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貨殖列傳之三

「一生懸命」的職人精神,可能在台灣成衣製造業復現嗎?

李小柏和黃春薇在成衣製造的潮起潮落裏,闖出一條帆布包之路。比他們年輕的沈奕妤,則努力打好「台灣製造」這張牌。

紡織業興盛的時候撐起了當地的經濟,當時台南市南區有很多成衣加工廠,對傳統家庭來說,女性在家裡做代工或是到工廠上班也都是補貼家裡經濟的重要來源。
紡織業興盛的時候撐起了當地的經濟,當時台南市南區有很多成衣加工廠,對傳統家庭來說,女性在家裡做代工或是到工廠上班也都是補貼家裏經濟的重要來源。攝:YEH G.E/端傳媒

剛開始創業的前幾年,沈奕妤不太清楚自己在幹嘛。

她和高中美術班同學合作,想要創一個台灣設計、台灣製造的服飾品牌。她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夢想、規劃產品,但是到了實際量產時,卻不知道要到哪裏去找台灣的本地工廠。她們從 Google 開始,一家一家拜訪,靠着一個推薦另一個,才發現台灣有那麼多微型工廠,連 Google 都搜不到。

長時間摸不着門路的日子之後,32歲的今天,沈奕妤的公司已經成長到30多人,自有品牌「印花樂」如今已是小有名氣的生活雜貨品牌,賣抱枕、購物袋、筆電包、布料書衣等布製雜貨,其中尤以台灣八哥印花布和餐墊組合最為知名,一度還成為總統大選時的受邀紀念品。與品牌合作的工廠都在台灣本地,最遠也不超過車程6小時。這令她的新加坡朋友非常羨慕:對新加坡設計師來說,不出國就能找到代工廠,簡直是天方夜譚。這一點,也讓沈奕妤心存感恩:身在擁有製造業基礎的台灣,內需市場雖不大但也不小,創業者只要投以足夠努力,便有機會在初創階段活下來。

但最近2、3年,新的挑戰又出現:隨着品牌升級,代工廠的出貨品質,似乎已經跟不上需求了。

製造業應搭着新創品牌順風車再創高峰

我和沈奕妤約在台北大稻埕見面,她們公司的第一間門市就開在這裏,比鄰台灣最大的布料批發中心——永樂市場。門市很熱鬧,即便是週間的上班日,濃濃的台灣風情製品,也吸引了不少來自日本、香港等地的過路遊客專程造訪。

不過,沈奕妤卻不太願意強調「台灣製造」了。拿起一塊印上漁船和漁網圖樣的花布,沈奕妤向我解釋:「不要誤會,我們還是在台灣設計,在台灣生產,這依舊是不變的事實。『台灣製造』當然可以是品牌的一部份,但並非掛上『台灣製造』就一定是品質保證。」

她起身找來一個布包,指着拉鍊處問我:「你有注意到,這裏好像有點凹下去嗎?」

「確實有一點。」我這麼回答,雖然我一時並不覺得那是什麼顯眼的大問題。

「這就是關鍵了,它不應該出現這個狀況。國外的工廠可以把這個細節車得又直又平,但是我們合作的工廠卻告訴我辦不到,就算我願意支付兩倍的費用,他也不敢答應我。」沈奕妤憂慮地說:「問題就是,當品牌做得越來越大,客人越來越有要求時,這樣的小瑕疵,可能就會讓品牌無法繼續走下去。」

把整件事從頭思考一遍後,沈奕妤發現,問題出在她找不到規模剛剛好的代工廠,可以處理公司現在的需求。她接觸過的供應商,要不就是規模超大,什麼設備應有盡有,但只願意接受足夠大量的訂單;要不就是規模太小,雖然樂意接單,但技術和設備不夠齊全,許多環節無法盡善盡美。就像趨勢學家大前研一形容過的貧富兩極分化社會一樣,在沈奕妤看來,台灣的工廠世界,統計分佈上也越來越像一個兩頭凸起、中間凹陷的英文字母 M。

「這幾年,我看到台灣想要自創品牌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大家就像當年的我們一樣,只要找到願意配合的小工廠,多少有機會走過草創階段的艱辛。」沈奕妤有感而發:「可是下一個階段就不一樣了,小工廠的師傅們都老了,做了那麼多年也真的累了,當你開始想要升級、想要有更嚴格的品管時,他們已經跟不上了。每當設計師提出新的要求,十之八九都會得到一句:『做不到。』但我們不是技術底出身的人,根本不知道小工廠是真的做不到,還是沒有意願做。偏偏在這個缺工的年代,年輕品牌都不敢開罪工廠或師傅,最後只好摸摸鼻子遷就對方。」

沈奕妤把近來的體會貼上網絡,她寫道:「品牌絕對需要製造業的支撐,才有可能真正成長茁壯;白話一點說,只會設計,做不出東西來是沒有用的。但也正因為如此,台灣的製造業不正應該好好把握這前所未有的時機,與新創品牌們一起,重新再創造一波雙贏的高峰嗎?……悲觀一點說,如果台灣的製造端沒有把握住這個升級轉型的時機點,恐怕從此以後,歷史不會給第二次機會了。因為這一波好不容易突破沙地長出來的品牌之花,一旦無法吸收養分而枯萎,連種子都無法留下。」

這篇文章引起許多迴響,也有素昧平生的陌生網友,留言來給她打氣。但是其中只有一個人,讀完文章後特地買了車票從台南北上,只為了告訴沈奕妤,她碰到的難題不是沒有解方。

李小柏則知道,沈奕妤感受到的工廠 M 型化,有地理上的落差:設計師雲集的台灣北部,訂單多,有經驗的車縫業者少;本是成衣業重鎮的南部,卻仍有許多待過大型成衣工廠,底子真正紮實的車縫師傅,自從被資遣後,仍在等待時有時無的工作上門。

這個人是41歲的李小柏,台南原創帆布包品牌「廣富號」的創辦人。

廣富號老闆李小柏認為紡織業為了只有兩種路,一種就是自己做品牌,另一種就是做高技術與高品質。
廣富號老闆李小柏認為紡織業為了只有兩種路,一種就是自己做品牌,另一種就是做高技術與高品質。攝:YEH G.E/端傳媒

和沈奕妤一樣,20年前,她也懷着販售自家設計衣服的簡單夢想,從台南起步。如今,台南最為人熟知的形象是觀光、美食以及濃郁的文青氣息,但是當年,它也曾經是發達的工商業城市,出口世界各地的紡織和成衣製造,是這裏的金牌營生。

「你可能難以想像,以前南區福吉街那一帶,曾經是整個里、每一戶人家都在從事成衣周邊產業。有人車縫、有人釘扣子、有人賣線、有人貼襯、有人印花、有人刺繡,每道工序都找得到專門的代工廠。」

「現在還有剩下一半嗎?」我問。

「錯了,你應該問,現在還有剩下百分之一嗎?」李小柏半年前才將工廠遷離原址,在她離開時,整條巷子只剩下一間從事網版印花的小工廠了。

創業頭幾年,李小柏的服飾事業經營得顛顛簸簸,店鋪以倒閉收場,她乾脆自己跳下來開了工廠,湊巧抓住了世紀之交的轉型契機,才又靠着專門承接少量多樣的訂單,勉強站穩了腳跟。

「你還記得以前流行過本土的潮牌服飾嗎?在我開起工廠後,這些人的訂單幫了我很多。全盛時期,我手頭上有十幾家主打潮牌服飾的客戶,前景看似大有可為,但是8、9年前開始,突然間,它們又一家接着一家倒閉了。」李小柏回憶道,「我想再等下去也不是辦法,我的客人都快被『快時尚』給打垮了,必須想個辦法讓工廠存活下去才行。」

李小柏想出的辦法,就是從成衣代工完全撤守,轉攻「快時尚」還沒有侵入的帆布包市場,最終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廣富號」。

李小柏曾經在海外參展的場合上,見過沈奕妤幾次。身為一名在工廠打滾近20年的經營者,她知道「印花樂」碰到的車縫瓶頸,僅僅是找錯工廠而已,專程北上,就是想告訴沈奕妤,至少在她的家鄉台南,仍有許多可以幫她解決問題的人。

此前,沈奕妤在北部找到5間微型工廠,能夠幫她將花布車縫成生活用品,但是這些工廠大多只有3、5個人,沒有自己的打版師、打樣師,而且業務種類極其龐雜,既要繡學號,又要車布包。李小柏則知道,沈奕妤感受到的工廠 M 型化,有地理上的落差:設計師雲集的台灣北部,訂單多,有經驗的車縫業者少;本是成衣業重鎮的南部,卻仍有許多待過大型成衣工廠,底子真正紮實的車縫師傅,自從被資遣後,仍在等待時有時無的工作上門。

「問題是我該怎樣找到那群人?」沈奕妤問。

「你要在報紙上登廣告,而且要登地區性報紙才有用。」李小柏說:「師傅們不會上人力銀行網站,但她們會看地方報紙上的徵才廣告。你只要在上頭註明『包包車縫外送』,就會有感興趣的阿姨找你聯絡,還會把自己的姐妹淘都拉來一塊幫忙,」就像某個地下結社的秘密聯絡管道似的,雖然老派,但是管用。

1987年是台灣政治史上關鍵的一年,國民政府解除了長達38載的戒嚴,鬆綁了政治結社和言論自由;但是這一年在台灣經濟史上的意義,同樣不遜於政治史:長期的外匯管制總算獲得鬆綁,企業主被允許轉赴海外投資。在這個背景之下,新台幣大幅升值,主攻外銷的台灣成衣業者,便趁着解嚴的機會,相繼出走薪資水平、匯率條件都更有利可圖的中國大陸和東南亞。

李小柏當年就是這樣找到黃春薇,台南數一數二經驗豐富的打樣師傅。

我在台南見到黃春薇時,52歲的她大病初癒,剛從鬼門關前走了一圈。 「一聽說我病好了,老闆馬上打電話來求救,說妳再不回來,我們這邊都亂成一團了。」黃春薇故意將嘴巴一噘,慢條斯理道:「我告訴她,你們亂成一團,是你們家的事,甘我什麼事啊。」說是這樣說,她還是很快回到這間讓她有點驕傲的工廠,繼續帶領一群和她相仿,平均年齡50歲以上的車縫師傅。

在「廣富號」的工廠裏,黃春薇除了是生產線上的組長,還是不可或缺的打樣師。這份工作必須在沒有現成樣品參考下,將打版師剪出來的布料裁片,以最經濟、省力的方式車縫起來,並且規劃出未來的量產流程。在成衣業裏,能夠擔任打樣師的人,往往都是同僚中縫紉技術最優秀者,縫製過女裝、童裝,也學過打版技巧,了解工廠完整需求的黃春薇,正是擔任這個角色的不二人選。

7年前,李小柏決定從成衣代工中抽身,將產能轉移到帆布包的生產之上。這是一個看似平凡,實則經過精密算計的決定。李小柏想過,台灣能夠生產帆布包的廠商並不多,市場空間還算大。帆布材質比一般布料更加厚重,使用的縫紉機、車縫技巧,和成衣不太相同;此外,這一類商品受到流行趨勢的干擾,相對也比時裝來得小,不用考慮太多關於款式、尺寸、換季的問題。

一向被視為心細手巧的女性勞工,於1980年代初紡織業旺盛時因為供需失衡而變得炙手可熱。
一向被視為心細手巧的女性勞工,於1980年代初紡織業旺盛時因為供需失衡而變得炙手可熱。攝:YEH G.E/端傳媒

不過李小柏這個決定,卻苦了黃春薇,她雖然入行已久,但幾乎沒有車縫帆布包的經驗,這會兒要她從無到有,將設計師的圖稿化為實體,意味着許多技巧又得重新摸索。為此,黃春薇連續失眠了好幾個晚上,躺在床上只剩一個念頭翻來覆去:這塊布與那塊布,到底該怎麼拼接,才會縫起來既省力,看起來又美觀?

幾年過去,黃春薇已經走過剛開始的撞牆期,工廠以「廣富號」為名出品的帆布包,名氣超乎她的預期。黃春薇告訴我,每回看到店頭有帆布包被客人買走時,心裏便會浮現一個念頭:「嘿,你知道嗎?這個帆布包的第一件樣品,是從我手中做出來的呢!」

1980年代初,來自農村、國中剛畢業的黃春薇,迫不及待投入當時如日中天的成衣加工業。在她剛進入職場的前幾年,一切好得不像真的:受惠於里根政府(台譯雷根)的降稅和舉債,美國民間消費大爆發,讓台灣的外銷成衣廠,光是應付美國訂單就應接不暇;同時間,獲得政策扶植、方興未艾的電子加工廠,也開始和成衣廠爭搶越來越有限的年輕勞動力,一向被視為心細手巧的女性勞工,一時間因為供需失衡變得炙手可熱。

那時節,許多和黃春薇同時進入成衣廠的朋友,為了快速改善家境,在按件計酬、多勞多得的條件下,沒日沒夜地投入生產,她們無暇參加社交活動,就這麼獨身到了今天。

這一行並沒有應許她們一道職涯節節上升的階梯,彷彿一場第一幕就是高潮的戲劇,不到10年的光景,黃春薇依舊獨身的朋友們,和台灣的成衣業一同陷入越來越深的衰退泥沼,轉眼之間鬢髮已經霜白。

1987年是台灣政治史上關鍵的一年,國民政府解除了長達38載的戒嚴,鬆綁了政治結社和言論自由;但是這一年在台灣經濟史上的意義,同樣不遜於政治史:長期的外匯管制總算獲得鬆綁,企業主被允許轉赴海外投資。在這個背景之下,新台幣大幅升值,主攻外銷的台灣成衣業者,便趁着解嚴的機會,相繼出走薪資水平、匯率條件都更有利可圖的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強勢的新台幣,更是讓企業的海外投資,猶如老虎添了翅膀。

也是以1987年為分界點,台灣的成衣廠逐漸出現骨牌般的關門、倒閉潮,此後台灣社會風起雲湧的勞工運動,指標案件多半發生在紡織和成衣工廠。新光紡織、嘉隆成衣、聯福製衣、福昌紡織、東洋針織接連爆發的勞工抗爭,讓這段時期變成多事之秋。

李小柏偏偏在如此尷尬的1990年代,才進入了這一行,比起黃春薇整整晚了10多年。

這10多年的差距,有着很不同的意義。它一來意味着,李小柏連最好的80年代都沒經歷過,一入行就得在下坡中找出路;二來也意味着,遲早會有一個10年,她會失去這群師傅幫忙,得要自己一個人孤軍奮戰。黃春薇有時跟老闆開玩笑:「還好妳比我們年輕,一定會比我們晚退休,要是換成年邁的老闆,大家天天都得提心吊膽,不知道哪天又得重新找工作了。」

一例一休令成衣勞工鑽回微型空間工作

台灣能夠發展起紡織和成衣加工業,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早期紡織業興盛時,台南有上萬家紡織廠,如今所剩無幾。
早期紡織業興盛時,台南有上萬家紡織廠,如今所剩無幾。攝:YEH G.E/端傳媒

紡織原料的棉花、毛料,以及合成人造纖維所需要的石油,台灣都無法大量生產,20世紀中葉前,原料和技術雙雙缺乏的台灣,在國際紡織品市場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但是二戰結束後,受惠於當年美、蘇冷戰的國際格局,台灣開始獲得美國援助的棉花原料,以及進口紡織機械所需的外匯融資,加上國共內戰後,許多原本在上海、山東等地的紡織廠將生產設備遷來台灣,加總起來,為台灣棉紡織業製造了快速發展的契機。緊接着,台灣在官方主導下,策略性建立起石化工業,讓島上也具備了生產人造纖維的條件。由於上游的抽紗、織布,都建立起生產規模,發展成衣工業以充分運用農村流出的勞動力,更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在歷史的巧合與捉弄之下,是來自中國、美國、日本,以及台灣本土既存的種種有利條件,令這座島嶼最終在眾多後進國家中脫穎而出,造就20世紀下半葉的驚人經濟成就。

戰後經濟奇蹟的年代已經遠去。到了21世紀初,台灣的成衣業一度出現回春契機,經歷1990年代的工廠外移潮,無論是政府或民間輿論,都口徑一致地強調起美學經濟和建立自有品牌的重要性。短短幾年間,台灣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設計科系、院所,服飾圈也陸續出現年輕人以「潮牌」或「文創」為名,創業販售自己設計的商品,摩拳擦掌準備建立起新世代的影響力。

那時節,還沒轉型的李小柏,便是眾多年輕品牌的生產後盾之一。雖然台灣本地車縫師傅老化、產線缺工的問題已經慢慢浮現,但要應付本土新銳設計師的需求,仍屬游刃有餘。不幸的是,這樣的產銷結構,還來不及穩穩地成熟茁壯,便又碰上另一場身不由己的外在衝擊。

2005年,調控全球紡織品貿易平衡30年的「多重纖維協議」(Multi-Fibre Arrangement)宣告落幕,要求世界各國必須撤除配額保護,好讓紡織和成衣市場,進入全面性的自由競爭。

在歷來的國際貿易談判中,吸納眾多就業人口的成衣業,往往是農業之外,最容易激發保護主義情緒的戰場。因此,在歐、美主導下,「多重纖維協議」長年以分配貿易額度的方式,限制特定國家能夠外銷的最大數量。對後起之秀中國大陸來說,「多重纖維協議」是一項綁手綁腳的規定,使它必須自我節制生產,不能毫無限度地破壞市場價格。反之,對歐、美各國來說,這等於間接保障了國內的就業機會,也讓一些勞力成本較高的生產地,比如台灣、南韓、香港、澳門,在獲配到的貿易額度內,仍可雨露均沾,有機會打進歐、美市場,也讓固守本土的成衣業者,留有最後一隅生存空間。

2005年之後,失去「多重纖維協議」約束的全球成衣生產鏈,加速集中到少數勞動成本較低的產地去。「快時尚」正是在這個機遇中崛起,一時風頭無量。

這些品牌之所以能夠「快」,是受惠於供應鏈管理更加集中,產品交期可以更加壓縮;之所以能夠平價,是因為全球市場益發通行無阻,累積起來的大量訂單,更能夠壓低平均生產成本,並讓負責代工的大型廠商,膽敢升級設備,提高生產效率。無怪向來讓人感覺過氣、技術門檻不如生技和半導體的成衣產業,會在過去10年造就出一名全球首富和一名日本首富。

與此同時,其他國家碩果僅存的成衣業勞工,生存空間則愈發狹隘。

一場午餐飯局上,在台南經營設計工作室的黃薇向我訴苦,自從一例一休政策上路,台南還殘存着的成衣廠,因為不堪成本超出負擔,又倒了大半,許多資深的女性勞工,未受保護先蒙損失。

台南一間去年剛倒閉的童裝廠廠址正在招租。
台南一間去年剛倒閉的童裝廠廠址正在招租。攝:YEH G.E/端傳媒

台灣成衣業的利潤,因為國際競爭已經變得極其微薄,任何一點成本的增加,都可能讓工廠營運轉為赤字,老闆不敢再聘請任何員工。至於無法重新回到工廠體系的勞工,只好自己添購二手縫紉機,或是進入連工廠都算不上的微型家庭代工所,等着車縫案件自己找上門來,而且還得接受比從前更差的代工價格。

宛如一場弔詭的玩笑,當年在紡織、成衣業勞工的抗爭下,台灣補強了許多勞動法令的漏洞,結果多年過去後,許多仍在這行工作的中、老年勞工,卻被迫分散至更微型的空間——比如自己家裏面——在沒有公司勞、健保的保護下,靠着零星的外包車縫案件維生,早已不在修改後的法令保護之下了。

李小柏總是自信地說:「日本人不是很喜歡講『一生懸命』嗎?用拼到底的精神做好一件事。我覺得我們也要培養這樣的職人精神,不管經驗多老道,仍然要不斷精進,要求今天要比昨天更好。」

「台灣已經失去跟人家拼大量生產的機會了,沒有大量、穩定的訂單,哪個老闆敢投資大筆錢去更新設備、提高自動化程度?我們所剩無幾的出路之一,就是效法日本和義大利,走精緻化的路線。」

這是李小柏的理論。在她看來,台灣只剩一條路可以走:先拉高產品的精緻度,爭取願意花錢買品質的消費者,有了這群人的穩定支持,品牌經營者才有可能給予上游工廠更好、更穩定的合作條件,誘使他們同意升級機械設備、投資訓練更多新人,重新啟動良性循環。

比李小柏年輕近10歲的沈奕妤,在21世紀接受學院訓練,對美感和品牌價值比上一代更加敏銳,對自己也有同樣的期許。不過她出道之初,面對的是比李小柏創業時更低落的產業環境,不得不接受手上這副不好不壞的中庸牌卡,期待着在設計、精緻品牌上,努力開出新局。

在廣富號,李小柏曾經數次當着員工的面,把整批剛車縫好的成品丟進垃圾桶,理由可能只是某條線車歪了,或是布料上的十字織紋沒有對齊之類的小瑕疵。

「人的肉眼可以辨別的歪斜,大概0.1公分就看得出來,或許不是所有消費者都會注意這些細節,可是如果不在這些小地方用心,就沒辦法給人精緻的印象。」在公開場合,李小柏總是自信地說:「日本人不是很喜歡講『一生懸命』嗎?用拼到底的精神做好一件事。我覺得我們也要培養這樣的職人精神,不管經驗多老道,仍然要不斷精進,要求今天要比昨天更好。」

「廣富號」的確贏得了口碑,儘管許多客人慕名來到「廣富號」的門市,只是為了拍張照片上傳臉書,真的願意多花錢購買精緻產品的人並沒有想像中多。但李小柏依然有所收穫:「廣富號」收到越來越多來自異業品牌的代工邀約,有汽、機車廠商,有便利商店,也有電影公司。大家找上李小柏談合作,希望「廣富號」能幫它們製作帆布紀念商品,有些廠商甚至還會提出聯名請求,希望和「廣富號」強調做工細緻的名氣掛鉤在一起。

李小柏希望自己能在職人精神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只是偶爾,她還是會不小心洩露自己的徬徨。「我已經41歲了,20年來都泡在工廠裏面,一輩子只會這麼一件事……『一生懸命』算好事嗎?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只怕台灣沒有同樣的條件,無法像日本一樣養活那麼多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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