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日本青年捏着一張薄薄的地圖，在滾滾黃沙中跳上一輛卡車。卡車顛簸了一週，駛過他未曾目睹的蠻荒。除了卡車司機，他沒有同伴，白天得馬不停蹄找人，夜晚不是睡在卡車上，就是宿在路邊教堂。
他是忍足謙朗（Kenro Oshidari）。時間回到1989年，這是他首度進行糧食救援任務，地點在非洲尚比亞（又譯贊比亞）。
在那個沒有 Google Map 的年代，他必須憑着一張簡陋的手繪地圖，挨家挨戶尋找曾被註記的兒童醫院與門診，執行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me, WFP）的營養補給品與糧食計劃。那是一場震撼教育，每一趟下車，都得面對一群餓得奄奄一息的兒童。
33歲的忍足謙朗並不知道，糧食救援從此會成為他的人生志業，讓他在世糧署一待就快要半個甲子。後來，他成為世糧署亞洲區主任，帶領超過3000人、成員來自77個國籍的團隊，致力於打擊饑荒，期間曾踏遍全球衝突與天然災害區域，包括科索沃、阿富汗、蘇丹、北韓、肯亞（又譯肯尼亞）、尚比亞、柬埔寨、菲律賓。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
無止盡的飢餓，形同接連來襲的隱形海嘯；行經惡水烽火，他才逐漸領悟，死蔭幽谷裏，或許能因一場即時的外援，成為應許之地。
忍足謙朗日前受財團法人龍應台文化基金會邀請，赴台灣舉行演說，分享全球缺糧現象與相關救援經驗。此行他接受端傳媒專訪，分享前線工作者所目睹的糧食困境，以及飢餓背後更糾葛的利益衝突、資源不均難題。 「對於被援助者而言，世糧署題供的協助，看得見、摸得到，很快就能看到救援成效，」25年來，忍足謙朗走過多處重大天災人禍現場，談起運送糧食的初衷，他這麼說：「我喜歡這份工作，因為可以見到人們接收、食用我們送抵的糧食。」
飢餓遊戲從未停止！多肇因於全球衝突
只是，糧食救援，是件永遠要和時間賽跑的差事。執行任務時，有時必須牢牢踩住立場，有時，又得打破既有規則。「每個國家，都有不一樣的挑戰，」忍足謙朗說。
他回憶，輸送糧食時，最常見的狀況是輸送困難，諸如物流受阻或正常陸路中斷。世糧署團隊必須臨機應變，改以水路運輸、直升機空投等方式，將食物安全送達。若行經泥濘叢林，還曾動用象群運送糧食。
但也許，物流還算較易解決的問題。攤開世糧署近年的糧食援助預算，高達80％資源投入人為衝突地區；忍足謙朗觀察，全球戰爭與衝突不斷，這些「人為因素」，往往才是無盡飢餓的主因。
例如，北韓政權向來神秘封閉，政府亟需世糧署的糧食援助，卻又限制境外人員動向。早些年，世糧署人員到了北韓，必須提前一週遞出申請，到了當地，不但沒網絡可用，北韓政府甚至規定不允許熟悉韓語的外籍人士隨行、要求工作人員不得接觸當地市井民眾。
忍足謙朗為此和北韓政府交涉，前後長達15年。如今，世糧署人員進入北韓，只要24小時前告知即可，其他情況也大幅改善。「我們不會只把食物給你，卻不管食物的去向，」他堅持。
食物救援，提供的援助是糧食，但所帶來的效益，往往不只是食物本身。世糧署長期耕耘校園營養餐（School Feeding）計劃，在偏遠地區，選定特定學校發放餐食，除了提供兒童成長所需的基礎營養，更間接鼓勵家長正視學童的受教權。
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又是完全不同的挑戰。衝突區成了殘破空城，世糧署人員運抵食物後，發現無法租賃辦公室，更遑論貯存運抵當地的糧食。同樣棘手的是，當地沒有火源，就算運來大批麵粉，居民也難為「無火之炊」。
時間不等人，忍足謙朗當機立斷，找到廢棄建築充當倉庫、用以貯糧，並找來附近的烘培師，以部分麵粉作為酬勞，換取這些烘培師的資源與人力，產出大量麵包。
而在大部分衝突地區，世糧署由於必須將食物送達衝突雙方難民手中，傾向和政府、叛軍雙方交涉。但在阿富汗，塔利班武裝人員和阿富汗政府軍對立持續升高，情勢比其他衝突區域更棘手。忍足謙朗選擇不與塔利班游擊隊直接交涉，「有些地方我們進不去，就請夥伴幫我們運送食物，讓他們代替我們進去。」
世糧署找到了位於阿富汗境內的非政府組織，甚至雇用當地私人企業人員，協助運送糧食。但，情勢一片大亂，如何確定食物安全送達？「我們和這些夥伴簽訂合約，同時在發放食物時告知難民熱線電話，」忍足謙朗解釋，有了熱線，哪怕地理位置再偏遠，難民若不滿意食物送達狀況，拿起手機，隨時能反映前線狀況。
食物救援，提供的援助是糧食，但所帶來的效益，往往不只是食物本身。世糧署長期耕耘校園營養餐（School Feeding）計劃，在偏遠地區，選定特定學校發放餐食，除了提供兒童成長所需的基礎營養，更間接鼓勵家長正視學童的受教權。
「這很像是『賄賂』父母，」忍足謙朗笑得有點無奈，但他也親身見證此種「賄賂」收到的成效。例如，在緬甸北部的穆斯林聚落，女孩常被迫失學、在家工作或打理家務。世糧署在當地提出誘因，高喊「讓女孩上學的家庭每月可領取食用油」，父母們的態度漸漸轉變，如今，當地校園裏明顯出現更多女孩。
「如果我們不這麼做，他們就會餓死」
每每回到羅馬世糧署總部，忍足謙朗常駐足總部門廳，盯着門前的一面白牆良久。這面牆上掛着近百塊銅牌，牌上刻着因公殉職的同事名字、殉職地點與日期。
「我們之中，有不少人是『危機上癮者』（emergency junkies），」他苦笑，有點像自嘲，更像是在對罹難同事致敬，「在一個國家待上三、四年，然後換去另外一個國家、面對全新的問題。某種程度上，這讓我們保有了熱情——一直被新的情境挑戰，卻從來不會厭倦。」
忍足謙朗回憶，協助運送糧食的過程中，多次穿梭刀槍流彈之間，也必須常與當地叛軍、游擊隊首腦交涉。即使常有安全人員或警察護送，仍存在極大風險，「我一直有心理準備，這些事情或許有天會發生在我身上。」
例如，他在科索沃執行糧食運送任務期間，一枚手榴彈無預警被丟到宿舍樓下，所幸當時他在屋內，躲過一劫。但一些戰友就沒那麼幸運。有一回，巴基斯坦發生恐怖攻擊，一枚炸彈引爆處，落在世糧署巴基斯坦辦公室正下方，5名同事當場被炸死。還有許多次，他的同僚在協助運送食物時，遭到幫派射殺。
忍足謙朗生於戰後的日本，大學後負笈美國求學，回顧他的成長史，從沒過上苦日子。問他為何選擇出入戰區，而且持續30年？他答：「因為如果我們不做這些事，成千上萬的人就會活活餓死。」 「看看敘利亞，這麼多武裝戰爭，看看那些住在阿勒波的人！人民不停逃離家園，但仍然有人被堵在裏面，」忍足謙朗表示，7年前敘利亞內戰一起，注定是一場人類夢魘。單單2016年，世糧署就有五分之一的資源用以援助敘利亞；「你必須幫助他們，把食物送進去，」他說。
「媒體是最重要的窗口，有責任讓觀眾注意到人道救援議題，」……長年在國際間奔走的他深信，人們若知道世上正在發生什麼，自然會產生同情與理解；反之，沒人會在乎敘利亞和蘇丹有人瀕死。
聯合國於今年3月間公布警訊，南蘇丹、葉門（又譯也門）、奈及利亞（又譯尼日利亞）東北部（激進組織博科聖地主要據點）、索馬利亞（又譯索馬里）等四個國家發生嚴重饑荒，造成2000多萬人營養不良。這被視為聯合國成立70多年來，最嚴重的人道危機。
忍足謙朗進一步指出，前述饑荒地區，除了索馬利亞是由氣候變遷造成乾旱，其餘三地皆是人為衝突所致。
「BBC、CNN、半島電視台會關切這些議題，但日本媒體完全不關心，」他曾問日本媒體友人：「你幹嘛一直報導哪裏又出了車禍，卻不談談千里之外，全球有8億人口正在挨餓？」對方答：「日本觀眾又不愛看，」他不以為然：「那是因為你們沒報導出來！」
「我認為媒體的角色最重要，」忍足謙朗指出，雖不熟悉台灣媒體生態，但和日本情況對照，情況也許相去不遠。
「媒體是最重要的窗口，有責任讓觀眾注意到人道救援議題，」忍足謙朗強調，「這很弔詭，深究下去，又變成媒體和觀眾的『雞生蛋、蛋生雞』問題……」然而，長年在國際間奔走的他深信，人們若知道世上正在發生什麼，自然會產生同情與理解；反之，沒人會在乎敘利亞和蘇丹有人瀕死。
他指出，2011年，311地震引發海嘯重創日本，當時來自台灣的賑災捐款高達68.4億台幣（約17億港幣），「如果沒有來自日本災區的報導，台灣民眾怎會發起這些行動？」「我相信，媒體報導激起了同理心，才有了部分的捐款。同理，媒體為何不播放南蘇丹、敘利亞的災難現場呢？」
鏡頭拉回台灣現場。曾短暫居住台灣學習中文的忍足謙朗說，明白台灣國際處境與參與國際救援的艱難，此行也被許多聽眾問及相關議題。但他再度提及台灣人對日本311的救助，其實就是一種參與國際的方式。只是，當前的地球村，人們可能只熟悉「鄰居」的現況，但所謂「鄰居」的定義，應該由國界區分嗎？「這是一個很小的世界，不能因為距離遙遠，而忽略遠方正在發生的苦難，」忍足謙朗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