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司律:以和解重建舊日香港共識政治,緣木求魚

民主黨派先後把和解寄望在曾俊華和林鄭月娥身上,甚至出現選前為哄抬曾俊華而狠批林鄭,到選後卻一反此前論調為林鄭疑中留情,前後反覆,不惜一切。


香港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表示因未夠深思熟慮,決定收回有關對佔中參與者和濫權警察同時特赦的爭議言論。
香港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表示因未夠深思熟慮,決定收回有關對佔中參與者和濫權警察同時特赦的爭議言論。攝:端傳媒攝影組

日前,香港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經過不到24小時的爭議,決定收回建議特首同時特赦佔中參與者和濫權警察的爭議言論,並為未夠深思熟慮而致歉;隨後,這個建議也惹來梁振英討口舌之便,指自己也曾考慮過特赦,只是為免影響司法體系運作而未有落實,更進一步將胡志偉的和解建議,打擊為無視司法獨立的政治動作。無論如何,這個建議都成了政治上敗筆之舉。這個建議屬一時口快,抑或計算之中,局外人無從斷定,但無可否認的是,這種不惜尋求和解的論調,並不是什麼個別偶發的事件。

在3月28日,即特首選舉後數日,有民主黨派議員經已表示要以疑中留情角度觀察林鄭月娥;而其後數日,也有消息指民主派暫時應採取對林鄭月娥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寄望能夠與林鄭月娥採取較為軟化的相處關係,可謂早有鋪排。

期盼重建「良性互動」的邏輯

然而,尋求和解,跨越社會撕裂的講法,本身也不是針對林鄭月娥而提出的,在特首競逐期間的倒數階段,民主派議員曾聯署一份公開聲明,指林鄭月娥並不是一個能夠溝通的人物;而在特首競逐中,另一位候選人曾俊華則正好是以跨黨派支持為主打基調,而及後民主黨派也為了阻止林鄭當選,而影響民主派的選委將手中的票數,全數投放在支持曾俊華之上,可惜不足影響大局,無功而還。

民主黨派先後把和解寄望在曾俊華和林鄭月娥身上,甚至出現選前為哄抬曾俊華而狠批林鄭,到選後卻一反此前論調為林鄭疑中留情,前後反覆,不惜一切。如此渴求重新出現朝野間的「良性互動」,只為避免過往五年梁振英治下的經歷重演。梁振英管治香港最為爭議之處,在於他前所未有地令以往香港所仰賴的制度優勢,包括尊重程序、尊重制度、尊重廉潔的工具理性全盤衝擊破壞。

把香港時鐘撥回梁振英執政之前,無疑成為了相當部分民主黨派的最主要訴求。而當中,主流的民主黨派對新的政治局面,進退失據:一方面未能在理性管治的思維下,分享到「成功爭取」的政策成果;另一方面,面臨政治矛盾激化,主流民主派以外的政治勢力,包括自決派和本土派日漸冒起,亦令傳統民主黨派再也未能必然地全盤取得市民的支持。

以往民主黨派能有成果,或許有賴舊日的行政立法關係,或是親北京政團和民主黨派的關係,能夠留有未至趕盡殺絕的空間——官員或許願意為了政策以較高票數通過而作出些許讓步,以顯示政策有更大認受,又或者顯示政府有能力取得社會共識;立法會內,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人選,在親北京政團主導並且全票選出的情況下,也能網開一面,分予民主黨派成員出任某些位置。這些成功的經驗讓他們仍然期望,新一任特首能夠維持理性管治的目標,在香港的諮詢組織和公營機構的管治架構中,委任即使是少數的民主黨派成員,以「盡量發聲」;以至,不會作出橫蠻無理又踰矩的舉動,包括不會隨便提出司法覆核,企圖剝奪民選議員的議席,令民主黨派所僅餘而賴以延續的政治舞台,不至被消失。

沒錯,相比梁振英在行政機關和諮詢架構中任人唯親,打擊在野黨派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以提請釋法來凌駕香港的司法系統決定。舊日重視理性、共識的管治機制,的確較為理想。然而,這套理性共識的管治機制,根本是昔日港英政府為求平穩管治,在無法實踐民主政制底下,取代在香港建立自治問責政府的手法,本質上就是延緩政治上的民主訴求而塑造的,這與民主黨派一直所爭取的民主目標其實背道而馳。

中國銳意全盤控制香港

同時,現實上中國與香港的關係和結構性條件,根本再也不容今時今日的政圈,重建這套舊日共識政治模式。

現時中國對香港所施加的政治管制和經濟壓力,包括阻止香港實行真正普選、中資大舉進軍香港的經濟版圖,無疑是確保香港在政治和經濟的環節都由中國全盤控制,防止這個國際城市失去控制。在這個目標上,全盤掌控遠較政通人和為之重要,舊日殖民地解決管治問題的治理模式自然過時,更遑論讓香港人掌握自己的民主和自治步伐,實踐過渡期間對香港社會的種種允諾。民主黨派寄望管治模式能夠回到從前,無疑是緣木求魚。

在未來,我們只會看到,在中國對港控制日趨強硬的情況下,香港的社會狀況也隨之而崩壞,城市空間會被加劇發展,種種基建和規劃會出台以配合中國和香港既得利益者的發展和經濟利益,而為了安撫本地的統治盟友,包括商界、鄉紳等等,基層市民的利益都會成為可以讓渡的籌碼,市民的生活會蒙受更大的壓力。香港的民主黨派又如何要求北京和統治盟友放棄自身利益和權力,去施行改善社會的政策?又或者即使爭取到部分成果,有如止痛藥般紓解市民不滿,這種寄望對方留手的態度,又對改變香港的處境有什麼幫助?

歷史上,在半民主議會和不民主政府體制的管治下,由於政治主導權不在議會上的民主黨派手上,而是由圍繞統治者的親信內閣,或排拒政黨政治的官僚內閣所掌管,致使民主黨派會不自覺地尋求被動的角色以求存續,包括了一次大戰前的德國,自由派政治人物無法打敗俾斯麥建立的政治體制,以致被社會學家韋伯批評,各個政黨發展出的是「無為的意志」,仰仗朝廷政策,領導人也無法突破「圈禁的存活」死拖拉活下去;而日本更有專門的術語「政治提攜」,來描述大正民主前,國會內的政黨與藩閥和官僚分享權力,但又無法真正藉民意而成為政權體系核心的狀態。

前車可鑑,香港的民主黨派既然無法突破這種被動的身位,也不能藉此來達致民主的目標,更可能在寄望和解、在政治環境中使用大量和解的語言同時,令香港社會蒙受更大的傷害,就應該正視控制為主線的政治現實,貫徹在野黨的角色,接受長年在野下,只能在制度內監察政府,在制度外透過宣傳加強市民的意識;而非盲目追求與當權者探戈。否則為求北京配合而作出無底線的政治和解,只會讓政治對手看扁,同時也出醜於社會大眾面前。

(鄭司律,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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