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中:自由主義理念已經過時?

現實行為表現裏,上世紀人類所犯的最大罪行,最嚴重的,就是絕對反自由的極左和極右的行為,這點絕不含糊。


【編者按】此文為陳冠中於香港中文大學思托邦講座的發言草稿,原題為「自由主義與左翼」,經作者授權刊載。

陳冠中。
陳冠中。攝 : Anthony Kwan/端傳媒

周保松教授定下的座談題目是「自由主義與左翼」。文青愛套用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一篇短篇小說的名字:「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今天大家也會問:當我們談論自由主義和左翼的時候我們在談什麼。

這次座談,每個講者有半小時個人發言時間。我知道這已經是很奢侈的了。

但只有半小時,光用來檢討批評自由主義的理念都不夠,較完整的檢討批評左翼理念也不可能。如果只用來數歷史上廣義自由在現實行為表現上的謬誤,也同樣不夠,如法國大革命期間上斷頭台的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之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的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同樣,如果要檢討各種左翼、左派在過去兩百年的謬誤與罪行,則可以說是罄竹難書,要說個沒完沒了的了。

不過,我不能接受的,其實是一切非自由(illiberal)的主張,反對的是一切反自由(anti-liberal)的理念,特別是一切極左的理念,一切極右的理念。現實行為表現裏,上世紀人類所犯的最大罪行,最嚴重的,就是絕對反自由的極左和極右的行為,這點絕不含糊。

相對於極左與極右,極左肯定會認為我是右派,因為除他們外,人人都是右派;極右也會認為凡不同意他們的都是左派,我當然也是左派。甚至,相對於反自由的一般左派,我的立場是在他們之右,相對於反自由的一般右派,我就在他們之左。換言之,我這種立場的人是常被左右夾在中間的,同時因為我是反對反自由的左右派的,故此大概可被歸入自由派了。

急進的中間派

但我並非完全是「被自由派化」、「被左翼化」、「被中間化」的。我要主張的這個立場是積極而且實質的,學者劉擎稱之為「急進的中間派」,這在拉丁文叫 “via media”,華文也有一個古老的說法叫「中道」。下文說到這個左翼自由中道,不僅在政治上站得住,而且具有很豐滿的學理傳承。我希望自己能夠堅持守住這個位置,並為之作出伸張。

自由派內部也分右翼和左翼。相對於自由派的右翼,那我只能是自由派的左翼,雖然自由派的一些偏激右翼人士往往不承認自由派左翼還算是自由派。但他們弄錯了,錯在對自由主義的非歷史化理解。自由派的右翼不能壟斷對歷來自由主義的解釋,正如極左或馬恩列托斯毛主義並不是左翼僅有的所有選項。

我是願意為被自由派右翼認為是左翼的中道自由主義而辯護的,政治主張上它指涉着豐滿的19世紀中以後的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與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

誠然,談論自由主義,也可以從倫理哲學、美德價值、生活作派、個人氣質等等角度去談,或者分範疇而論,如已故的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說自己「經濟上是個社會主義者,政治上是自由主義者,文化上是保守主義者。」在今天這個難得機會,時間關係,只能從政治思想角度談一些線索。

自由主義的發展

自由之理念源自古希臘,但「自由」一詞則要到歐洲中世紀後期才出現。希臘的古代自由,正如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貢斯當)在19世紀初指出,並不能等同於現代所倡的自由。現代早期英法的議會憲政、分權限權、人身保護令、私有產權和世俗主義,都是為了制約絕對君權國權和要求宗教寬容而被倒逼出來的,可以說是一系列回應時代挑戰、應運而生的主張,也可以說是一種對政權專制的緩和(moderation),為的是在現實塵世建立一個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所說的「不完美的花園」(imperfect garden)。

在中世紀後期與現代早期的自然法思想家與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的鋪墊推動下,現代自由到了啟蒙時代有了一個更清楚的定義,可以用康德後來的術語 ──人的「自主」(autonomy)──來概括。政治哲學而言,17世紀末期的阿爾傑農.西德尼(Algernon Sidney)與洛克(John Locke),以及18世紀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與蘇格蘭道德家,都做了突破性的基礎論述,以至19世紀西歐(包括英格蘭)的哲人和政治家能夠自覺地發展出一種正名為「自由主義」的政治主張。這確是西方現代政治哲學的一大發明,也可說是人類思想的一大成就甚至一大奇蹟。這個第一波的自由主義叫「古典自由主義」。

不用說,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早期家族成員之間既有極為相似之處,也有頗大學理差異。譬如說,同樣是在19世紀上半部,法國的自由主義發揚者如康斯坦、斯戴爾夫人(Madame de Stael)以至保守的「信條派」自由主義者如基佐(François Guizot)、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都比較重視人與社會的互動與共和傳承,而沒有過度偏向於英國自由主義者引以為據的「方法論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到19世紀中後,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自由主義一度被認為失去了中道,袒護着有產階級的特權與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並誘發滋生出對它的反動,即威權保守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工團主義、民粹主義等,及後從而病變出法西斯主義與布爾什維克式共產主義──後兩者都是徹底反對英美法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的。

這種以自由主義為名的放任資本主義(一度被稱為「曼徹斯特自由主義」),在1873年間接導致歐美以至全球的一次經濟大蕭條和失業潮,也再倒逼出從19世紀下半部(可以追溯至約翰.米爾;John Stuart Mill)開始對古典自由主義的現實主義修正,當年也曾稱這次修正的自由主義為新(new)的自由主義,故也可視之為第二波自由主義。這波自由主義包括英國的「社會自由主義」,美國的「進步主義」、德國的「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費邊社式「改良主義」和歐洲的「自由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社會民主主義」。這時期古典自由主義也「被迫」接受「左翼」的民主主義,逐步邁向男女全民普選,以至現在自由民主常被混為一談,而且兩者在很多自由民主憲政國家的制度上合二為一、相輔相成。

這種「左翼」的、民主的自由主義,即第二波的自由主義,到20世紀已成為自由主義理念上的中道主流。它要克服的是19世紀放任資本主義的自由至上主義、20世紀極右翼專制的法西斯主義和極左翼專制的共產主義。第二波中道左翼自由主義是不同意反自由、反議會代議民主的左翼主張的,固然也反對第二國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運動,更反對列寧托洛斯基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及之後的共產黨專政。

這一波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中的「左翼」自由主義新理念,政治學家詹姆斯.克洛彭伯格(James T. Kloppenberg)在《不確定的勝利》(Uncertain Victory)一書稱之為 “via media”(中道思潮)──哲學上調和了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這種中道思想是反基礎論的,帶着一種自覺的不確定性和非教條性,從事的是一種根據歷史經驗與非目的論的理性智能、繼承古典自由主義原則而結合民主實驗的改良政治。它沒有奔向烏托邦的大藍圖,而只是如中道自由主義思想家杜威(John Dewey)所說:「相信智能是有能力去想像未來的:基於值得保留的那部分現在,從而作出對未來的一種投射,並爲實現這樣的一種未來而發明所需要的工具,這是我們的救贖。」

第二波自由主義大家

1870年代至20世紀二戰前,第二波自由主義中道思想有了豐滿的論述鋪墊,其中大家包括:

哲學家:美國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亨利.希基維克(Henry Sidgwick)、杜威(John Dewey);英國的托馬斯.希爾.格林(Thomas Hill Green);德國的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社會政治思想家:英國的韋布夫婦(Sidney & Beatrice Webb,魏柏夫婦)、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霍布森(John A. Hobson)、陶尼(Ricard Henry Tawney)、威廉.卑弗列治(William Beveridge,威廉.貝弗里奇);德國的韋伯(Max Weber);法國的涂爾幹(Émile Durkheim)、阿爾弗雷德.傅里(Aflred Fouillee)、萊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意大利的卡洛.羅塞利(Carlo Rosselli);美國的萊斯特.沃德(Lester F. Ward)、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赫伯特.克羅利(Herbert Croly)、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基督教社會神學家華特.饒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

經濟學家:英國的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劍橋學派,美國的理查德.伊利(Richard T. Ely)(和二戰後大部分結合新古典與凱恩斯的經濟學家),德國的亞歷山大.羅斯托(Alexander Rüstow)(和二戰後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派),瑞典的貢納.默達爾(Gunnar Myrdal)。

政治家:法國社會黨的尚.饒勒斯(Jean Jaurès,讓.饒勒斯)、瑞典社會民主的亞爾馬.布蘭廷(Hjalmar Branting);我會把第二國際修正派的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也算在內,作為中道自由主義可包容的左翼。

中國:49年前有張東蓀、張君勱、蕭公權、羅隆基、胡適。

中道自由主義思想是反專制的,也是重視個人自由與權利平等的,主張正義公平,也要求賦權全民(可參看近人羅爾斯(John Rawls),辛(Amartya Sen)與紐斯鮑姆(Martha Nussbaum)等);自由主義中道結合了古典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並較能夠兼容着共和主義、社群主義、多元主義、多文化主義、福利主義、世界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甚至人文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體現有家族類似性的、支持自由民主憲政和備有社會保障的國民共同體的政治思想主張。

到二戰後,中道自由主義取得頗大的勝利,西方發達國家主流大多採用新政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的社會民主式政體。民主社會自由主義是二戰後西方政治和理念上的中道主流,至今依然,這點很多人都忘了。

第三波自由主義者的任務

今天與未來的中道自由主義者要做的……不是妄自菲薄,讓位給各種反自由的意識型態,或屈從於兩大霸道強權,一邊是以自由為名強取豪奪為實的九頭蛇許德拉,一邊是反自由、威權專制的海龍利維坦。

1980年代後,第二波的中道自由主義卻在媒體話語中常被「新自由主義」的兇猛反動所遮蔽──這個市場原教旨式的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偏激的、非中道的自由主義。這樣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又被認為是新(neo)的自由主義,這是一般人包括一些反自由主義的批評者對自由主義的歷史演化缺乏認識的誤導性說法──這次的「新」自由主義只是對19世紀中放任資本主義的自由至上主義的強行轉型回歸,並且一如上次,又誘發出2008年經濟大風暴和左右翼兩邊反自由的民粹主義。

市場原教旨「新」自由主義抬頭後,80年代至今在歐洲和中國的政治話語裏,自由派往往被矮化等同這種自由市場右派,而在美國則出現另一種顛倒,自由派被放任的自由至上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認為是經濟政治上主張大政府干預市場、社會文化上採取寬容放縱態度的左派。

在今天國際關係多極化、文化宗教跨境化的後極權、後殖民、後冷戰、後共產、後美國、後白人的全球化時代,受到左右翼民粹、排他民族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和各種新型專制的誘惑,以及面對三大全球力量(資本、科技與生態)的重大挑戰,有人認為自由主義理念已經過時,社會民主體制難以為繼。但如果你用心的上下左右求索,結合歷史經驗與實際智慧,你或許會認為在當今的思想市場上,大部分的反自由的政治主張是值得懷疑的,並不是值得信任的選項,然後你或會同意說,較可取的政治理念,最豐滿的政治思想資源仍是來自──經常被遺忘、被看輕、被簡化的──中道的自由主義,哪怕自由主義在學理上可受批評之處甚多,而現在以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為名的舊政策舊方案已經顯出嚴重的不足。

所以今天與未來的中道自由主義者要做的,正是學習前面兩波、艱險我奮進的自由主義先賢,為第三波的自由主義中道做出理論和政策的創新,回應新時代的嚴峻挑戰,而不是妄自菲薄,讓位給各種反自由的意識型態,或屈從於兩大霸道強權,一邊是以自由為名強取豪奪為實的九頭蛇許德拉,一邊是反自由、威權專制的海龍利維坦。

(陳冠中,香港作家,現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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