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物體探測技術、人工智能聯動系統、模擬生物小型飛行器，都是在現代戰爭中佔有重要地位的防禦、偵查課題。就在今年，這些科研項目將在日本的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中進行公開招募。
2016年12月22日，安倍政權在國會上通過了2017年度的預算案。主管日本國防事務的防衞省宣布，將繼續實行「安全保障技術研究推進制度」（下文簡稱為「推進制度」），提供豐厚的科研經費公開招募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進行防衞裝備廳指定的國防技術相關科研項目。
今年是該推進制度實施的第三年，投入的科研經費預算總額將達110億日元，遠遠高於2016年的6億撥款。而初次實施該制度的2015年，經費只有3億。僅僅3年時間防衞省的科研經費就翻了三十多倍，從個位數躍進為三位數。
消息一出，持反對態度的學者主導民間組織「軍學共同反對聯絡會」，立刻發表了抗議聲明，稱「這項偏重軍事的預算案會將日本推向軍事國家的發展道路，是企圖進行武器出口的安倍經濟學戰略中的一環。容忍該預算案不僅會動搖日本和平發展的根基，還將推進軍產學（軍事、產業、學術）複合體的形成，從而摧毀科研領域的自由風氣。」
曾在帕格沃什科學與世界事務會議（曾獲1995年諾貝爾和平獎）擔任評議員的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小沼通二指出，推進制度是開發武器的起步階段，一旦染指就會陷入軍事協作的陷阱裏不能自拔，最後失去獨立自主的科學家立場。
日本學界的反戰傳統
雖然軍事研究在其他國家看似稀鬆平常，但在日本始終是一個極其敏感的話題。二戰期間，大量科研人員被捲入武器研發製造中，成為侵略戰爭的幫兇。出於對軍國主義的反思，有「科學界的國會」之稱的自然科學學者自治組織「日本學術會議」,曾於1950年和1967年兩度發表聲明：「絕不從事以戰爭為目的的科學研究」，和軍事劃清了界限.除了明確反戰立場之外，也是科學界維護學術獨立自由的一個象徵。
但隨着二戰變成歷史名詞，離普通人的生活愈發遙遠而陌生，同時科研領域軍用和民用之間的區別逐漸模糊，軍事研究開始浸滲到大學的科研當中。2008年，防衞省開始和東京工業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等知名院校締結「技術交流」關係。如果說技術交流還勉強維持着大學科研一線和軍事研究涇渭分明的名聲的話，那麼2015年推進制度的公開實施可以說標誌着日本軍事研究的徹底解禁。
推進制度自實施以來，不斷遭到左翼學者的批判和抵制。不少學者表示「絕不從事和戰爭沾邊的殺人研究」，強調「沒有和平利用哲學的科學堪稱兇器」。不少大學以整個大學的名義表明堅持「軍學分離」的立場。
例如，廣島大學以「作為從原子彈爆炸後的廢墟中復興的大學，絕不進行以戰爭為目的的科學研究」為理由表示不會應徵。
「既然防衞省有使用武器的可能，就不應該參與。」廣島大學副校長吉田總仁表達對推進制度的看法時說。
新瀉大學在大學行為指導中追加「不進行以軍事為目的的研究」。關西大學、法政大學等私立大學也表示不允許自己學校的科研人員應徵防衞省的推進制度……
2015年3月日本全國公務員勞動組合聯合會對國立研究機構科研從業人員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64%的科研人員認為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進行軍事研究」。今年3月，日本共同社以95所大學為對象實施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四成大學表示不會參與軍事研究。在洶湧的反對聲中，防衞省的推進制度在學界推進的並不順利，去年僅有44個科研小組（其中23個來自大學）應徵。
對推進制度表示贊同的學者則將這種反對的聲音揶揄為一提軍事就反應過度的「軍事過敏」，強調防衞技術研究並不等於武器研究，更不會徑直導致戰爭。呼籲各大學「給科研人員最大限度的自由」，一味的禁止才是對學術自由的干涉，妨礙日本科技進步。
日本學術會議的現任會長大西隆表示：「應該容許大學進行符合自衞隊活動目的的基礎研究。」 大西會長現任日本豐橋技術科學大學的校長，該校加藤亮教授主持的課題「開發超高吸附性聚合體納米纖維有害氣體吸附材料」曾於2015年獲得推進制度的研究經費。
國際局勢平添不安定感 「防衞」成合理訴求
為了打消科研人員疑慮，防衞裝備廳強調製度以保護國家安全防衞為目的，而不是為了發動戰爭。設置的科研項目也均為小型飛行器、防毒材料等偵查防衞方面的技術。
日本與中韓俄之間因領土問題摩擦不斷、風雲難料的北韓核問題，蔓延全球的恐怖主義……與周邊國家關係惡化，國際局勢的不穩定讓日本社會陷入一種關乎安危的不安情緒中。這種社會氛圍映襯下，「防衞」顯得十分合理而有意義。拓殖大學海外事情研究所所長安全保障專家川上高司在接受保守派媒體《產經新聞》採訪時呼籲「學術界必須順應國民意識和輿論的變化」，不應談軍色變，過度反應。
與此同時，防衞省承諾原則上允許將研究成果對外公開，只不過「如果研究進行期間公開時，需事先將公開內容告知防衞省」。研究結束後科研人員可自由公開「研究成果書上記載的內容」，同時保證學者擁有相應的知識產權。
「不會限制公開，不會向科研人員提供機密，不會將研究內容設為機密，防衞省職員不會干預研究」等條目用紅色醒目字體登載在推進制度的官方首頁上，竭力地試圖證明防衞省的研究與一般研究一樣公開透明。
對於防衞省給出的兩顆「定心丸」，日本著名天文物理學家、軍學共同反對聯絡會代表池內了教授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表示,那不過是防衞省的花言巧語，並不可信。
池內教授認為推進制度不是孤立成立的，是安倍政權一系列保守政策的一環。
「『原則上』這樣的用詞太模糊了，那實際上呢？如果真的能保證公開又何必加上原則上三個字？而且需要提前告知防衞省，想要做到實際上的審查太容易不過了。同時，軍事研究深入下去必然會涉及到所謂的國家機密，到時候可以拿秘密保護法來制約科學家，公開終將成為空談。」
「保護國家安全」成萬能護身符
2015年12月，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成立「特定秘密保護法」，防止國家機密泄露。今年3月，規定犯罪策劃準備階段即可進行逮捕的「恐怖襲擊等組織準備罪」已經送交國會審理……這一系列法律都打着「保護國家安全」的旗號，在使用範圍和遣詞造句不夠嚴謹的質疑聲中強行推進，引發了不少人對於日本國家權力膨脹，民主空間將不斷受到壓縮的擔憂。
池內教授認為國家安全並不需要軍隊來維護，「反恐事務並不需要軍隊來主持，警察和國安部門已經足夠。日本根本沒有必要參與國際上的軍備競賽。國家安全不過是煽動人們的不安情緒以謀取開發軍備正當性的藉口罷了。」
「一個科研項目所耗經費少則百萬，多則上億，」在某研究所從事生物科研的博士研究員上村對應徵者的選擇表示理解,「想要維持科研順利進行，第一步就是要有足夠的資金支持。我想應徵也是無奈之舉吧。」
他所在的科研項目每年都要耗去超過1億日元，最近他剛剛經手購入一種化學制劑就花去約20萬日元。而他也曾親眼見證過有研究室因為中途經費不足最終不得不解散，使得研究半途而廢。「科研所需的經費絕不是個人能夠承擔的。若是經濟好的時候，沒準還可以指望大企業的資助，但現如今恐怕只能依靠政府了。」上村慶幸自己所在項目有穩定的經費來源，不需要糾結推進制度的善惡。
第2次安倍政權成立以後，連續五年增加防衞預算。在2017年的預算案中，防衞預算高達5.1兆日元，這是日本防衞預算首次超過5兆，比2016年增加1.4%。相對地，日本科研經費卻逐漸遞減，國立大學運營費撥款在過去11年間削減了近1500億。
北海道大學計劃到2021年為止，削減相當於205名教授薪水的人事費用，東北大學解僱了3200名臨時僱員……去年文部科學省對200所大學進行的有關科研經費的問卷調查顯示：有約六成科研人員一年的個人研究經費不滿50萬日元，八成不滿80萬日元，只有一成科研人員表示科研經費較十年前有所增加，而表示有所減少的人則超過四成。
獲得2016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大隅良典教授就曾在表達獲獎喜悅的同時，對現在日本科研所面臨的經濟困境表示擔憂：「如今大學運營費撥款越來越少，科研人員必須自己去競爭科研經費，如此一來難免會急功近利，看起來沒什麼用的基礎研究難以贏得經費，年輕科研人員大量流失」。去年11月舉行的國會審議質詢會議上，共產黨議員宮本徹提出「應當立刻取消這種將大學捲入軍事研究的制度，要是拿得出110億日元的預算，就應該實實在在地拿來支持大學的自由研究。」
「這就相當於日本政府在對科研人員進行經濟性徵兵」，池內教授將這種通過預算上的政策傾斜迫使科研人員不得不依賴防衞省的科研經費的策略稱為「經濟性徵兵制度」。
「在一般科研經費遭到嚴重削減的情況下，很難保證那些缺乏經費支持的研究者不會病急亂投醫，無奈之下去應徵防衞省的研究經費。」池內教授對此深表憂慮。
4月14日，日本學術會議召開新年度的總會，發布了對於軍事研究所採取態度的官方新聲明。新聲明延續了前兩次聲明的立場，重申「科研人員不應從事以軍事為目的的研究」。但與此同時，聲明稱「希望各個大學自行制定相關制度，判斷與軍事安全保障相關的研究是否違規」，將具體情況交由各個大學自行判斷，這使聲明的權威性和影響力顯得模糊與空洞。
5月底截止報名的防衞省推進制度仍在招募中，應募的情況尚不可知。面對科研經費不斷縮水的現實，大學與軍事研究的關係今後何去何從難以預測。
「期待日本政府來維護日本大學自由反戰的立場是不現實的，」池內教授將希望寄託於科研人員的自律，「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呼籲更多的人不要去申請推進制度的科研經費，僅此而已。」
学界内部不是顽石一块
传统也是可以创新的，再经过一段时间就又是传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