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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冠辰:Dangal來襲,寶萊塢電影工業如何華麗轉身

經過印度電影人近幾年不斷的探索,寶萊塢工業已經開始擺脱「歌舞片」的這個固化的標籤。


印度新德里戲院外放著印度大片 Dangal 的海報。
印度新德里戲院外放著印度大片 Dangal 的海報。攝:Imagine China

最近,又有一部重量級的印度大片登陸華語地區。3月24日在台灣上映的電影 Dangal(台譯「我和我的冠軍女兒」,據傳4月將引進中國大陸),勢必將會在華語圈掀起新的一輪印度電影的觀影和輿論熱潮。以超過70億盧比,海外占其中20億的總票房成績(約港元8.45億)登頂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印度電影,已經充分證明了它無出其右的吸金能力。

除了票房收穫頗豐之外,這部電影也贏得了挑剔的觀眾和影評人的一致好評 ——不僅在印度電影觀眾獎(Filmfare Awards)中一舉斬獲包括「年度最佳電影」在內的四項大獎,並且自去年12月全球上映以來,在「爛番茄」(RottenTomato)達到83%新鮮度,IMDB評分8.9,豆瓣評分9.0。可以預見的是, Dangal 在華語圈上映之後也將會贏得不俗的票房成績和口碑。

Dangal 的成功,在印度電影工業「寶萊塢」的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從題材上來說,Dangal 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吸金大戶馬薩拉(Masala,字面意思是印度香料的混合)電影,片中並沒有出現寶萊塢商業片最常見的娛樂元素,如華麗的歌舞橋段和扣人心弦的情節轉折。根據真實人物事件——摔跤手父親 Mahavir Bhogat 訓練女兒 Geeta 和 Babita 成為為國爭光的摔跤冠軍——改編而成的 Dangal,實際上追隨了近些年在寶萊塢呈井噴之式的傳記片熱潮。僅2016年一年,印度就有至少 5 部重量級的印地語傳記片上映,這些影片之中,以一場驚心動魄的劫機事件為題材的電影 Neerja(「劫機驚魂」,台譯「妮嘉」),也獲得了票房口碑雙豐收的不俗戰績——其中同樣缺少了寶萊塢標誌性的歌舞。

加速轉型的寶萊塢

實際上,像 Dangal 和 Neerja 這類不同於傳統商業片的電影能夠在寶萊塢異軍突起,同時也就意味着那些遵循固定模式和套路並且擁有豐富娛樂元素的馬薩拉電影,逐漸在寶萊塢逐漸失去了票房霸主的地位。經過印度電影人近幾年不斷的探索,寶萊塢已經開始擺脱「歌舞片」的這個固化的標籤,逐漸完成了從馬薩拉電影獨霸市場,到多樣化題材百花齊放的華麗轉身。曾經被認為是有些非主流的影片獲得了與傳統商業電影同台競技的機會,而且往往能夠收穫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時,觀眾對於不同類型的電影接受程度相應提升,也給予了電影製作人更多嘗試的空間和可能。

從寶萊塢電影類型的多樣化過程中, 可以窺探到一些大眾觀影品味的轉向。雖說電影是印度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娛樂形式之一, 但近幾年的實踐表明,嚴肅的內容在娛樂至上的寶萊塢電影裏也並不是不可接受的。然而,這種嚴肅又不同於「平行電影」(不用於好萊塢的印度新浪潮藝術電影,如《大地之歌》)裏那種執着的追求。換句話說,這幾年的寶萊塢在馬薩拉電影和「平行電影」之間找到了一種微妙的權衡——以「笑中帶淚,寓教於樂」的方式向大眾傳達着印度電影人的關注和聲音。

細數最近引起轟動的寶萊塢電影,我們不難發現其中藴藏着的共同特徵——倡導社會主流價值和探討社會問題。Dangal 就是這樣一部兩個主題相互交織的電影,它將宏大的愛國主義敘事凝結在父親對於女兒的教導過程當中,與此同時也引起了觀眾對於性別平等問題的思考。再比如2015年大火的電影 Bajrangi Bhaijan(「小蘿莉的猴神大叔」),同樣是觸碰了宗教問題這個相對敏感的社會神經。印度和巴基斯坦素來不合,然而,本片通過講述一個可愛,虔誠,不屈不撓的印度教信徒,歷盡千難萬險送一個穆斯林小女孩回巴基斯坦的故事,向大眾傳遞了愛與信仰這樣的「正能量」價值觀。

更難能可貴的是,近幾年的寶萊塢作為印度人精神生活的重心之一,漸漸承擔起反思社會的職能,這也是電影主題多樣化帶來的結果。例如,性別問題一直是印度國內外輿論關注的重點,從2012年的 English Vinglish 到2014年的 Queen,再到去年的 Neerja,以女性為中心人物,弘揚其自由,勇敢,獨立的電影如雨後春筍一般在寶萊塢湧現,並且均收穫良好的輿論反饋。城市生活中的家庭關係亦是寶萊塢試圖探討的話題,2015年的 Piku 與2016年的 Kapoor & Sons 就是這類主題的典型代表。去年年底上映的 Dear Zindagi 更是在歡笑當中思索現代生活裏孤立個體可能會面對的心理問題,開創性地將心理諮詢引入寶萊塢的電影敘事。

除此之外,寶萊塢並沒有限制自己而不去觸碰更加敏感的社會神經,在刺激輿論引發思考的同時,有時也給自己帶來了麻煩。2016年初在印度的上映的電影 Aligarh,也是根據真實人物改編,講述了一個因為性取向而被停職的大學教師的故事。其後上映的電影 Ulta Punjab,更是由於影射旁遮普邦日益肆虐的毒品問題,發行方和印度電影審查機構在上映前還因為刪減影片的爭議打了一場官司,最終片方刪掉一個鏡頭,影片以限制級發行。

阿米爾罕的進擊之路

談到寶萊塢對印度社會思考的介入,Dangal的男主角扮演者阿米爾罕(Aamir Khan)是個繞不過去的人物。大多數華語地區的觀眾對於這位演員的認識,還是從他2009年主演的電影 3 Idiots (「作死不離三兄弟」,台譯「三個傻瓜」)開始的。阿米爾罕在劇中扮演一位與眾不同的理工學院學生,在嬉笑怒罵中對抗僵化的教育制度,最終成為科學家,並且開辦了能夠激發學生創造力的新式學校。3 Idiots無疑是一部能讓人捧腹大笑的喜劇片,它近乎完美地將娛樂與傳遞正能量有機結合,並在故事中反映了很多印度當下面臨的問題,如僵化的教育體制,落後的醫療條件等。值得一提的是,3 Idiots 同時是兩岸三地本世紀以來大規模上映的第一部印度電影,將華語觀眾的目光再次引向了寶萊塢。

其實早在2007年, 由他自導自演的另一部電影 Taare Zameen Par (「心中的小星星」)就已然通過反思教育問題,帶給觀眾們無盡的歡笑與感動。隨後在2014年,阿米爾罕再次聯手 3 Idiots 的導演 Rajkumar Hirani,奉獻了又一部引起輿論轟動的電影——PK(「來自星星的PK」,台譯台「來自星星的傻瓜PK」)。本片講述了一個阿米爾罕扮演的外星人來地球尋找神,希望藉助神的幫助送他回家的故事。電影運用了外星人這樣奇幻的元素作為敘述基底,實際上揭露和抨擊了那些打着宗教旗號騙人斂財的神棍們。雖然這部電影從本質上並來說不反宗教,更不宣揚無神論,但是在印度這樣一個宗教信仰在生活中佔舉足輕重地位的社會,在電影裏討論這樣的主題還是會有一些輿論風險,這反映在本片上映之後遭到了一些狂熱宗教團體的抵制。

2012年在阿米爾罕的事業中有舉足輕重的意義。這一年5月由他自己製作並擔任主持的談話節目 Satyamev Jayate (「真理必勝」)第一季在印度開播,意味着阿米爾罕將自己的事業由大熒幕延伸到小熒幕,同時更標誌着他開始用更直接的方式參與到印度社會的改造與革新進程當中。Satyamev Jayate 每集都有着不同的主題,從已經播出的三季共25期節目來看,每一期中阿米爾罕都會與嘉賓和觀眾探討一個社會問題,涉及的範圍包括種姓,腐敗,強姦,嫁粧等等,幾乎每一個話題都足以在印度社會當中掀起不小的波瀾 。巧合的是,早在 Dangal 這個項目開始之前,電影裏的兩位女主角 Geeta 和 Babita 的真實原型,就曾應邀參加 Satyamev Jayate 第三季的錄製,和阿米爾罕一起探討如何通過體育改變命運的問題。

打開華語電影市場

自從 3 Idiots 在兩岸三地上映並取得不錯的票房成績之後,寶萊塢看到了這片市場巨大的潛力。本土發行商也逐漸意識到,觀眾有觀賞印度電影的需求,所以雙方開始尋求寶萊塢電影在華語圈的進一步拓展。3 Idiots 在台灣於2010年底上映,上映長達六個月期間刷出1500萬台幣(約350萬港幣)票房,成為台灣史上上映最久的外語片之一。2015引進 PK,五週之內也開出500萬台幣。另外,就中國大陸目前的情況來看,隨着同印度各領域的交流日益加深,近幾年來平均每年可以保證至少引進一部電影。除了3 Idiots 以外,之前提到的電影 PK 也在中國大陸收穫了超過1億人民幣的票房。然而,我們同時也要清醒地意識到,寶萊塢在開拓市場的進程中還面臨諸多問題,並非想像的一帆風順。

華語地區同南亞族裔更多的歐美地區相比,還不是印度電影主要的海外市場,這一點從電影的上映時間相對於歐美嚴重滯後就可見一斑。例如,PK 引進台灣的時間是2015年3月,中國是5月,而在印度和其他主要海外市場都是2014年12月同期上映。這樣一來,等不及的觀眾只能通過盜版先行體驗嚐鮮,這無疑會對票房收益造成嚴重的損害。已經在台灣上映的 Dangal 同樣有上映延後的問題,更別提尚未上映的中國;令人欣慰的是,盜版並沒有像PK一樣在上映前就在網絡上傳播。

電影同其他文化產品一樣,在引進中往往要經歷一個「本土化」的過程。寶萊塢電影的本地化還在探索的階段,這就導致了一些問題。首先,同其他外國電影一樣,寶萊塢電影在引進的時候要對片名進行翻譯。值得探討的一點是,中國片商在翻譯的寶萊塢電影片名時為了博眼球,經常使用流行的網絡用語或者刻意向某些熱點上靠攏。例如,PK被翻譯為「我的個神啊」(台譯「來自星星的傻瓜」)。不可否認,這樣的翻譯在一定程度上會產生詼諧的效果,但是同時也會造成影片內涵的丟失,給觀眾不精緻的感覺。如此一來,得與失還是有待商榷的。

其次,由於印度電影的時長通常較長,因此通常每一部電影都分上下兩部分,期間有10至15分鐘的中場休息。然而為了適應中國觀眾兩小時上下從頭到尾看完的習慣,電影在引進的時候往往被大量刪減。例如 2015 年上映的電影 Happy New Year(「新年行動」,台譯「寶萊塢之舞林大盜」),中國特供版比原版要少 55 分鐘,而被刪減的部分主要是本地觀眾不太在意的歌舞片段。實際上,印度電影裏的歌舞通常有其特定的敘事功能,並非只是為了展現華麗的場面和舞者的顏值,刪減之後往往會造成故事脱節。不過,台灣上映的 Dangal, 是原版的2小時40分長度。

值得慶幸的是,儘管還存在一些需要探索解決的問題,寶萊塢並沒有停下進軍華語市場的腳步。觀眾也可以期待越來越多更高質量的印度電影進入市場,豐富觀影選擇和體驗。

(賴冠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生,攻讀南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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