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眾議院反對派議員 Gary Alejano 上周呈交彈劾總統杜特地的提案，指控他先後在就任達沃市市長與總統職務期間干犯人道罪行，並涉虧空公款及違背公眾信任。但這個彈劾提案的作用非常微小，因為提案須先得到三分之一眾議員支持，才能上呈參議院。而現實上，在眾議院近300名議員中，反對派僅佔約30名，意味彈劾提案幾乎沒有可能成事，只是水面微瀾。杜特地的盟友、眾議院議長Pantaleon Alvarez 即時表示有關指控「無中生有」，總統府發言人亦聲言這是反對派「顛覆」政府的「陰謀」。
杜特地已不是頭一回面對體制內的挑戰。去年八月，被視為「杜特地頭號批評者」的前司法部長、參議員德利馬（Leila de Lima）在國會就法外處決問題展開調查與聽證，其中一名被傳召的證人 Edgar Matobato，聲稱自己曾在杜特地就任達沃市市長期間受僱為殺手，更作證指曾目擊杜特地多次親手殺人，其證詞一出，迅即令國際社會嘩然。
同年十二月，菲律賓政府下的獨立監察部門「人權委員會」亦表示，會就杜特地公開承認曾在擔任市長期間射殺販毒嫌犯的言論，成立特別小組調查。但德利馬隨後被解除國會人權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更於上月被政府起訴拘捕。而菲律賓憲法亦訂明，現任總統擁有免於被起訴的豁免權，即使是到了卸任後，調查提控的決定權亦在檢察部門之手。
換言之，反對派能夠動用的司法途徑幾近盡廢。本月初，恢復針對販毒罪的死刑法在眾議院獲大比數通過，已經說明了杜特地在眾議院的控制權。
那麼，反對派發動這堂吉訶德式挑戰總統的彈劾提案，是否徒具姿態？這倒未必，因為其政治意涵，正正在於「無用之用」。
反對派發動這堂吉訶德式挑戰總統的彈劾提案，是否徒具姿態？這倒未必，因為其政治意涵，正正在於「無用之用」。
選項一和二：國會彈劾、鬧上國際刑事法院？
聯合國於1998年通過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或稱《羅馬規約》）訂明，任何提呈至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的個案，必須證明該個案已用盡一切國內現存的補救程序（“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而沒有成功，才會獲國際刑事法院受理、展開獨立調查。外媒引述菲律賓國際法學者 Tony La Viña 指出，彈劾提案被否決，將有助反對派及人權組織證明現有的國內司法途徑已經用盡而不得其所，由此增加國際刑事法院介入的機會。事實上， Matobato 的代表律師已表明將在月內上呈國際刑事法院，起訴杜特地干犯反人類罪行。
杜特地看似不無所動。他曾就違反人權的批評公開反嗆聯合國干預菲律賓內政，又揚言退出聯合國，甚至說將尋求與中國、俄羅斯等另組國際同盟；他近日更表示，自己不會被彈劾提案及國際刑事法院所脅，會繼續打擊罪案，即使為此下台繫獄亦在所不惜。
這些言論只是杜特地一貫語不驚人誓不休的發言風格，旨在向支持者展示領導權威。
但「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菲律賓分會項目主任帕帕（Wilnor Papa）向我表示，上述言論只是杜特地一貫語不驚人誓不休的發言風格，旨在向支持者展示領導權威：「不要只著眼他說甚麼，你就能留意到各個政府部門的實質作為，跟他的發言形象有著很大出入。因為菲律賓的對外關係，確有被這些國際壓力影響──例如杜特地曾經以髒話回應歐盟的批評，又大罵歐盟『偽善』；這些話可說得容易，但到了外交部要跑去跟歐洲國家商議貿易合作時，他又真能不理來自歐洲議會的壓力嗎？事實上，很多這樣的談判都在進行中。」
但帕帕大概同樣明白，以國際標準而論的人權敘述，在中下階層為主的杜特地支持者的心目中，是有多疲弱無力。「一個很重要的難題是反對派自身形象不濟，又難以團結。現時議會內僅存的反對派無力帶動新的論述，得不到大眾信任。」他說，即使是部份不滿杜特地的民眾，也會認定反對派跟執政集團都是一樣爛透的壞蘋果。前任總統阿基諾三世執政時，不少中產階級批評他無力改善基建與民生；同時，在這些大眾眼中，他就任期間高姿態親美反中的外交形象，實際上得不償失，是無謂又有損國家利益的挑釁。他所屬的「自由黨」（Liberal Party），因此亦被不少國民批評「無能」及「離地」。
如今，杜特地這股「治亂世用重典」的執政作風，恰恰最吸引這批渴求政績實效、對體制改革早已失去寄望的國民。對他們來說，國會彈劾、國際介入，都不過是印證了「反對派操弄人權議題賺取政治資本」、「殖民往績斑斑的歐美國家道貌岸然干預國家內政」的老調。
左派背景更彰人權論述失效
外媒屢屢拿特朗普與杜特地相提並論，同樣無助外界理解「杜特地現象」背後的民意兩極，及其箇中複雜的社會因素。
外媒屢屢拿特朗普與杜特地相提並論，同樣無助外界理解「杜特地現象」背後的民意兩極，及其箇中複雜的社會因素。從去年大選開始，我從杜特地支持者口中聽得最多的，幾乎是一樣的形容：「儘管杜特地口沒遮攔…但他其實是一個有著柔軟心腸的強人。」
吊詭的是，這個印象並非全無事實憑據。杜特地年輕時與左派為伍，時至今日亦以「社會主義者」自居，當選總統後又與武裝菲共份子重啟和談、釋放部份政治犯，最近更成功透過增加南部農業援助換取部份左翼武裝小農棄械投誠、推動和解。
再加上，杜特地在達沃市的管治經驗，確實亦使他比歷任的總統們，更能理解世代困擾南部的貧窮與武裝衝突問題。杜特地的往績對穆斯林與原住民社群友善，在施政上也予人無懼得失外資權貴之形象──最近期的例子，就是他於上月公開支持環境與自然資源部長 Gina Lopez 關閉國內過半礦場、共75份採礦合同的決定。長期以來，菲律賓礦業涉及的環境與人權爭議不斷，亦深化了南北之間的貧富矛盾。Lopez 本是國內有名的環保人士與慈善家，杜特地先是親自委任她當部長，後又無視礦業持份者的抗議及其利益網之廣，為這個對外資影響深遠的決定背書，都彷彿佐證了他親近草根、敢於挑戰精英豪強的形象。
杜特地充滿矛盾的出身背景與政治形象，恰好都多多少少能夠解釋，為甚麼連反對派自身，也在「杜特地現象」當前進退失據，無力導正、抗衡這股民粹力量。
叫停礦業可能是孤例，親近草根可能屬純粹包裝，左派連繫也可能只是政治收編的手段，事實上杜特地家族與兩位前總統馬可斯及阿羅約夫人的關係一樣千絲萬縷、秘而不宣。但無論如何，杜特地充滿矛盾的出身背景與政治形象，恰好都多多少少能夠解釋，為甚麼連反對派自身，也在「杜特地現象」當前進退失據，無力導正、抗衡這股民粹力量。
同時，對不少支持杜特地、或對其人權爭議難置可否的大眾來說，這些事例也強化了外媒與人權組織「過份渲染反毒戰」或「過份炒作其失言」的陰謀論印象。而且，杜特地畢竟經民選產生，要是將其人權爭議訴諸國際法，等同令這個「亞洲古老民主國家」的歷史地位蒙污、從此加入「失效國家」之列，勢必令菲律賓的經濟發展與國際形象大大倒退，這也是左派不得不深思的重大政治考量。
如果彈劾不存希望、鬧上國際法層面的代價又太大，那麼，號召大型群眾抗議，重演三十一年前反馬可斯以及在2001年推翻前總統艾斯特拉達的兩次人民力量革命，又會否是一個可行的選項？
選項三：重演人民力量革命推倒總統？
鑑於杜特地目前的民望之高，這個選項更加渺茫。而且，更關鍵的是，「杜特地現象」的抬頭，其實本就與人民力量革命的落空互為因果。
事實上，三十一年去矣，認定人民力量革命成果「被偷走」的，在當地大有人在。去年十一月底，我曾見證馬尼拉抗議馬可斯落葬英雄墓園的抗議現場。一名杜特地支持者以「杜特地的青年」（Duterte Youth）組織名義，發起「打對台」示威，他當時理直氣壯地對我說：「這些示威者把所有問題都推到馬可斯一個人頭上。阿基諾夫人與阿基諾三世分別就任總統時，他們都有大好機會去追查這些歷史爭議。但他們有做嗎？有去拘捕、審訊在戒嚴時期侵害人權的軍官？有去追查被虧空的公款？都沒有。這些示威者可有追問這些問題？」他身旁的其他支持者口號此起彼落，語帶譏諷，都衝著路上經過的反馬可斯示威者而來。其中一句令我特別印象深刻：「去吧！前往過去吧，未來在這裡！」
杜特地支持者的其中一句口號特別令人印象深刻：「去吧！前往過去吧，未來在這裡！」
這名杜特地支持者的話，不無道理：曾經旅居菲律賓多年的英國老牌作家James Hamilton-Paterson 在1998年出版的專著《America’s Boy: The Marcoses and the Philippines 》中深刻批評，在馬可斯下台後繼任的阿基諾夫人，並沒有著力推動轉型正義。她沒有積極尋求美國的協助，去追查馬可斯執政期間虧空的國庫（至今仍然不所去向），沒有正式為戒嚴時期的人權罪行與前朝貪腐紀錄展開調查、追究責任，也未有兌現承諾實現農業改革，更在執政翌年默許軍警射殺抗議農民；甚至在她執政期間「被失蹤」的異議人士數字，也不見得有所減少。相反，她領導的政府很大程度只代表了權貴家族勢力的政治輪替與重新整合；真正的民主改革契機得而復失，始終敵不過植根於西班牙殖民時代、後又被美國包庇維護的地方豪強割據利益的政治操作邏輯。
阿基諾夫人自有其建樹，但時至今日，她背後的政治集團始終不遺餘力地將她歌頌成國母、民主英雄，試圖消費再已不合時宜的革命光環，著實是缺乏反思。「杜特地現象」在更大意義上，可能就是大眾拒絕再為「被偷走的革命」買單的集體回應。即使反對派發動的民眾抗議再聲勢浩大，恐怕也只會加深中下階層的撕裂。
「杜特地現象」在更大意義上，可能就是大眾拒絕再為「被偷走的革命」買單的集體回應。
杜特地現象本源於革命應許落空
Hamilton-Paterson 甚至認為，「人民力量革命」可能根本也稱不上是一場「革命」，當時上街抗議的大多以馬尼拉人為主，談不上是全國運動；造就馬可斯倉皇下台出逃的，更多的是當時已在醞釀政變內鬥的軍方，和美國華府在審度亞太形勢後決定懸崖立馬、放棄這個「代理政權」之故。他在書中指出，革命之後，阿基諾家族與馬可斯家族被簡化為「正邪之爭」，沒有人再重提這兩大家族過往的曖昧關係。
美國在菲律賓政局的長期角色，也模塑了英語世界對這段歷史的書寫與敘述方式。Hamilton-Paterson 在書中不無諷刺地憶述：「那時大批『傘兵記者』（“parachute journalists”）臨時從海地首次被派來馬尼拉。此前一周，海地總統杜華利的獨裁政權剛剛被政變推翻。在他們眼中，馬尼拉跟太子港沒有分別，都是另一個第三世界熱帶城市、另一個又老又失德的獨裁者而已。」三十一年後，同一片廣場上迴響的，是杜特地支持者對外媒的批評：「政治獵巫」、「誇大反毒問題」、「對總統其他德政隻字不提」…
是故「國際特赦組織」菲律賓分會項目主任帕帕一再向我強調，問題癥結始終需要回到體制：「杜特地是很有問題，但我們不是要反對杜特地這個人或他的管治團隊，而是這個體制裡的長期問題。這些問題不會因為他下台而解決。」
「在從事人權工作的圈子裡，早已有了『單靠群眾集會去推翻領導人是無效』的共識。」
我問帕帕，要是人民力量革命重現，他又是否樂見？「在從事人權工作的圈子裡，早已有了『單靠群眾集會去推翻領導人是無效』的共識。」他說，現在人權組織能夠做的，就是繼續揭露事實，同時嘗試循體制內的既有渠道去爭取、並和區域與國際組織合作凝聚壓力。雖然他說，從事這些工作的同業都不時擔憂會受到政治檢控甚至人身威脅。而提出彈劾杜特地的議員Alejano 接受外媒採訪時也很小心地說：「我的行動遵從法律…我們不會以發動政變等手段來驅逐總統。」
換言之，挑戰杜特地的可行選項，幾乎都不存在了。如無意外，他的總統任期很難動搖。猶幸菲律賓憲法規定，總統只做一屆，不可連任。惟到他卸任之時，那些死於法外處決的數字，不知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