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50年前的5月，香港發生了一場為時8個月，出現逾千個真菠蘿（土製炸彈）、造成51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近二千人被檢控、受影響人數以萬計的左派暴動，一直被認為是香港戰後歷史走向的分水嶺。50年後的今天，官方依然諱莫如深，民間各方則竭力尋找當年的資料和親歷者，當中有人希望獲得平反，有人希望還原真相，有人希望對抗遺忘……六七暴動研究者、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將一連三天，於《端傳媒》分析六七暴動中的英方因素，為歷史補遺。
六七暴動，是香港本地左派力量的總動員。當年「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就是由差不多所有左派組織的頭面人物傾巢而出，走到前台而組成的。 六七暴動對愛國力量的其中一個傷害， 就是把自己的底牌全無保留地揭了出來。資深的愛國人士吳康民便曾批評，這場鬥爭令很多低調地從事群眾工作的左派人士也要粉墨登場，暴露了身份。但暴動之後，這些「左仔」卻為社會主流所排斥孤立，這對之後數十年愛國力量的發展，有着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
不過，無論如何，六七暴動期間左派有力與港英周旋超過半年，反映出他們在1960年代中期，已擁有一個相當雄厚的社會基礎。這一方面是中共在香港數十年苦心經營的成果，但港英長期以來對民生困苦的漠視態度，也為左派勢力提供了一個有利於擴張勢力的空間。
中共自建黨以來，一直利用香港作為一個重要據點，以逃避國民政府的迫害，並乘機擴展勢力。港英政府對共產黨在港的活動自然全面警惕，但究竟中共有多大實力，始終沒有很準確的掌握。但1948年政治部在一次行動中，卻搜獲一份本地左派組織文件，揭示出中共在港的完整架構。
從這個組織圖可以看到，中共在解放前已在香港建立了一個整全的社會網絡。而政治部根據這份搜獲的文件，亦整理出中共在文教界的實力分布：緊密控制的學校有43間、成功滲透的學校有82間，直接擁有報章有6份、出版社11個與印刷廠8間，另外也控制了23個文藝團體。而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於1948年在港成立，亦令港英更加不安。這個擁有35個屬會、會員數目近三萬的組織的出現，象徵着左派在港實力已經甚具規模。港英面對這些發展，自然如坐針氈。這種焦慮，充分反映於英方官員間的對話中。1948年11月，港督葛量洪對當時形勢，便有以下判斷：
「在香港的共產黨及左派分子近來表現興奮，行為也日見張揚。他們已不太在意要掩飾身份，而對學校的滲透亦不斷提高。有證據顯示，不少老師向學生灌輸共產主義思想，並鼓勵他們返回中國去參與游擊隊，以抵抗南京政府。」（註一）
對此，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約瑟鍾斯（Arthur Creech Jones）也對局勢作出了最壞打算：
「我們相信，假如共產黨可以成功在長江以南發動攻擊，將會為香港帶來新一輪的難民潮，這些人當中大有可能會夾雜不少共產黨員及已向中共投降的武裝分子；工聯會亦有可能會因而受到鼓舞，從而發動局部或全港性公共服務行業罷工，並會以其他破壞秩序行動以作配合。」（註二）
港英政府面對這些挑戰，作了多手準備。作為最壞打算，它積極草擬了撤退計劃，詳細列出優先撤走的重要人員名單、集合地點等全面流程。同時，港英政府也進行了大量法律修訂，試圖全面收窄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空間。例如《教育（修訂）條例》，便賦予港督會同行政局封閉學校、解僱老師以至禁止任何人從事教學工作的權力。1949年2月，港府便曾以此例關閉達德書院。港府又加強對社會團體的控制，要求所有社團必須註冊登記，並禁止它們與外國政黨有任何聯繫。市民的示威、集會、罷工等權利，亦同時受到更多限制。也從這個時候開始，每名香港市民都獲發一張身份證，以加強社會控制。總而言之，在上世紀40年代末期，港英面對中共的威脅，處於全面戒備狀態，絕對不敢掉以輕心。
港英長期漠視華人社會苦況
對港英來說，可幸的是，解放軍在1949年並沒有操過羅湖橋，而中共建政後也繼續容忍英國在港的殖民統治。但是，中共在港的勢力在往後十多年，不斷擴張。到了六七暴動前夕，它的實力較諸40年代時，又進入了另一個新台階。這種快速擴張，當然與中共成功的滲透部署和龐大的資金投入有關。但更重要是，這也與港英長期以來對華人社會和民生苦況的冷漠態度，有着莫大的關係。
對於英國政府，香港的價值從來不在於它的天然資源，當年這個人跡稀少的漁村，本來就沒有什麼具價值的礦藏物產或者稀有農產品。這個殖民地的作用，純粹在於它的地理位置，可以作為英國人進入中國市場的中途站和跳板，也方便各國商人在此以英式法律處理各種合約程序和糾紛仲裁。因此，英國並沒有需要如在其他殖民地般，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建立一個龐大的管治機器和積極介入當地社會，以便榨取當地天然資源。
所以，英國在香港開埠以來的基本態度，就是只求維持基本管治和盡量避免干預華人社會生活。為數甚少的英國人生活在這個言語不通、文化迥異的殖民地當中，大致以一種自我隔離的狀態生存，華洋社會間的交往，亦因此相當有限。事實上，港英政府也對華人領袖的忠誠，抱有懷疑。蔡榮芬教授便對這個現象有過如下分析：
「香港殖民地的處境，令到本地精英領袖陷入了一種錯綜複雜、模稜兩可的關係網絡之中。香港地理位置鄰近中國大陸，兩者有密切的社會、經濟以及血緣聯繫，使到在殖民地生活的華人暴露於大陸官員的影響和控制中。廣州政府和港英當局，同時要求這些華人領袖效忠。這些本地精英，必須同時討好兩個主人，所以總是左右為難，但這卻無礙他們藉此從中取利的意圖。」（註三）
上述種種原因，令港英無意介入華人社會。所以開埠早期，殖民地政府對賭博和吸毒這些社會歪風愛理不理，而長期以來也沒有拿出決心去根治貪污問題，因為它相信這些都是根深蒂固的中國人「文化傳統」，不應由外來政權插手管理。這種心態，也充分反映在福利及社會政策上。一直到二次大戰前，本地人的社會支援，幾乎處於一種近乎自給自足的狀態，又或者只能依靠教會、慈善團體如東華三院、保良局等予以救濟。宗親會、同鄉會也成為不少初來甫到的人的救生圈。
二戰後港英對增加福利開支猶豫
港英這種對華人社會愛理不理的態度，到了二次大戰後，已經難以維持。戰時香港淪陷、英國人落荒而逃的場面打破了「白人優越」的神話，英國人在重光後需要有所作為，去挽回港人對它的信心。同時，戰後的十多年，也出現了一個重大挑戰，令它不得不反思政府的角色。香港的人口，從1945年的六十餘萬，在短短的20年間，暴升到約三百五十萬。大量的人口湧入，令原本已捉襟見肘的社會服務更受壓力，市民生活也變得更加困苦。
然而，港英卻並未有馬上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其中一個原因，是財政負擔的考慮。因為維持收支平衡，是它減低倫敦對港干預的重要手段。事實上，港英在這方面一直表現卓越，在戰後很快便恢復財政平衡，也對倫敦沒有太大的財政依賴。亦因為這個原因，倫敦後來也停止對殖民地的財政預算事前審批的要求。
港英對增加福利開支猶豫不決，還有另一個中國因素的考慮。戰後香港人口的暴漲，有相當部分是淪陷時逃到內地避難的人回流和後來的自然增長，但更多的是要逃避大陸政治混亂而跑到香港的難民。中國50年代的大躍進和之後的三年饑荒，促成了這種逃亡潮。港英的考慮是，假如自己投放更多資源去改善福利，一來這個恐怕是無底深潭，更重要的是這可能會反過來吸引更多大陸人跳過來，令問題更加惡化。所以思前想後，即使港英在50年代末期在社會政策上已明白實在非改不可，自己也開始在醫療服務、教育、社工培訓、房屋等範疇上展開了各種政策討論和諮詢，但總體來說，港英在社會福利開支的態度始終拖拖拉拉，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困苦。市民的怨氣，亦逐漸轉化為各種反社會行為。據警方的數字，在1961至1966年間，罪案數字便增加了超過三分之一。而在青年人中，「飛仔」等流氓鬧事的問題亦日益嚴重。
左派乘機在文教媒體界發展
這種公共服務供求嚴重失衡的狀態，卻為左派組織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發展機會。左派的資源和實力，當然無法完全滿足低下階層的所有生活要求，但在個別範疇例如文教界方面，它卻能充分把握機會，大大發展了自己的網絡和勢力。60年代中期香港的人口結構，對教育機會需求甚殷。據1961年的人口統計，當年310萬人口中，有41%為15歲以下，但港英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卻遠遠無法滿足要求。
在圖二清楚看到，在六七暴動前夕，近半的中小學生就讀於私校，而這種情況，在中學就更加普遍。政府資助的學額不足總數三分之一。而這些私校之中，相當數目為左派開辦。按政府的估計，1962年時就讀於左派學校的學生人數為15,169人，但這個數字只反映那些在有正式登記註冊的學校的學生人數，但當年左派組織同時經營五百多間設備簡陋沒有註冊的「天台學校」。所以在左派網絡就讀的學生人數，肯定遠超過這個數字。六七暴動期間，參與抗爭的大多為十多歲的年輕人，左派在學校的成功滲透，便為1967年的抗爭提供了一個相當豐厚的人力基礎。
在其他文教界範疇上，左派也同樣擁有可觀的實力。六七暴動前夕，直接由左派控制的報章便有9份，每日發行二十多萬份，佔當時全港報章總數的16%。當中以《新晚報》發行量最高，每日出紙六萬份。左派在電影界也是中流砥柱，長城、鳳凰和新聯三間公司表現卓越，在1950至1966年間便製作了262部電影。從數量上來看，以當年每年有200部電影上映的情況，「長鳳新」的製作數量也許不是特別出眾，但它們卻有不少賣座電影，例如香港開埠以來首部票房過百萬的電影《金鷹》，便是它們的出品。這種種跡象說明，在六七年前夕，左派已在社會上有廣泛的社會網絡，絕對有能力給予港英種種麻煩。
結語
六七暴動當然與文化大革命有莫大關係，但沒有中共在港的長期經營，沒有左派組織經年累月的深耕細作，愛國力量也無法有足夠群眾力量與港英周旋到底。所謂「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由此至終不單是指北京對香港主權問題暫且不表，放在一旁，而是同時配合在這個殖民地的全方位滲透和擴張的部署。
然而，中共在港得以成功快速擴張，其實與港英政府對本地社會介入程度處於一種零和關係。港英政府在香港開埠早期以華洋分隔自我隔離的態度去面對本地社會，處處擺出一副冷漠抽離的姿態。到了戰後，雖然心態上略有調整，但始終沒有下定決心以更積極的態度去解決民生困苦。這場疏離的官民關係，正好讓善於群眾工作的左派組織乘虛而入，建立群眾關係。這種聯繫，既有民族認同和共產黨黨工善於販賣的溫情關愛的感情因素，也有實實在在的物質支援。對當年很多活於社會低下階層的人來說，與左派組織的關聯，既是一種人際網絡，也是一張安全網。
六七暴動爆發時，左派便徹徹底底地把這股潛藏已久的實力來個總動員，全力去衝擊殖民政府。
六七暴動中的英方因素系列 ：三之一
（葉健民，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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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C0537 / 3732 （11/11/1948）
註二：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C0537 / 2774 （19/11/1948）
註三：Jung-fang Tsai (1993)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頁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