雙方爭持不下。
如此論戰的確令人惋惜，網絡互動中的簡短回應或定調歸邊模式，把溝通的空間消減，從而令兩者看不到彼此的共通點——防止性侵害。實在，我肯定保護論者對維護女性的善良意圖，也同意「三不」某程度上或可減低個別性侵個案的發生，但我必須強調，「三不」是限制女性的個人自由和活動空間，並把防止性侵害的責任置於女性身上的治標方法，無法撼動甚至再製了固有的性別不平等制度。
其次，「三不」真的能令女性不被性侵嗎？根據社會福利署在2005至2016年新呈報性暴力個案數字，性侵者為陌生人佔所有案件的四至七成，但與受害人有關連的人也佔四至五成（註四），當中以朋友最多、其次是僱主／僱員／同事，再來就是近親；自2013年新增現任和前任異性情侶後，後者的數目一直與近親並置。不少支援性侵倖存者的團體亦指出，實際的性侵數字，特別是被相識者侵犯的案件，必定比政府呈報的數字要高得多，只因許多受害人面對多方壓力往往不敢上報。在一份針對性侵倖存者的研究中，超過八成的侵害者都是相識的人。
而最重要的是，反對者對保護論的批評，往往是為了指出問題的根源在於制度，因為強姦迷思會減低女性和男性對性侵害的防範——以為性侵犯是個人可預防的、性侵害只發生在女性身上、做足「三不」就能不被性侵……但性侵的現實往往超出迷思。而且，強姦迷思不只造成了社會對性侵犯的誤解，更會直接影響公共機構（如警察、社工、平等機會委員會）及司法系統（法官、陪審團）的前線人員，在執行職務時作出偏頗的判斷。
既然保護論者對女性福祉如此關切，何不跳出「保護」框框，根據性侵的現實情況思考防治方式，分擔遏止性侵的責任？
網絡白目的集體厭女狂歡
另一網民議論方向「神探論」，倒令人嘆為觀止。橋底姦刧案發生後，網民在討論區熱烈討論案情，當中一些人以「神探查案」的方式談論事件，你一言我一語地拋出「疑點」，質疑受害人根本沒被強姦，並以「勞資」形容事件，揶喻女生從事援交，因金錢糾紛才謊稱被性侵。其後，一些網民謠傳受害人是兼職女友（part time girl friend, PTGF），更徵求受害人的相片，更甚是把她「起底」。除了針對女事主，網民又乘興討論與強姦有關的話題，例如保護論、會不會娶一位曾被性侵的女生，或「強姦犯只做左全世界男人想做既野」。當中的言論，不但強化了壓在倖存者頭上的制度重擔，更肆意的施加二次傷害。
網絡白目（Internet Troll），又名網絡小白、網絡巨魔，是西方社會用以指稱愛在網絡上冷嘲熱諷、口不擇言得使人反感，並經常攻擊他人的網上怪客。研究網絡白目的學者 Whitney Phillips 形容，此等白目行為起源於1990年代，白目透過極奇挑釁、冒犯、無意義，甚至愚蠢的言行，激起其針對對象的負面反應而自娛，而大多數存在於英文網絡世界的白目都是具優越地位的白人男性（註五）。
根據 Philips 的定義，上述本地網民的言行恰恰呼應了「白目」的行為模式：在不斷質疑、貶抑、嘲笑受害者繼而是整體女性的網絡行為中，滿足權力慾從而得到快感。這種渲洩是安全的，因為白目身處的正是一個同性社交（homosocial）的網絡次文化空間，各參與者均是匿名留言，在同聲同氣及真實身份受保護的情況下，白目並不需要為其言行負責，更不用考慮其言論對受害者本身，及其他性侵倖存者所造成的二次傷害。
針對這些全球可見的網絡白目厭女言行，學者 Karla Mantilla 提出 "Gender trolling" （註六）一詞，指出網絡白目行為跟現實世界普遍存在的、針對女性的騷擾性質相同，目的是透過羞辱、要挾、仇恨和暴力維持男性對女性的支配，打壓女性自主的意圖和行動。
有人說，要不被網絡的惡劣留言影響，不瀏覽那些網站就可以了。這種說法，跟「三不」的保護論調如出一轍，是限制女性在網絡的空間和自由作為「保護」，但卻同時延續了網絡和現實世界的性別不平等制度，只因兩者相通共生。在生活世界中不敢表述的性別偏見，在網絡上卻得到同伴「給力」，並透過肆無忌憚的展示和社群簇擁在網絡世界建立話語權，而網上的話語亦強化了生活中的厭女文化。
網絡能否消減倖存者的重壓？
如何抑制網絡白目對性侵倖存者的惡劣行徑？加強對網絡言論的審查絕非良策，而依仗限制的方式只會令當權者藉機打壓網絡自由，加強監控。積極批判白目行為當然是必須，而我們更應把網絡作為個人和社群連結和充權的場域，以防治性侵。2013年，美國俄亥俄州史杜賓維爾（Steubenville）高中輪姦案中，輪姦短片在社交網站上曝光後，黑客組織 Anonymous 連結女性主義者及性侵害倖存者們，展開了反性侵黑客行動（Anti-rape Anonymous Operation）為案件搜證，包括疑犯在社交網上的相片和留言，最後成功揪出侵害者（註七）。
除了「神探」式的揭發外，要消減性侵倖存者的重壓，還是要改變不平等的性別制度。網絡的社群文化和匿名性，可提供一個相對私密而安全的空間，在此建立讓性侵倖存者與目擊者表述、分享和回應共同經驗的平台，例如外國網站 Project Unbreakable 就讓性暴力倖存者分享自己的經歷；而網絡上的開放資訊，亦可令網民檢視自身的「強姦迷思」，學習如何與倖存者相處，例如有什麼說話不宜跟倖存者說，或思考新的介入方式，阻止發生在生活中及網絡上的性暴力。
我不能寄望網絡白目良心發現，有所自制，亦不認為此等厭女的白目行為能夠被完全剷除。要抑制他們，必須更積極的介入，在網上建立輿論陣地，並於各個關注性別和社會議題的群組和媒體之間，組織更強的連結，隨時準備應對網絡白目的攻勢。雖不能消滅傷害，起碼要留下溫柔。
（阿離，關注性別議題的自由撰稿人，來自香港）
註一：女性主義理論家Gayle Rubin在“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中提出「性階層」（sexual hierarchy）的概念，分析社會如何把性分為「好的性」與「壞的性」（good sex and bad sex），前者意指存在於異性戀一對一婚姻之內、以生殖為目的、健康合法、在私領域發生，並不涉交易的性，後者指其他一切不在前列的性，例如婚前性行為、同性戀、BDSM、開放式關係，及於公眾地方發生的性等等。
註二： 「忌性」（sex negativity）一詞出自Gayle Rubin，台灣學者何春蕤於《性別治理與情感公民的形成》把它翻譯為「忌性」，此文引用了何氏對「忌性」的定義。
註三： Brownmiller, S. (2013).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Open Road Media.
註四：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姻親、親屬、朋友、照顧者、僱主／僱員／同事、老師/導師等。
註五： Phillips, W. (2015). 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nice things: Map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trolling and mainstream culture. Mit Press.
註六： Mantilla, K. (2013). Gendertrolling: Misogyny adapts to new media. Feminist Studies, 39(2), 563-570.
註七： Rentschler, C. A. (2014). Rape culture and the feminist politics of social media. Girlhood Studies, 7(1), 6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