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紅遍大西洋兩端、巡演足跡遠達日本和菲律賓的四個小夥子，發行了石破天驚、野心勃勃的專輯《花椒軍曹與寂寞芳心俱樂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前無古人的錄音技術與豐富層疊的樂聲，除了成為英國史上第三暢銷的專輯，也成了了那年夏天不滅的註腳。巡演不斷的他們，似乎也夢想卸下「披頭四」這個沉重的名號，於是他們在專輯的第一首歌就高唱：
We're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We hope you will enjoy the show
We're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Sit back and let the evening go
1967年6月，在屬於反戰青年、嬉皮花朵的愛之夏（Summer of Love）中，他們不只是披頭四，也是花椒軍曹與寂寞芳心俱樂部。
今年2017年，距離專輯發行後50年，此刻我們活在一個熱愛把搖滾樂蛛絲馬跡放進博物館的時代。慶祝愛之夏50年（50 Years of Summer of Love）的種種盛況、皇家交響樂團的紀念音樂會票早已售罄、披頭四特別企劃一樁又一樁。總之，我們無所不用其極地期盼披頭四繼續用各種形象活着，在每個具有意義的年份和 Ringo Starr 與 Paul McCartney 合作；也藉機召喚着 John Lennon 和 George Harrison 已自由的魂魄。
其實關於 Penny Lane 和草莓園的搖滾傳說，樂迷們早已滾瓜爛熟。利物浦忙着捕捉觀光客的凝視，讓城市的觀光和文化遺產，隨着披頭四不朽，但音樂是否真由一座城市裝載？關於披頭四的傳說和想像，跨越了西方城市的邊界，會是什麼樣？
往世界的另一端走走，到亞洲看看；不再有新作但活在人們想像中的披頭四，曾受到怎樣的激盪，又用各種面貌漫遊穿梭了哪些地方......
孟買，那把西塔琴
George Harrison 是最年輕的披頭，也是照片裏老是看起來有點羞澀的吉他手。當披頭四於1960年移居到德國漢堡表演試身手，他才17歲。在倫敦，他結識了由印度孟買移民的藝術家Anyana Angadi 和其英格蘭裔妻子 Patricia Angadi 所成立的音樂 Asian Music Circle （AMC），也因之結識當時已在歐洲巡演的西塔琴大師 Ravi Shanker。
George Harisson 很執着，他拜Ravi Shanker為師，開始學習西塔琴，而在花椒軍曹專輯裏的Within You Without You一曲中，印度音樂的元素融入了這張巨作。究竟是哪些樂人為這首歌演奏錄音有好長的時間是一個謎。華麗的唱片封面封底沒有解答。
AMC創辦人之子，曾見證 George Harrison 在家裏的客廳穿梭。他告訴我，當時倫敦蓬勃的藝術圈裏，每個人似乎有長短不一的「印度時期」。正如披頭四的團員，儘管當時都開始接觸靈性教導、修練瑜珈，對於印度音樂的好奇則有不同深淺。在一個反思人性價值、擁抱革命性愛與花朵的年代，反叛的青年們對現狀產生懷疑，轉而嚮往前殖民地印度的文化和信仰，彷彿那是一個截然不同、不需物質，全因靈性追求而飽足的國度。
在想像和LSD（迷幻藥）催化的視線裏，想望的色彩永遠鮮豔濃烈。許多當時的文化菁英失望地發現，在親身拜訪印度之後，發現原來當地也有乞討者、希望從觀光客身上得到好處的小販，和貧窮 。
花椒軍曹本是一張突破各種格局限制的專輯，而 Within You Without You，讓西塔琴（Sitar）、塔姆布拉（Tambura）、塔布拉（Tabla）等印度傳統樂器的聲音，在樂句之間流向當時和現今的披頭迷；證明了披頭四不只唱利物浦的港口，也唱孟買的街道。從當時聽眾的追求期待中不難發現：大英帝國的餘暉之下，英國人對印度仍有多少浪漫不實甚至東方主義式的想像。
在不同世代抵達英國的印巴離散社群，有些因為殖民地政府、有些因為英國有更好的生活機會，不早不晚地帶着他們的音樂，抵達了英國， 到現在還在彈着、唱着、創新着。他們雖不一定是超脫俗世的修行者，但所貢獻的肯定不只是瑜珈，或者被稱為英國國菜的 Chicken Masala（印度瑪莎拉雞）。
烏蘭巴托，披頭四廣場
在蒙古的首都烏蘭巴托有一座披頭四廣場。四位搖滾樂手的雕像，不辭辛勞地杵立在車水馬龍的市中心，倚靠在一面磚牆上。而磚牆的背面，有另一位不具名的吉他手的雕像，而他身後有一扇緊閉的窗戶。
1991年的蒙古，正從蒙古人民共和國跨入蒙古國。歷史的關頭，一場場和平的抗議運動、廣場上的絕食者，帶着這國度不回頭地背向蘇維埃，迎向民主多黨政治。
過去，搖滾樂曾被禁止，因這些震耳欲聾的樂音代表了西方敵對的、資產階級腐化的意識形態。但凡被禁的，人們似乎更發頑強地窺探。在蒙古搖滾樂的紀錄片《 Live From UB》裏，議員Oyungerel Tsedevdamba 曾在俄羅斯和美國接受教育，今日政壇中流砥柱的她，至今仍把音樂當作當年重要的政治啟蒙。她回憶小時候曾同一群孩子聚集在校長的子女家裏，取出一台唱機，聽西洋音樂。當時校長的家，恐怕也有一扇緊閉的窗戶？畢竟聽音樂，是多麼禁忌但又神聖的儀式。
在烏蘭巴托的披頭四廣場，全球化帶着樂音和思潮穿越邊境。昔日對言論和資本主義建立的高牆，如今變成披頭四的磚牆。時空的交錯，讓「英美流行搖滾樂，帶來單向的同質化侵略」諸如此類的批評，顯得有些陳舊。利物浦的小伙子，不同於烏蘭巴托的披頭四。音樂隨着路徑，產生在地的意義。烏蘭巴托的披頭四，彷彿象徵對民主自由的追求。
如費斯克（Fiske） 所說，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無可避免是工業化的、也是物質的。但唱片身為商品，不減其製造、再造意義並產生愉悅的可能性。人們享受着別人製造的商品，不代表他們不能創造屬於自己的文化。 也許披頭四自己也沒想過吧，他們在烏蘭巴托的廣場上守護着行人來去匆匆，在四個雕像的軀殼裏頭不朽。
香港，達明一派31派對
《花椒軍曹與寂寞芳心俱樂部》的獨具一格，不只在於音樂，封面設計也別具意義。這張製作費用高於當時業界標準35倍的封面，由 Peter Blake 和 Jan Haworth 設計。
披頭四4人身穿彩色軍服、帶點嬉皮氣息、留着鬍子、手拿樂器，被他們的朋友、前輩、帶來啟發的人物所圍繞：從馬克斯、美國詩人艾倫坡、歌手巴布迪倫、到瑪麗蓮夢露，這張專輯封面非比尋常地熱鬧。封面下方的紅花排出 Beatles 字樣，而正中央的大鼓上寫着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他們顯然對於只有封面的華麗感到不滿足，將之延伸至當時業界通常以功能性居重而少考慮設計的環節，例如唱片封套與封底。他們也史無前例的把歌詞全都印在封面內頁，一口氣把音樂、文字、圖像，一點都不少地裝進唱片裏。
2017年，由香港樂人劉以達和黃耀明組成的達明一派，舉行成團31年的演唱會。黃耀明一向對香港種種社會現象直言不諱。他對2014雨傘運動的公開支持，也傳出成為中國大陸當局敏感的對象。這場《達明三一》派對的宣傳海報，向披頭四的Sgt. Pepper專輯致敬。身穿軍服的變成達明二人，被他們選出對香港過去30年有重大影響的人物環繞。
只是，達明的海報剛上架不久，便傳出被下架的新聞。黃耀明指出，儘管這張海報向報社買了圖像版權，但是其中的藝人因為畏懼在中國大陸的工作被影響，終究市場這隻「無形的手」使之下架。唱片公司的要求是否本於保護藝人肖像權仍有疑論，但黃耀明感嘆：在恐懼之下，「跟這張海報一樣，這個城市的很多人與事亦將會快速被消失」。
時光倒回50年前，當時的披頭四和設計師 Peter Blake 也曾為了這張封面傷透了腦筋。他們一個一個徵求仍在世的封面人物許可。因避免踩到基督教會敏感神經而不放上耶穌、擔心印度市場不願上架而撤下甘地人像、美國影星Leo Gorcey要求極高的版權費，而最終沒有登上這熱烈的封面派對。
儘管披頭四有種種考量，小心避開地雷， 《花椒軍曹》象徵1967的浪漫反抗，仍是設下超高規格的大器之作，但誰又說沒有任何妥協掙扎？好在這些掙扎會留下痕跡，讓後人還能瞻望。
達明的下架海報，如暮鼓晨鐘。儘管時代的氣候不斷轉變， 50年後的我們，無論是心照不宣還是居安思危，仍有所畏。
台北，五月天的七號公園
剛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園慶祝成軍20年的五月天，從來不曾掩飾對披頭四的喜愛和種種嚮往投射。他們說想成為華人的披頭四、想和披頭四一樣出10張（實體）專輯、貝斯手瑪莎為披頭四在台北策展，他們甚至把披頭四主唱 John Lennon 唱到歌《約翰藍儂》（2004）裏：
「一顆紅豆 為何 想單挑這宇宙
都要 怪你 在我心中播了種
一把 吉他 就想對抗萬千炮火」
《披頭時代 （The Beatles：Eight Days A Week ）》裏，記錄了1960年間披頭們大量演出，在各地造成轟動，這預示了往後搖滾樂迷的瘋狂崇拜。而這個時代的五月天，在英美的媒體，留下「華人披頭四」的篇幅。從台灣每次未演先轟動的搶票攻防戰，一路唱到倫敦溫布利體育館和紐約麥迪遜花園。在遙遠城市開唱的時候，場地的周遭總會突然成為黑頭髮黃皮膚人們的集散處，成為和當地社會比例迥異的小小平行宇宙。
音樂文化的流動多向，但不代表全球音樂產業結構均衡發展、勢均力敵。五月天的演唱會，總是不厭其煩地在大螢幕上打出歌詞，而透過這隱蔽的語言，正如班乃迪克・安德森寫道，「想像出一個團契的群體」，夢想着未來，也恢復着過往。儘管移入社會（host society）的主流族群，大多不知情、也不介意這體育館裏的人為何瘋狂，但全球新興的演唱會經濟，亦步亦趨地跟着離散人群的足跡。
全球化與在地化，其實在五月天的故事裏肩並肩。隨着年月，他們漸漸也在許多地方留下傳說，包含今天的七號（大安）公園。這些有形無形的「文化遺產」，也許有一天，也會變成眾多樂迷和策展人呼喊、追隨、召喚的對象。也許今日的利物浦，會是明日的台北。當未來音樂轉變成沒有重量和外殼的數位檔案，我們要把什麼樣的音樂故事放進博物館裏面？五月天自己也唱着：
「在我的時代 還有唱片行
如同博物館 裝滿了希望
披頭與槍花 愛情和憂傷
永遠驕傲 高唱」
他們永遠驕傲地高唱，但聽的人流動、顛覆、成長。於是，披頭四啟發五月天，五月天聽披頭四且唱着關於披頭四的歌。有些聽眾因為聽着五月天，而聽見了披頭四，五月天的披頭四。
誰的披頭四？
披頭究竟是誰的披頭？能夠代表誰的文化？當我們急着把他們放進利物浦洞穴俱樂部（The Cavern Club）展覽櫃裏，不妨想想，披頭四在過去50年，還不知不覺去了多少另類的地方。在跟隨他們之時，不要忘記世界上其它的角落，有些音樂用不同形式被聆聽着。
《花椒軍曹》50年後的今天，他們仍是披頭四，但也可以是我、是你、是花椒軍曹與寂寞芳心俱樂部。是「此地」一個港口城市從衰敗的經濟裏嘗試振作的希望；也是「他方」一場革命之後對於自由追求的象徵。2017年，披頭四是誰的披頭四？就像是《花椒軍曹》的封面一樣，回答這個問題的，本該是充滿形形色色的臉孔；而問題的答案，本該眾聲喧嘩、百花齊放。
（ 林真宇，英國利物浦大學流行音樂中心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