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創業的前幾年，沈奕妤不太清楚自己在幹嘛。
她和高中美術班同學合作，想要創一個台灣設計、台灣製造的服飾品牌。她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夢想、規劃產品，但是到了實際量產時，卻不知道要到哪裏去找台灣的本地工廠。她們從 Google 開始，一家一家拜訪，靠着一個推薦另一個，才發現台灣有那麼多微型工廠，連 Google 都搜不到。
長時間摸不着門路的日子之後，32歲的今天，沈奕妤的公司已經成長到30多人，自有品牌「印花樂」如今已是小有名氣的生活雜貨品牌，賣抱枕、購物袋、筆電包、布料書衣等布製雜貨，其中尤以台灣八哥印花布和餐墊組合最為知名，一度還成為總統大選時的受邀紀念品。與品牌合作的工廠都在台灣本地，最遠也不超過車程6小時。這令她的新加坡朋友非常羨慕：對新加坡設計師來說，不出國就能找到代工廠，簡直是天方夜譚。這一點，也讓沈奕妤心存感恩：身在擁有製造業基礎的台灣，內需市場雖不大但也不小，創業者只要投以足夠努力，便有機會在初創階段活下來。
但最近2、3年，新的挑戰又出現：隨着品牌升級，代工廠的出貨品質，似乎已經跟不上需求了。
製造業應搭着新創品牌順風車再創高峰
我和沈奕妤約在台北大稻埕見面，她們公司的第一間門市就開在這裏，比鄰台灣最大的布料批發中心——永樂市場。門市很熱鬧，即便是週間的上班日，濃濃的台灣風情製品，也吸引了不少來自日本、香港等地的過路遊客專程造訪。
不過，沈奕妤卻不太願意強調「台灣製造」了。拿起一塊印上漁船和漁網圖樣的花布，沈奕妤向我解釋：「不要誤會，我們還是在台灣設計，在台灣生產，這依舊是不變的事實。『台灣製造』當然可以是品牌的一部份，但並非掛上『台灣製造』就一定是品質保證。」
她起身找來一個布包，指着拉鍊處問我：「你有注意到，這裏好像有點凹下去嗎？」
「確實有一點。」我這麼回答，雖然我一時並不覺得那是什麼顯眼的大問題。
「這就是關鍵了，它不應該出現這個狀況。國外的工廠可以把這個細節車得又直又平，但是我們合作的工廠卻告訴我辦不到，就算我願意支付兩倍的費用，他也不敢答應我。」沈奕妤憂慮地說：「問題就是，當品牌做得越來越大，客人越來越有要求時，這樣的小瑕疵，可能就會讓品牌無法繼續走下去。」
把整件事從頭思考一遍後，沈奕妤發現，問題出在她找不到規模剛剛好的代工廠，可以處理公司現在的需求。她接觸過的供應商，要不就是規模超大，什麼設備應有盡有，但只願意接受足夠大量的訂單；要不就是規模太小，雖然樂意接單，但技術和設備不夠齊全，許多環節無法盡善盡美。就像趨勢學家大前研一形容過的貧富兩極分化社會一樣，在沈奕妤看來，台灣的工廠世界，統計分佈上也越來越像一個兩頭凸起、中間凹陷的英文字母 M。
「這幾年，我看到台灣想要自創品牌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大家就像當年的我們一樣，只要找到願意配合的小工廠，多少有機會走過草創階段的艱辛。」沈奕妤有感而發：「可是下一個階段就不一樣了，小工廠的師傅們都老了，做了那麼多年也真的累了，當你開始想要升級、想要有更嚴格的品管時，他們已經跟不上了。每當設計師提出新的要求，十之八九都會得到一句：『做不到。』但我們不是技術底出身的人，根本不知道小工廠是真的做不到，還是沒有意願做。偏偏在這個缺工的年代，年輕品牌都不敢開罪工廠或師傅，最後只好摸摸鼻子遷就對方。」
沈奕妤把近來的體會貼上網絡，她寫道：「品牌絕對需要製造業的支撐，才有可能真正成長茁壯；白話一點說，只會設計，做不出東西來是沒有用的。但也正因為如此，台灣的製造業不正應該好好把握這前所未有的時機，與新創品牌們一起，重新再創造一波雙贏的高峰嗎？……悲觀一點說，如果台灣的製造端沒有把握住這個升級轉型的時機點，恐怕從此以後，歷史不會給第二次機會了。因為這一波好不容易突破沙地長出來的品牌之花，一旦無法吸收養分而枯萎，連種子都無法留下。」
這篇文章引起許多迴響，也有素昧平生的陌生網友，留言來給她打氣。但是其中只有一個人，讀完文章後特地買了車票從台南北上，只為了告訴沈奕妤，她碰到的難題不是沒有解方。
李小柏則知道，沈奕妤感受到的工廠 M 型化，有地理上的落差：設計師雲集的台灣北部，訂單多，有經驗的車縫業者少；本是成衣業重鎮的南部，卻仍有許多待過大型成衣工廠，底子真正紮實的車縫師傅，自從被資遣後，仍在等待時有時無的工作上門。
這個人是41歲的李小柏，台南原創帆布包品牌「廣富號」的創辦人。
和沈奕妤一樣，20年前，她也懷着販售自家設計衣服的簡單夢想，從台南起步。如今，台南最為人熟知的形象是觀光、美食以及濃郁的文青氣息，但是當年，它也曾經是發達的工商業城市，出口世界各地的紡織和成衣製造，是這裏的金牌營生。
「你可能難以想像，以前南區福吉街那一帶，曾經是整個里、每一戶人家都在從事成衣周邊產業。有人車縫、有人釘扣子、有人賣線、有人貼襯、有人印花、有人刺繡，每道工序都找得到專門的代工廠。」
「現在還有剩下一半嗎？」我問。
「錯了，你應該問，現在還有剩下百分之一嗎？」李小柏半年前才將工廠遷離原址，在她離開時，整條巷子只剩下一間從事網版印花的小工廠了。
創業頭幾年，李小柏的服飾事業經營得顛顛簸簸，店鋪以倒閉收場，她乾脆自己跳下來開了工廠，湊巧抓住了世紀之交的轉型契機，才又靠着專門承接少量多樣的訂單，勉強站穩了腳跟。
「你還記得以前流行過本土的潮牌服飾嗎？在我開起工廠後，這些人的訂單幫了我很多。全盛時期，我手頭上有十幾家主打潮牌服飾的客戶，前景看似大有可為，但是8、9年前開始，突然間，它們又一家接着一家倒閉了。」李小柏回憶道，「我想再等下去也不是辦法，我的客人都快被『快時尚』給打垮了，必須想個辦法讓工廠存活下去才行。」
李小柏想出的辦法，就是從成衣代工完全撤守，轉攻「快時尚」還沒有侵入的帆布包市場，最終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廣富號」。
李小柏曾經在海外參展的場合上，見過沈奕妤幾次。身為一名在工廠打滾近20年的經營者，她知道「印花樂」碰到的車縫瓶頸，僅僅是找錯工廠而已，專程北上，就是想告訴沈奕妤，至少在她的家鄉台南，仍有許多可以幫她解決問題的人。
此前，沈奕妤在北部找到5間微型工廠，能夠幫她將花布車縫成生活用品，但是這些工廠大多只有3、5個人，沒有自己的打版師、打樣師，而且業務種類極其龐雜，既要繡學號，又要車布包。李小柏則知道，沈奕妤感受到的工廠 M 型化，有地理上的落差：設計師雲集的台灣北部，訂單多，有經驗的車縫業者少；本是成衣業重鎮的南部，卻仍有許多待過大型成衣工廠，底子真正紮實的車縫師傅，自從被資遣後，仍在等待時有時無的工作上門。
「問題是我該怎樣找到那群人？」沈奕妤問。
「你要在報紙上登廣告，而且要登地區性報紙才有用。」李小柏說：「師傅們不會上人力銀行網站，但她們會看地方報紙上的徵才廣告。你只要在上頭註明『包包車縫外送』，就會有感興趣的阿姨找你聯絡，還會把自己的姐妹淘都拉來一塊幫忙，」就像某個地下結社的秘密聯絡管道似的，雖然老派，但是管用。
1987年是台灣政治史上關鍵的一年，國民政府解除了長達38載的戒嚴，鬆綁了政治結社和言論自由；但是這一年在台灣經濟史上的意義，同樣不遜於政治史：長期的外匯管制總算獲得鬆綁，企業主被允許轉赴海外投資。在這個背景之下，新台幣大幅升值，主攻外銷的台灣成衣業者，便趁着解嚴的機會，相繼出走薪資水平、匯率條件都更有利可圖的中國大陸和東南亞。
李小柏當年就是這樣找到黃春薇，台南數一數二經驗豐富的打樣師傅。
我在台南見到黃春薇時，52歲的她大病初癒，剛從鬼門關前走了一圈。 「一聽說我病好了，老闆馬上打電話來求救，說妳再不回來，我們這邊都亂成一團了。」黃春薇故意將嘴巴一噘，慢條斯理道：「我告訴她，你們亂成一團，是你們家的事，甘我什麼事啊。」說是這樣說，她還是很快回到這間讓她有點驕傲的工廠，繼續帶領一群和她相仿，平均年齡50歲以上的車縫師傅。
在「廣富號」的工廠裏，黃春薇除了是生產線上的組長，還是不可或缺的打樣師。這份工作必須在沒有現成樣品參考下，將打版師剪出來的布料裁片，以最經濟、省力的方式車縫起來，並且規劃出未來的量產流程。在成衣業裏，能夠擔任打樣師的人，往往都是同僚中縫紉技術最優秀者，縫製過女裝、童裝，也學過打版技巧，了解工廠完整需求的黃春薇，正是擔任這個角色的不二人選。
7年前，李小柏決定從成衣代工中抽身，將產能轉移到帆布包的生產之上。這是一個看似平凡，實則經過精密算計的決定。李小柏想過，台灣能夠生產帆布包的廠商並不多，市場空間還算大。帆布材質比一般布料更加厚重，使用的縫紉機、車縫技巧，和成衣不太相同；此外，這一類商品受到流行趨勢的干擾，相對也比時裝來得小，不用考慮太多關於款式、尺寸、換季的問題。
不過李小柏這個決定，卻苦了黃春薇，她雖然入行已久，但幾乎沒有車縫帆布包的經驗，這會兒要她從無到有，將設計師的圖稿化為實體，意味着許多技巧又得重新摸索。為此，黃春薇連續失眠了好幾個晚上，躺在床上只剩一個念頭翻來覆去：這塊布與那塊布，到底該怎麼拼接，才會縫起來既省力，看起來又美觀？
幾年過去，黃春薇已經走過剛開始的撞牆期，工廠以「廣富號」為名出品的帆布包，名氣超乎她的預期。黃春薇告訴我，每回看到店頭有帆布包被客人買走時，心裏便會浮現一個念頭：「嘿，你知道嗎？這個帆布包的第一件樣品，是從我手中做出來的呢！」
1980年代初，來自農村、國中剛畢業的黃春薇，迫不及待投入當時如日中天的成衣加工業。在她剛進入職場的前幾年，一切好得不像真的：受惠於里根政府（台譯雷根）的降稅和舉債，美國民間消費大爆發，讓台灣的外銷成衣廠，光是應付美國訂單就應接不暇；同時間，獲得政策扶植、方興未艾的電子加工廠，也開始和成衣廠爭搶越來越有限的年輕勞動力，一向被視為心細手巧的女性勞工，一時間因為供需失衡變得炙手可熱。
那時節，許多和黃春薇同時進入成衣廠的朋友，為了快速改善家境，在按件計酬、多勞多得的條件下，沒日沒夜地投入生產，她們無暇參加社交活動，就這麼獨身到了今天。
這一行並沒有應許她們一道職涯節節上升的階梯，彷彿一場第一幕就是高潮的戲劇，不到10年的光景，黃春薇依舊獨身的朋友們，和台灣的成衣業一同陷入越來越深的衰退泥沼，轉眼之間鬢髮已經霜白。
1987年是台灣政治史上關鍵的一年，國民政府解除了長達38載的戒嚴，鬆綁了政治結社和言論自由；但是這一年在台灣經濟史上的意義，同樣不遜於政治史：長期的外匯管制總算獲得鬆綁，企業主被允許轉赴海外投資。在這個背景之下，新台幣大幅升值，主攻外銷的台灣成衣業者，便趁着解嚴的機會，相繼出走薪資水平、匯率條件都更有利可圖的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強勢的新台幣，更是讓企業的海外投資，猶如老虎添了翅膀。
也是以1987年為分界點，台灣的成衣廠逐漸出現骨牌般的關門、倒閉潮，此後台灣社會風起雲湧的勞工運動，指標案件多半發生在紡織和成衣工廠。新光紡織、嘉隆成衣、聯福製衣、福昌紡織、東洋針織接連爆發的勞工抗爭，讓這段時期變成多事之秋。
李小柏偏偏在如此尷尬的1990年代，才進入了這一行，比起黃春薇整整晚了10多年。
這10多年的差距，有着很不同的意義。它一來意味着，李小柏連最好的80年代都沒經歷過，一入行就得在下坡中找出路；二來也意味着，遲早會有一個10年，她會失去這群師傅幫忙，得要自己一個人孤軍奮戰。黃春薇有時跟老闆開玩笑：「還好妳比我們年輕，一定會比我們晚退休，要是換成年邁的老闆，大家天天都得提心吊膽，不知道哪天又得重新找工作了。」
一例一休令成衣勞工鑽回微型空間工作
台灣能夠發展起紡織和成衣加工業，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紡織原料的棉花、毛料，以及合成人造纖維所需要的石油，台灣都無法大量生產，20世紀中葉前，原料和技術雙雙缺乏的台灣，在國際紡織品市場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但是二戰結束後，受惠於當年美、蘇冷戰的國際格局，台灣開始獲得美國援助的棉花原料，以及進口紡織機械所需的外匯融資，加上國共內戰後，許多原本在上海、山東等地的紡織廠將生產設備遷來台灣，加總起來，為台灣棉紡織業製造了快速發展的契機。緊接着，台灣在官方主導下，策略性建立起石化工業，讓島上也具備了生產人造纖維的條件。由於上游的抽紗、織布，都建立起生產規模，發展成衣工業以充分運用農村流出的勞動力，更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在歷史的巧合與捉弄之下，是來自中國、美國、日本，以及台灣本土既存的種種有利條件，令這座島嶼最終在眾多後進國家中脫穎而出，造就20世紀下半葉的驚人經濟成就。
戰後經濟奇蹟的年代已經遠去。到了21世紀初，台灣的成衣業一度出現回春契機，經歷1990年代的工廠外移潮，無論是政府或民間輿論，都口徑一致地強調起美學經濟和建立自有品牌的重要性。短短幾年間，台灣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設計科系、院所，服飾圈也陸續出現年輕人以「潮牌」或「文創」為名，創業販售自己設計的商品，摩拳擦掌準備建立起新世代的影響力。
那時節，還沒轉型的李小柏，便是眾多年輕品牌的生產後盾之一。雖然台灣本地車縫師傅老化、產線缺工的問題已經慢慢浮現，但要應付本土新銳設計師的需求，仍屬游刃有餘。不幸的是，這樣的產銷結構，還來不及穩穩地成熟茁壯，便又碰上另一場身不由己的外在衝擊。
2005年，調控全球紡織品貿易平衡30年的「多重纖維協議」（Multi-Fibre Arrangement）宣告落幕，要求世界各國必須撤除配額保護，好讓紡織和成衣市場，進入全面性的自由競爭。
在歷來的國際貿易談判中，吸納眾多就業人口的成衣業，往往是農業之外，最容易激發保護主義情緒的戰場。因此，在歐、美主導下，「多重纖維協議」長年以分配貿易額度的方式，限制特定國家能夠外銷的最大數量。對後起之秀中國大陸來說，「多重纖維協議」是一項綁手綁腳的規定，使它必須自我節制生產，不能毫無限度地破壞市場價格。反之，對歐、美各國來說，這等於間接保障了國內的就業機會，也讓一些勞力成本較高的生產地，比如台灣、南韓、香港、澳門，在獲配到的貿易額度內，仍可雨露均沾，有機會打進歐、美市場，也讓固守本土的成衣業者，留有最後一隅生存空間。
2005年之後，失去「多重纖維協議」約束的全球成衣生產鏈，加速集中到少數勞動成本較低的產地去。「快時尚」正是在這個機遇中崛起，一時風頭無量。
這些品牌之所以能夠「快」，是受惠於供應鏈管理更加集中，產品交期可以更加壓縮；之所以能夠平價，是因為全球市場益發通行無阻，累積起來的大量訂單，更能夠壓低平均生產成本，並讓負責代工的大型廠商，膽敢升級設備，提高生產效率。無怪向來讓人感覺過氣、技術門檻不如生技和半導體的成衣產業，會在過去10年造就出一名全球首富和一名日本首富。
與此同時，其他國家碩果僅存的成衣業勞工，生存空間則愈發狹隘。
一場午餐飯局上，在台南經營設計工作室的黃薇向我訴苦，自從一例一休政策上路，台南還殘存着的成衣廠，因為不堪成本超出負擔，又倒了大半，許多資深的女性勞工，未受保護先蒙損失。
台灣成衣業的利潤，因為國際競爭已經變得極其微薄，任何一點成本的增加，都可能讓工廠營運轉為赤字，老闆不敢再聘請任何員工。至於無法重新回到工廠體系的勞工，只好自己添購二手縫紉機，或是進入連工廠都算不上的微型家庭代工所，等着車縫案件自己找上門來，而且還得接受比從前更差的代工價格。
宛如一場弔詭的玩笑，當年在紡織、成衣業勞工的抗爭下，台灣補強了許多勞動法令的漏洞，結果多年過去後，許多仍在這行工作的中、老年勞工，卻被迫分散至更微型的空間——比如自己家裏面——在沒有公司勞、健保的保護下，靠着零星的外包車縫案件維生，早已不在修改後的法令保護之下了。
李小柏總是自信地說：「日本人不是很喜歡講『一生懸命』嗎？用拼到底的精神做好一件事。我覺得我們也要培養這樣的職人精神，不管經驗多老道，仍然要不斷精進，要求今天要比昨天更好。」
「台灣已經失去跟人家拼大量生產的機會了，沒有大量、穩定的訂單，哪個老闆敢投資大筆錢去更新設備、提高自動化程度？我們所剩無幾的出路之一，就是效法日本和義大利，走精緻化的路線。」
這是李小柏的理論。在她看來，台灣只剩一條路可以走：先拉高產品的精緻度，爭取願意花錢買品質的消費者，有了這群人的穩定支持，品牌經營者才有可能給予上游工廠更好、更穩定的合作條件，誘使他們同意升級機械設備、投資訓練更多新人，重新啟動良性循環。
比李小柏年輕近10歲的沈奕妤，在21世紀接受學院訓練，對美感和品牌價值比上一代更加敏銳，對自己也有同樣的期許。不過她出道之初，面對的是比李小柏創業時更低落的產業環境，不得不接受手上這副不好不壞的中庸牌卡，期待着在設計、精緻品牌上，努力開出新局。
在廣富號，李小柏曾經數次當着員工的面，把整批剛車縫好的成品丟進垃圾桶，理由可能只是某條線車歪了，或是布料上的十字織紋沒有對齊之類的小瑕疵。
「人的肉眼可以辨別的歪斜，大概0.1公分就看得出來，或許不是所有消費者都會注意這些細節，可是如果不在這些小地方用心，就沒辦法給人精緻的印象。」在公開場合，李小柏總是自信地說：「日本人不是很喜歡講『一生懸命』嗎？用拼到底的精神做好一件事。我覺得我們也要培養這樣的職人精神，不管經驗多老道，仍然要不斷精進，要求今天要比昨天更好。」
「廣富號」的確贏得了口碑，儘管許多客人慕名來到「廣富號」的門市，只是為了拍張照片上傳臉書，真的願意多花錢購買精緻產品的人並沒有想像中多。但李小柏依然有所收穫：「廣富號」收到越來越多來自異業品牌的代工邀約，有汽、機車廠商，有便利商店，也有電影公司。大家找上李小柏談合作，希望「廣富號」能幫它們製作帆布紀念商品，有些廠商甚至還會提出聯名請求，希望和「廣富號」強調做工細緻的名氣掛鉤在一起。
李小柏希望自己能在職人精神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只是偶爾，她還是會不小心洩露自己的徬徨。「我已經41歲了，20年來都泡在工廠裏面，一輩子只會這麼一件事……『一生懸命』算好事嗎？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只怕台灣沒有同樣的條件，無法像日本一樣養活那麼多老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