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文化觀察

林真宇:花椒軍曹五十年,披頭四在印度、蒙古、香港與台灣

披頭四是此地一個港口城市從衰敗的經濟裏嘗試振作的希望;也是他方一場革命之後對於自由追求的象徵。


《花椒軍曹與寂寞芳心俱樂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海報。
《花椒軍曹與寂寞芳心俱樂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海報。攝:Don Emmert/AFP

1967年6月,紅遍大西洋兩端、巡演足跡遠達日本和菲律賓的四個小夥子,發行了石破天驚、野心勃勃的專輯《花椒軍曹與寂寞芳心俱樂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前無古人的錄音技術與豐富層疊的樂聲,除了成為英國史上第三暢銷的專輯,也成了了那年夏天不滅的註腳。巡演不斷的他們,似乎也夢想卸下「披頭四」這個沉重的名號,於是他們在專輯的第一首歌就高唱:

We're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We hope you will enjoy the show

We're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Sit back and let the evening go

1967年6月,在屬於反戰青年、嬉皮花朵的愛之夏(Summer of Love)中,他們不只是披頭四,也是花椒軍曹與寂寞芳心俱樂部。

今年2017年,距離專輯發行後50年,此刻我們活在一個熱愛把搖滾樂蛛絲馬跡放進博物館的時代。慶祝愛之夏50年(50 Years of Summer of Love)的種種盛況、皇家交響樂團的紀念音樂會票早已售罄、披頭四特別企劃一樁又一樁。總之,我們無所不用其極地期盼披頭四繼續用各種形象活着,在每個具有意義的年份和 Ringo Starr 與 Paul McCartney 合作;也藉機召喚着 John Lennon 和 George Harrison 已自由的魂魄。

其實關於 Penny Lane 和草莓園的搖滾傳說,樂迷們早已滾瓜爛熟。利物浦忙着捕捉觀光客的凝視,讓城市的觀光和文化遺產,隨着披頭四不朽,但音樂是否真由一座城市裝載?關於披頭四的傳說和想像,跨越了西方城市的邊界,會是什麼樣?

往世界的另一端走走,到亞洲看看;不再有新作但活在人們想像中的披頭四,曾受到怎樣的激盪,又用各種面貌漫遊穿梭了哪些地方......

孟買,那把西塔琴

George Harrison 是最年輕的披頭,也是照片裏老是看起來有點羞澀的吉他手。當披頭四於1960年移居到德國漢堡表演試身手,他才17歲。在倫敦,他結識了由印度孟買移民的藝術家Anyana Angadi 和其英格蘭裔妻子 Patricia Angadi 所成立的音樂 Asian Music Circle (AMC),也因之結識當時已在歐洲巡演的西塔琴大師 Ravi Shanker。

George Harisson 很執着,他拜Ravi Shanker為師,開始學習西塔琴,而在花椒軍曹專輯裏的Within You Without You一曲中,印度音樂的元素融入了這張巨作。究竟是哪些樂人為這首歌演奏錄音有好長的時間是一個謎。華麗的唱片封面封底沒有解答。

AMC創辦人之子,曾見證 George Harrison 在家裏的客廳穿梭。他告訴我,當時倫敦蓬勃的藝術圈裏,每個人似乎有長短不一的「印度時期」。正如披頭四的團員,儘管當時都開始接觸靈性教導、修練瑜珈,對於印度音樂的好奇則有不同深淺。在一個反思人性價值、擁抱革命性愛與花朵的年代,反叛的青年們對現狀產生懷疑,轉而嚮往前殖民地印度的文化和信仰,彷彿那是一個截然不同、不需物質,全因靈性追求而飽足的國度。

在想像和LSD(迷幻藥)催化的視線裏,想望的色彩永遠鮮豔濃烈。許多當時的文化菁英失望地發現,在親身拜訪印度之後,發現原來當地也有乞討者、希望從觀光客身上得到好處的小販,和貧窮 。

花椒軍曹本是一張突破各種格局限制的專輯,而 Within You Without You,讓西塔琴(Sitar)、塔姆布拉(Tambura)、塔布拉(Tabla)等印度傳統樂器的聲音,在樂句之間流向當時和現今的披頭迷;證明了披頭四不只唱利物浦的港口,也唱孟買的街道。從當時聽眾的追求期待中不難發現:大英帝國的餘暉之下,英國人對印度仍有多少浪漫不實甚至東方主義式的想像。

在不同世代抵達英國的印巴離散社群,有些因為殖民地政府、有些因為英國有更好的生活機會,不早不晚地帶着他們的音樂,抵達了英國, 到現在還在彈着、唱着、創新着。他們雖不一定是超脫俗世的修行者,但所貢獻的肯定不只是瑜珈,或者被稱為英國國菜的 Chicken Masala(印度瑪莎拉雞)

烏蘭巴托,披頭四廣場

在蒙古的首都烏蘭巴托有一座披頭四廣場。四位搖滾樂手的雕像,不辭辛勞地杵立在車水馬龍的市中心,倚靠在一面磚牆上。而磚牆的背面,有另一位不具名的吉他手的雕像,而他身後有一扇緊閉的窗戶。

1991年的蒙古,正從蒙古人民共和國跨入蒙古國。歷史的關頭,一場場和平的抗議運動、廣場上的絕食者,帶着這國度不回頭地背向蘇維埃,迎向民主多黨政治。

過去,搖滾樂曾被禁止,因這些震耳欲聾的樂音代表了西方敵對的、資產階級腐化的意識形態。但凡被禁的,人們似乎更發頑強地窺探。在蒙古搖滾樂的紀錄片《 Live From UB》裏,議員Oyungerel Tsedevdamba 曾在俄羅斯和美國接受教育,今日政壇中流砥柱的她,至今仍把音樂當作當年重要的政治啟蒙。她回憶小時候曾同一群孩子聚集在校長的子女家裏,取出一台唱機,聽西洋音樂。當時校長的家,恐怕也有一扇緊閉的窗戶?畢竟聽音樂,是多麼禁忌但又神聖的儀式。

在烏蘭巴托的披頭四廣場,全球化帶着樂音和思潮穿越邊境。昔日對言論和資本主義建立的高牆,如今變成披頭四的磚牆。時空的交錯,讓「英美流行搖滾樂,帶來單向的同質化侵略」諸如此類的批評,顯得有些陳舊。利物浦的小伙子,不同於烏蘭巴托的披頭四。音樂隨着路徑,產生在地的意義。烏蘭巴托的披頭四,彷彿象徵對民主自由的追求。

如費斯克(Fiske) 所說,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無可避免是工業化的、也是物質的。但唱片身為商品,不減其製造、再造意義並產生愉悅的可能性。人們享受着別人製造的商品,不代表他們不能創造屬於自己的文化。 也許披頭四自己也沒想過吧,他們在烏蘭巴托的廣場上守護着行人來去匆匆,在四個雕像的軀殼裏頭不朽。

香港,達明一派31派對

《花椒軍曹與寂寞芳心俱樂部》的獨具一格,不只在於音樂,封面設計也別具意義。這張製作費用高於當時業界標準35倍的封面,由 Peter Blake 和 Jan Haworth 設計。

披頭四4人身穿彩色軍服、帶點嬉皮氣息、留着鬍子、手拿樂器,被他們的朋友、前輩、帶來啟發的人物所圍繞:從馬克斯、美國詩人艾倫坡、歌手巴布迪倫、到瑪麗蓮夢露,這張專輯封面非比尋常地熱鬧。封面下方的紅花排出 Beatles 字樣,而正中央的大鼓上寫着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他們顯然對於只有封面的華麗感到不滿足,將之延伸至當時業界通常以功能性居重而少考慮設計的環節,例如唱片封套與封底。他們也史無前例的把歌詞全都印在封面內頁,一口氣把音樂、文字、圖像,一點都不少地裝進唱片裏。

2017年,由香港樂人劉以達和黃耀明組成的達明一派,舉行成團31年的演唱會。黃耀明一向對香港種種社會現象直言不諱。他對2014雨傘運動的公開支持,也傳出成為中國大陸當局敏感的對象。這場《達明三一》派對的宣傳海報,向披頭四的Sgt. Pepper專輯致敬。身穿軍服的變成達明二人,被他們選出對香港過去30年有重大影響的人物環繞。

只是,達明的海報剛上架不久,便傳出被下架的新聞。黃耀明指出,儘管這張海報向報社買了圖像版權,但是其中的藝人因為畏懼在中國大陸的工作被影響,終究市場這隻「無形的手」使之下架。唱片公司的要求是否本於保護藝人肖像權仍有疑論,但黃耀明感嘆:在恐懼之下,「跟這張海報一樣,這個城市的很多人與事亦將會快速被消失」

時光倒回50年前,當時的披頭四和設計師 Peter Blake 也曾為了這張封面傷透了腦筋。他們一個一個徵求仍在世的封面人物許可。因避免踩到基督教會敏感神經而不放上耶穌、擔心印度市場不願上架而撤下甘地人像、美國影星Leo Gorcey要求極高的版權費,而最終沒有登上這熱烈的封面派對。

儘管披頭四有種種考量,小心避開地雷, 《花椒軍曹》象徵1967的浪漫反抗,仍是設下超高規格的大器之作,但誰又說沒有任何妥協掙扎?好在這些掙扎會留下痕跡,讓後人還能瞻望。

達明的下架海報,如暮鼓晨鐘。儘管時代的氣候不斷轉變, 50年後的我們,無論是心照不宣還是居安思危,仍有所畏。

達明的海報剛上架不久,便傳出被下架的新聞。
達明的海報剛上架不久,便傳出被下架的新聞。網上圖片

台北,五月天的七號公園

剛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園慶祝成軍20年的五月天,從來不曾掩飾對披頭四的喜愛和種種嚮往投射。他們說想成為華人的披頭四、想和披頭四一樣出10張(實體)專輯、貝斯手瑪莎為披頭四在台北策展,他們甚至把披頭四主唱 John Lennon 唱到歌《約翰藍儂》(2004)裏:

「一顆紅豆 為何 想單挑這宇宙

都要 怪你 在我心中播了種

一把 吉他 就想對抗萬千炮火」

《披頭時代 (The Beatles:Eight Days A Week )》裏,記錄了1960年間披頭們大量演出,在各地造成轟動,這預示了往後搖滾樂迷的瘋狂崇拜。而這個時代的五月天,在英美的媒體,留下「華人披頭四」的篇幅。從台灣每次未演先轟動的搶票攻防戰,一路唱到倫敦溫布利體育館和紐約麥迪遜花園。在遙遠城市開唱的時候,場地的周遭總會突然成為黑頭髮黃皮膚人們的集散處,成為和當地社會比例迥異的小小平行宇宙。

音樂文化的流動多向,但不代表全球音樂產業結構均衡發展、勢均力敵。五月天的演唱會,總是不厭其煩地在大螢幕上打出歌詞,而透過這隱蔽的語言,正如班乃迪克・安德森寫道,「想像出一個團契的群體」,夢想着未來,也恢復着過往。儘管移入社會(host society)的主流族群,大多不知情、也不介意這體育館裏的人為何瘋狂,但全球新興的演唱會經濟,亦步亦趨地跟着離散人群的足跡。

全球化與在地化,其實在五月天的故事裏肩並肩。隨着年月,他們漸漸也在許多地方留下傳說,包含今天的七號(大安)公園。這些有形無形的「文化遺產」,也許有一天,也會變成眾多樂迷和策展人呼喊、追隨、召喚的對象。也許今日的利物浦,會是明日的台北。當未來音樂轉變成沒有重量和外殼的數位檔案,我們要把什麼樣的音樂故事放進博物館裏面?五月天自己也唱着:

「在我的時代 還有唱片行

如同博物館 裝滿了希望

披頭與槍花 愛情和憂傷

永遠驕傲 高唱」

他們永遠驕傲地高唱,但聽的人流動、顛覆、成長。於是,披頭四啟發五月天,五月天聽披頭四且唱着關於披頭四的歌。有些聽眾因為聽着五月天,而聽見了披頭四,五月天的披頭四。

剛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園(曾經的七號公園)慶祝成軍二十年的五月天,從來不曾掩飾對披頭四的喜愛和種種嚮往投射。
剛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園(曾經的七號公園)慶祝成軍二十年的五月天,從來不曾掩飾對披頭四的喜愛和種種嚮往投射。圖:五月天官方 Facebook

誰的披頭四?

披頭究竟是誰的披頭?能夠代表誰的文化?當我們急着把他們放進利物浦洞穴俱樂部(The Cavern Club)展覽櫃裏,不妨想想,披頭四在過去50年,還不知不覺去了多少另類的地方。在跟隨他們之時,不要忘記世界上其它的角落,有些音樂用不同形式被聆聽着。

《花椒軍曹》50年後的今天,他們仍是披頭四,但也可以是我、是你、是花椒軍曹與寂寞芳心俱樂部。是「此地」一個港口城市從衰敗的經濟裏嘗試振作的希望;也是「他方」一場革命之後對於自由追求的象徵。2017年,披頭四是誰的披頭四?就像是《花椒軍曹》的封面一樣,回答這個問題的,本該是充滿形形色色的臉孔;而問題的答案,本該眾聲喧嘩、百花齊放。

( 林真宇,英國利物浦大學流行音樂中心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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