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一場「選戰」,兩種「希望」──香港的民運前路

在一個容易令人產生絕望感覺的年代,怎樣 hea(休養)才可以孕育出令人(民主運動的主體)生生不息的「希望」?


“民意”的擁曾俊華取態,和傘運/泛民的“策略投票”,其實都建基於當代香港的集體情緒。
許寶強:「民意」的擁曾俊華取態,和傘運/泛民的「策略投票」,其實都建基於當代香港的集體情緒。攝:Kin Cheung/AP Photo

一直對褫奪大眾民主權利的特首「選舉」(這真的是選舉嗎?)過程並不熱衷,尤其是候選人的公關活動和辯論,以至各種「選戰」評論、策略判斷。這大概是源自一種「小圈子選舉設計的結果早已寫在牆上因此唔想陪佢癲」的情感狀態。然而,由於身邊一些朋友十分關注「戰情」,積極介入爭論,甚至現身集會、「含淚」支持,因此實在也難以完全置身事外。況且,分析檢視過去幾星期民眾的情感投注,恐怕仍有助我們進一步思考香港的民運前路。

「民意」的擁曾俊華取態,和傘運/泛民的「策略投票」,其實都建基於當代香港的集體情緒:一方面反映了港人對過去五年「689」治下的香港政局的厭惡和絕望,另一方面則呈現了民眾對延續「689」施政的焦慮與恐懼。儘管大家都知道,講「人話」的胡官(胡國興)、高舉「休養生息」的「薯片」(曾俊華),勝算其實十分有限,卻仍然為經歷有權用盡、禮樂崩壞、傘運分裂、釋法 DQ(撤銷議員資格)等令人窒息的變局的港人,帶來點清新空氣,以至微末的希望。

這種微末的希望,建基的並不是準確的策略分析,而是在缺乏證據支持下的 fantasy,也就是等待不太可能出現的奇蹟。就像投注六合彩,明知中獎機會甚微,民眾仍然願意積極參與,持續買個祈盼。對於很多身陷政經絕境、難言出路的民眾,如果連微末的希望也喪失掉,大概真不知道應如何活下去。循這角度思考,我們或可跳出民主運動中所謂「原則」v.s.「策略」的爭論,嘗試更根本地理解當代香港的情感政治。

策略v.s.原則──錯置的命名

其實,所謂「原則」v.s.「策略」的分野,很可能只是一種錯置的命名。主張「公民提名」或「白票」的朋友,並不缺乏對當下政局的具體分析,例如認為「薯片」才是中共的首選,為的是把民運力量盡數收編,並由此推導應支持「公民提名」或「白票」的「策略」;與此同時,倡議 lesser evil 策略的朋友,歸根究柢不也在緊守一種現實政治或寸土必爭的「原則」?值得深思的是,從「選舉」結果回看,這兩種不同投票意向所建基的「策略」,以至民主300+選委的投票取向,似乎毫不影響最終勝負,這大概反映了種種「策略」分析和判斷,其實都無法真正掌握左右建制選委投票意向的「決定性因素」。

如果「選戰」後雙方願意承認判斷錯誤或策略無效(部分朋友確是這樣做了),那麽民運的探討或可以重新開展,從錯誤中學習,在日後透過建設性的討論,系統而認真地研究民主的「敵人」,發展出更準確的策略分析;又或在面對極不透明的政體對手,無法取得可靠的資訊作堅實的政治判斷時,減少對策略分析的依賴或執迷。然而,倘若「選戰」後分歧依舊,甚至仍停留於相互指責,則恐怕需要在「策略」分歧之外,尋找更根本的原因,以理解真正的差異。

因此,假如問題既不是源於「原則」v.s.「策略」的分野,亦非「策略」判斷的對錯,那麼剩下的恐怕是兩種「原則」之間的矛盾,當中往往源自不同信念、價值和情感的張力。儘管支持「策略投曾」與「公民提名」/「白票」的朋友,都相信民眾的力量,但前者傾向接受甚至跟循「民意」對「休養生息」的祈盼,對誰當下任特首懷有希望;後者則更在意於保留甚至擴展人民當家作主的意願,而非寄望於領袖明君。支撐這兩種不盡相同的原則信念的,是兩種相異的「希望」及其連繫的情感狀態:

Lesser evil 折射的「希望」,是一種無法忍受邪惡,極想除之而後快,以盡速回歸「正常」的情感訴求,而策略投票中的「希望對象」(object of hope),是「選舉」的結果能為香港帶來一個比較「似番個人」的領袖,幫助尋回失落了或想望中的過去生活習慣和辦事程序──「有規有舉」、「和諧少鬥」。相反,「公民提名」/「白票」所反映出的「希望」,其對象並非外在的選舉結果,或把未來的命運托付他人(領袖) ,而是祈盼在過程中改變自身,或如何讓民運的主體變得更強大,也就是擴展民眾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的意志和能力,願意透過公共對話影響他人與接受他人的影響。

把情感投注於「薯片」當選的「希望」,期待的是一舉告別「鬥爭為綱」、「撕裂為樂」的689時代,爭取未來五年的「休養生息」。
許寶強:把情感投注於「薯片」當選的「希望」,期待的是一舉告別「鬥爭為綱」、「撕裂為樂」的689時代,爭取未來五年的「休養生息」。攝:Vincent Yu/AP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not the question

任教於悉尼大學的人類學家 Ghassan Hage 指出,「希望」其實有不同的種類和性質,例如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為大部分人提供的「希望」,即分配不均的機會、單一的向上流動欲求、延後當下愉悅的等待,其實是十分有限、狹隘甚至是掃興的,其追逐的往往是難以達致的單一理想、終極目標。

然而,他指出現實亦存在另一種「希望」,即肯定當下的愉悦和喜樂,尋求不斷增長自身的能動力,讓生命可以變得更有活力和能量。這種「希望」要的並非是一種靜止的完美狀態,而是在不斷生成的過程,持續積累生命的存在意義(accumulation of being)。他引用已故社會學者 Pierre Bourdieu 的說法,認為沙士比亞的 “to be or not to be” 是一個不值得思考的問題,因為人的存在(being),並不是非此即彼的 “to be” 或 “not to be”,而是一個不斷變化和積累的過程,積累的是:生存的理由或生命的意義。

Hage 對「希望」的分類,有助我們理解香港近年民眾情感之所以大起大落,或許與集體「希望」的投注方向有關。從反23條立法、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反國教反東北、雨傘到擁曾,當中呈現的民眾「希望」,主要是一種追求確定的對象,以能否達到一種較理想的(社會)存在狀態作為衡量成敗的準則。當23條擱置、國教撤回,民眾的情感隨之上漲,但看到碼頭及菜園村被拆、佔領「無功」、Lesser evil「落選」,當初的希望也很容易化作失望甚至絕望。

然而,在這種「希望」的主旋律之外,過去十多年香港的社會/民主運動,還存在 Hage 所指的另一種情感狀態,也就是以「主體的能動生成」作為衡量得失準則的「希望」,體現於民運的主體是否變得更願意參與公共政治(例如傘後素人落區參選)、於對話互動的過程中影響他人與接受他人影響的能力是否不斷增長,或更重要的,是個體生命的存在意義能否在參與的過程中持續積累。

兩種「休養生息」

「策略投票」過後,或「夢醒時分」,兩種不同的「希望」所承載的集體情感,將情歸何處?又會為我城未來的民主走向,帶來怎樣的啟示?

把情感投注於「薯片」當選的「希望」,期待的是一舉告別「鬥爭為綱」、「撕裂為樂」的689時代,爭取未來五年的「休養生息」。對當中關注民主發展,甚至積極參與民運的朋友來說,「休養生息」除了想「呌啖氣」外,也是為了有更大的空間,讓下一階段的抗爭不至過於沉重。然而,當夢想破滅,「希望」變作「絕望」,「休養生息」也很容易轉化為 “to hea or not to hea” 的消極選擇。

而寄托於民運主體持續成長壯大的「希望」,追求的或許是另一種「休養生息」,也就是讓港人的生命意義能夠不斷積累的存在狀態,而這並不需要林鄭「敗選」作為必須的條件,「薯片」勝利也不會確保其自然登場。要獲得孕育和增強人民當家作主的意願和能力的「休養生息」,等待賜予只是緣木求魚。這種「休養生息」,只能透過主動而持續的爭取,才有可能出現。但重要的不是 work hard,而是 work smart。「休養」就是減少頭痛醫腳的無謂工作,或忘情於投入分析及實踐「策略」以至失卻「目標」,也拒絕聞歌起舞陪政權設定的議程和遊戲規則去癲,或不斷延後真正追求的願景與喜悅。

不論政治環境的好壞,也不論誰人當政,民主運動都應該並可以「休養」,盡量放下與人民當家作主這目標無關的勞累。「休養」是為了「生息」,也就是孕育和增強生命的意志和能量,積累存在的意義。因此,to hea or not to hea,this is also not the question。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在一個容易令人產生絕望感覺的年代,怎樣 hea(休養)才可以孕育出令人(民主運動的主體)生生不息的「希望」。

「休養」就是減少頭痛醫腳的無謂工作,或忘情於投入分析及實踐「策略」以至失卻「目標」,也拒絕聞歌起舞陪政權設定的議程和遊戲規則去癲,或不斷延後真正追求的願景與喜悅。

(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參考資料:Zournazi, Mary (2002): “‘On the Side of Life’ – Joy and the Capacity of being -- Conversation with Ghassan Hage”, Hope – New Philosophies for 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15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