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台灣大甲媽祖遶境期間，同志團體冒着小雨、擺上香案、備妥壓轎金紙，慎重迎接媽祖鑾轎，媽祖鑾轎也特地短暫停留。同志團體訴求「媽祖的愛裏不分異同」，祈願「婚姻平權順利成功」，希望不再被歧視，正如同數萬跟隨媽祖遶境的信徒，將生活遭遇與生命難題，以及在人間現世難以解決的困境，寄託於神明的眷顧與力量。
事實上，漢人民間信仰的特質中有不同於其他宗教的意涵。大致說來，漢人民間信仰的基礎主要是建立在地方社會文化發展的脈絡；媽祖信仰起源於宋代閩南沿海地區，媽祖的傳說與海上救父有關，從早期被視為「海上守護神」，乃至庇佑大陸沿海移民渡過黑水溝，來台灣拓墾的過程，逐漸擴展成為台灣各地重要的神祇。
媽祖的信奉，來自民眾崇信的心理需求、情感寄託，和地方民眾生活密切相關。因此，在不同的歴史時空、不同的地域，媽祖的形象也並非完全相同，歴代流傳於民間的媽祖傳說內容，充分反映媽祖信仰隨着時代推演和各個地域的流傳，深植於民眾信仰理念中所欲訴求的角色形象，也因此賦予媽祖在不同時代和地域上的不同樣貌和特殊意義。
男性官僚與女神的母性特質
回溯漢人民間信仰，是源自傳統封建時代。美國人類學者 Arthur P. Wolf 認為在傳統中國社會，高低不同階序的官職，治理大小不同的行政區域。因此反映在民間信仰體系當中，小神管理小的地方性的系統，地位較高的神治理較大的系統。這種說法，認為中國的男神信仰即是天上的官僚，且相應於凡間的官僚體系。
信眾認為統領天庭的最高位的神是「玉皇大帝」，依序有三官大帝（天官、地官、水官）及各種階層的男性神祇。我們從劉枝萬的《台灣省寺廟教堂名稱主神地址調查表》及林衡道《台灣寺廟大全》所載宮廟的主神名稱，進一步依傳統性別加以區分。書中所列各種神祇的稱謂之中，發現男神的稱謂多為「帝、君、王、公、侯、大使、大夫、太子、王爺、大人、祖、爺、神、仙、聖、主、真人、祖師、先師、大師、元帥、將軍、千歲、先生」等。女神的稱謂多為「后、妃、娘娘、公主、夫人、婆、母、娘、媽、姑、姑娘」等。
換言之，民眾對這些神祇的稱謂，與對傳統凡間男女角色的稱謂，有許多相同之處，民眾用以區分男女性別的稱呼法，也反映在神祇的稱呼上；值得指出的是，在漢人民間神祇信仰體系的眾神之中，男性神祇的名稱與種類遠多於女性神祇，而男性與女性神祇的數量比例也甚為懸殊。
媽祖女神的特殊地位
媽祖成為一地區的重要神祇，也受到朝廷或政權的重視。首先可從歷代的封號來看，媽祖從一個「湄洲林氏女」，歿稱「通賢神女」或「龍女」（宋人 丁伯桂順濟聖妃廟記）。朝廷的賜封從宋代開始為「崇福夫人」、「靈惠夫人」，逐漸升格為「靈惠妃」，乃至「天妃」、「天上聖母」、「天后」（清朝封號）。媽祖在傳統官僚體制下，經由官方認可的「正祀化」過程，從一「巫媪」、「里中巫」的宗教性質，屢受朝廷褒封，逐漸轉化、提昇成為一個重要的女神，最後這位女神被視為具有一種母性的慈悲。
但是，James Watson 認為不該忽略「權力關係」的存在。他分析官方有意的介入和提升媽祖地方神明的地位，使其成為具有象徵沿海綏靖的「天后」，他的研究指出一個神明如何對不同的人（根據他們在權力階層中的位置）代表不同的意義和功能。
Watson 探討媽祖如何從一個原本僅是貧窮漁民所祭拜的神祇躍升為如此重要的女神。最初，對一般民眾而言，媽祖保佑航海安全、女性的生育力、以及處理調停個人與家庭的問題。在中國沿海、台灣以及東南亞，民眾為此興建眾多媽祖廟。但是，之後朝廷開始建造官方的天后宮，因為媽祖信仰也被帝國政府當作一種「教化」力量，以及平定沿海海盜、走私者和造反者的象徵。朝廷因而對媽祖信仰加以提倡運用，給予規格化、冊封重要名號，提升為「天后」，使其躍升為中國的重要女神。
由上，我們可進一步探討，媽祖在歷代朝廷的封號上，雖已達最高地位，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媽祖在天庭的神格和權位上，仍處於從屬地位，其中「妃」、「后」、「母」三者的地位仍然有別。媽祖生前雖無子嗣，但她成為地方守護神，如母親般照顧地方子民，受民間崇奉，香火延續不斷，因此由皇帝冊封為「天上聖母」。
筆者認為值得思考的是，冊封的名號是「天上聖母」，而非「天上聖王」或「天上帝王」，因此在天庭並沒有正式的「女皇帝」權位。相對而言，天上的男神卻各有其官階名稱和職位，從「玉皇大帝」、三宮大帝（天官、水官、地官）、關帝聖君、城隍爺，乃至灶君、土地公（俗稱里長伯），都有個「一官半職」。換言之，民間雖然認為媽祖的法力無邊、神威顯赫，但她在天庭並沒有掌握實質的帝號與權位；但是，在傳統漢人父系社會，「男尊女卑」的男權文化價值觀行之久遠，民眾和婦女皆樂於接受歷代朝廷皇帝對媽祖的封號。
民間的媽祖形象
在眾神之中，媽祖在台灣各地卻獲得廣大信眾的崇奉，除了民眾的心理和情感需求，歷代朝廷的褒封和重視，也與政治、經濟、外交或軍事等方面相關，官方往往藉由民間信仰和儀式，達成其特定的目的。儘管如此，廣大民間的信奉也是不可忽視的力量。
媽祖不僅被視為「水神」和「海上守護神」，在閩南沿海地區流傳有關媽祖顯靈照顧幼兒的故事：漁村婦女在岸邊工作忙碌，任由一些兒童在海邊玩耍，傳說出現一婦女幫忙照顧這些孩童，這位婦女就是媽祖。在這個例子當中，媽祖和婦女、兒童關係密切，充份展現「母性」神的特質，被視為婦幼的保護神。
從民間的稱呼和儀式意涵來看媽祖的「母性」特質，台灣民間稱她為「媽祖婆」，福建莆田稱為「娘媽」、「姑婆」，可知媽祖在民眾心中是一位母性長者的地位。然而，傳說中的媽祖，生前未滿30歲即「昇天成神」，後世人卻尊稱為「媽祖婆」、「娘媽」，可知此媽祖形象已大不同於俗世的凡間女子了。
在一般漢人傳統社會及家庭中，一個平凡的女性在世俗社會並無一席之地，童年是依附在父親撫養下，為人女兒。女性長大嫁為人妻，則成為男方家族中的一個「媳婦」，仰賴男人的家庭和經濟，為男方家庭作家事，待奉公婆；唯有在生兒子之後，為男方歷代祖先傳繼「香火」，她的地位才提昇為「母」，而且需熬到兒子娶妻生子後，才能有「婆」的地位，死後則被列在丈夫牌位中。漢人女性在成年結婚後，成了「無名」氏，她的身分是依附在親屬和婚姻關係中。換言之，一個女子不論在生家或夫家，都沒有自主的地位，她一生的身分雖有變換，但仍是附屬地位。
廣大民眾與邊緣力量
媽祖身為一個「女神」，在神界與凡間社會，反映的社會文化現象也值得進一步探討。美國人類學者桑高仁（Steven P. Sangren）認為，雖然漢人民間信仰是世俗的科層官僚體系的反映，但是媽祖信仰顯然無法放入這個純男性的架構中，因此媽祖及其他女神崇拜足以挑戰原有的理論架構。
Sangren 分析女神信仰的特點，是有其更大的「包容性」和「調解性」，在中國傳統家庭中，父親代表權威性，孩子較不敢直接反抗父親，因此母親常處於居中協調的角色，所以我們不難理解女神被賦予調停者的角色。
女神信仰另一特徵是其「聯盟性」，Sangren 認為信奉媽祖或王母娘娘，除了女神的包容性外，更有其母性的顛覆面向。所謂的「顛覆性」，是指母子聯合一起對抗父親。把這種家庭的顛覆性，運用到宗教中，就演變成教派組織透過尊奉女性神，企圖顛覆天上以男神為主的官僚階級系統。事實上，Sangren 指出，女神信仰不同於男神信仰的性質，也是一重要的文化表現。
媽祖信仰，夾處於傳統王朝與民俗社會之間，扮演着中介與協調的角色，她所代表的意義，顯現了女神的母性救苦救難慈悲的特質；相對於玉皇大帝、城隍爺等男神的官僚體系之中，媽祖在天庭的封號，雖然沒有正式的「官位」，但在凡間社會依然受到廣大民眾的敬奉，正如在人間社會，人們所受的苦難，以及對朝廷政權的失望，轉而尋求女神的慈悲護祐。
邊緣力量的訴求與展現
總言之，在傳統父系社會，縱使在天庭眾神的位階中，朝廷對媽祖最高的封號是「天后」、「天上聖母」，但仍不似「玉皇大帝」擁有天庭的最高權力地位的象徵。根據筆者的實地訪調：在日常生活中，到媽祖廟燒香拜拜的信徒是以女性居多，在進香活動中，「苦行」的「散香」也以婦女居多。然而，台灣媽祖廟內部的核心組織、以及策劃進香活動、改變進香路線及祭典儀式，乃至各種相關資源的運用，卻都是由男性主導；男性並掌握神祇形象、宮廟歷史與儀式意義等方面的詮釋權。
著名的象徵人類學者 Victor Turner 研究「朝聖過程」的象徵與情感的關連，指出墨西哥盛行的天主教的「聖母」的崇拜和「許多朝聖中心」的形成，是一種「弱勢者的力量」的儀式象徵（例如被殖民），但同時也是在男性中心社會（androcentric society），透過「女神」象徵，提供世俗的弱勢者的力量，能有機會轉換成強者的力量。以此觀點來看，台灣媽祖進香活動許多徒步的「散香」（多屬個人方式參與進香），也正是一種屬於社會結構性強勢文化籠罩下的「邊緣者」或「弱勢者的力量」。
觀察台灣島內，尤其在國民政府遷台後，從媽祖廟的組織與進香主導權的演變，更明顯可見地方派系的介入與政治人物的掌握。這些皆反映台灣的漢人社會，男性在公共領域及宗教團體的積極參與與權力運作。同樣地，在媽祖廟組織與進香儀式中，婦女缺乏主導的地位和權力，雖然有眾多虔誠的婦女「隨香客」參與徒步進香，從中獲得內在的信仰力量、舒解累積的家庭壓力，但卻難以轉化自我的生命情境，也無法超越現世社會結構的侷限。
從宗教社會學與文化象徵來看，宗教符號涵蓋不同的意義。而漢人民間信仰的女神崇奉，反映了更大的包容性與超越性。源自傳統封建社會所建構的天庭男神官僚，仍不及媽祖受到廣大民眾的愛戴擁護，並紛紛向媽祖祈願訴求遭遇的困境。
當今社會的多元性別的自我認同，已受到歐美社會普遍的重視。今日，我們看到同志團體，在雨中虔誠慎重的接迎媽祖神轎，但是主導進香路途行進與停駕的最高權力，究竟是「媽祖神意」或是男性為主的廟方人士？一般人恐難確知現實狀況的原因，同樣的，民間團體長年的努力與訴求，期待天上聖母和天庭眾神的庇佑。但是，人間政府的官僚，是否真能有合理的回應？
（黃美英，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碩士、政治大學宗教所博士班、現任暨南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