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對褫奪大眾民主權利的特首「選舉」（這真的是選舉嗎？）過程並不熱衷，尤其是候選人的公關活動和辯論，以至各種「選戰」評論、策略判斷。這大概是源自一種「小圈子選舉設計的結果早已寫在牆上因此唔想陪佢癲」的情感狀態。然而，由於身邊一些朋友十分關注「戰情」，積極介入爭論，甚至現身集會、「含淚」支持，因此實在也難以完全置身事外。況且，分析檢視過去幾星期民眾的情感投注，恐怕仍有助我們進一步思考香港的民運前路。
「民意」的擁曾俊華取態，和傘運／泛民的「策略投票」，其實都建基於當代香港的集體情緒：一方面反映了港人對過去五年「689」治下的香港政局的厭惡和絕望，另一方面則呈現了民眾對延續「689」施政的焦慮與恐懼。儘管大家都知道，講「人話」的胡官（胡國興）、高舉「休養生息」的「薯片」（曾俊華），勝算其實十分有限，卻仍然為經歷有權用盡、禮樂崩壞、傘運分裂、釋法 DQ（撤銷議員資格）等令人窒息的變局的港人，帶來點清新空氣，以至微末的希望。
這種微末的希望，建基的並不是準確的策略分析，而是在缺乏證據支持下的 fantasy，也就是等待不太可能出現的奇蹟。就像投注六合彩，明知中獎機會甚微，民眾仍然願意積極參與，持續買個祈盼。對於很多身陷政經絕境、難言出路的民眾，如果連微末的希望也喪失掉，大概真不知道應如何活下去。循這角度思考，我們或可跳出民主運動中所謂「原則」v.s.「策略」的爭論，嘗試更根本地理解當代香港的情感政治。
策略v.s.原則──錯置的命名
其實，所謂「原則」v.s.「策略」的分野，很可能只是一種錯置的命名。主張「公民提名」或「白票」的朋友，並不缺乏對當下政局的具體分析，例如認為「薯片」才是中共的首選，為的是把民運力量盡數收編，並由此推導應支持「公民提名」或「白票」的「策略」；與此同時，倡議 lesser evil 策略的朋友，歸根究柢不也在緊守一種現實政治或寸土必爭的「原則」？值得深思的是，從「選舉」結果回看，這兩種不同投票意向所建基的「策略」，以至民主300+選委的投票取向，似乎毫不影響最終勝負，這大概反映了種種「策略」分析和判斷，其實都無法真正掌握左右建制選委投票意向的「決定性因素」。
如果「選戰」後雙方願意承認判斷錯誤或策略無效（部分朋友確是這樣做了），那麽民運的探討或可以重新開展，從錯誤中學習，在日後透過建設性的討論，系統而認真地研究民主的「敵人」，發展出更準確的策略分析；又或在面對極不透明的政體對手，無法取得可靠的資訊作堅實的政治判斷時，減少對策略分析的依賴或執迷。然而，倘若「選戰」後分歧依舊，甚至仍停留於相互指責，則恐怕需要在「策略」分歧之外，尋找更根本的原因，以理解真正的差異。
因此，假如問題既不是源於「原則」v.s.「策略」的分野，亦非「策略」判斷的對錯，那麼剩下的恐怕是兩種「原則」之間的矛盾，當中往往源自不同信念、價值和情感的張力。儘管支持「策略投曾」與「公民提名」／「白票」的朋友，都相信民眾的力量，但前者傾向接受甚至跟循「民意」對「休養生息」的祈盼，對誰當下任特首懷有希望；後者則更在意於保留甚至擴展人民當家作主的意願，而非寄望於領袖明君。支撐這兩種不盡相同的原則信念的，是兩種相異的「希望」及其連繫的情感狀態：
Lesser evil 折射的「希望」，是一種無法忍受邪惡，極想除之而後快，以盡速回歸「正常」的情感訴求，而策略投票中的「希望對象」（object of hope），是「選舉」的結果能為香港帶來一個比較「似番個人」的領袖，幫助尋回失落了或想望中的過去生活習慣和辦事程序──「有規有舉」、「和諧少鬥」。相反，「公民提名」／「白票」所反映出的「希望」，其對象並非外在的選舉結果，或把未來的命運托付他人（領袖） ，而是祈盼在過程中改變自身，或如何讓民運的主體變得更強大，也就是擴展民眾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的意志和能力，願意透過公共對話影響他人與接受他人的影響。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not the question
任教於悉尼大學的人類學家 Ghassan Hage 指出，「希望」其實有不同的種類和性質，例如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為大部分人提供的「希望」，即分配不均的機會、單一的向上流動欲求、延後當下愉悅的等待，其實是十分有限、狹隘甚至是掃興的，其追逐的往往是難以達致的單一理想、終極目標。
然而，他指出現實亦存在另一種「希望」，即肯定當下的愉悦和喜樂，尋求不斷增長自身的能動力，讓生命可以變得更有活力和能量。這種「希望」要的並非是一種靜止的完美狀態，而是在不斷生成的過程，持續積累生命的存在意義（accumulation of being）。他引用已故社會學者 Pierre Bourdieu 的說法，認為沙士比亞的 “to be or not to be” 是一個不值得思考的問題，因為人的存在（being），並不是非此即彼的 “to be” 或 “not to be”，而是一個不斷變化和積累的過程，積累的是：生存的理由或生命的意義。
Hage 對「希望」的分類，有助我們理解香港近年民眾情感之所以大起大落，或許與集體「希望」的投注方向有關。從反23條立法、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反國教反東北、雨傘到擁曾，當中呈現的民眾「希望」，主要是一種追求確定的對象，以能否達到一種較理想的（社會）存在狀態作為衡量成敗的準則。當23條擱置、國教撤回，民眾的情感隨之上漲，但看到碼頭及菜園村被拆、佔領「無功」、Lesser evil「落選」，當初的希望也很容易化作失望甚至絕望。
然而，在這種「希望」的主旋律之外，過去十多年香港的社會／民主運動，還存在 Hage 所指的另一種情感狀態，也就是以「主體的能動生成」作為衡量得失準則的「希望」，體現於民運的主體是否變得更願意參與公共政治（例如傘後素人落區參選）、於對話互動的過程中影響他人與接受他人影響的能力是否不斷增長，或更重要的，是個體生命的存在意義能否在參與的過程中持續積累。
兩種「休養生息」
「策略投票」過後，或「夢醒時分」，兩種不同的「希望」所承載的集體情感，將情歸何處？又會為我城未來的民主走向，帶來怎樣的啟示？
把情感投注於「薯片」當選的「希望」，期待的是一舉告別「鬥爭為綱」、「撕裂為樂」的689時代，爭取未來五年的「休養生息」。對當中關注民主發展，甚至積極參與民運的朋友來說，「休養生息」除了想「呌啖氣」外，也是為了有更大的空間，讓下一階段的抗爭不至過於沉重。然而，當夢想破滅，「希望」變作「絕望」，「休養生息」也很容易轉化為 “to hea or not to hea” 的消極選擇。
而寄托於民運主體持續成長壯大的「希望」，追求的或許是另一種「休養生息」，也就是讓港人的生命意義能夠不斷積累的存在狀態，而這並不需要林鄭「敗選」作為必須的條件，「薯片」勝利也不會確保其自然登場。要獲得孕育和增強人民當家作主的意願和能力的「休養生息」，等待賜予只是緣木求魚。這種「休養生息」，只能透過主動而持續的爭取，才有可能出現。但重要的不是 work hard，而是 work smart。「休養」就是減少頭痛醫腳的無謂工作，或忘情於投入分析及實踐「策略」以至失卻「目標」，也拒絕聞歌起舞陪政權設定的議程和遊戲規則去癲，或不斷延後真正追求的願景與喜悅。
不論政治環境的好壞，也不論誰人當政，民主運動都應該並可以「休養」，盡量放下與人民當家作主這目標無關的勞累。「休養」是為了「生息」，也就是孕育和增強生命的意志和能量，積累存在的意義。因此，to hea or not to hea，this is also not the question。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在一個容易令人產生絕望感覺的年代，怎樣 hea（休養）才可以孕育出令人（民主運動的主體）生生不息的「希望」。
「休養」就是減少頭痛醫腳的無謂工作，或忘情於投入分析及實踐「策略」以至失卻「目標」，也拒絕聞歌起舞陪政權設定的議程和遊戲規則去癲，或不斷延後真正追求的願景與喜悅。
（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參考資料：Zournazi, Mary (2002): “‘On the Side of Life’ – Joy and the Capacity of being -- Conversation with Ghassan Hage”, Hope – New Philosophies for 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15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