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艾爾多安）近期爲4月的修憲公投拉票，以求將權力集中到總統身上，不斷肆意攻擊歐洲國家為「納粹」，甚至因為荷蘭驅逐煽動僑民支持公投的土耳其部長 Fatma Betül Sayan Kaya，而不顧鹿特丹曾被納粹轟炸得幾乎夷平的歷史，將荷蘭稱爲納粹餘孽。種種證據都表明，埃爾多安為確保他完全掌控土耳其，完全不介意在歐洲付出外交代價。歐洲國家的反抗，對埃爾多安來説，甚至不過是為他吸引國内外土耳其民族主義分子的反西方論調錦上添花而已。
可以預見，一個自我極爲膨脹，又在外交戰略上讓歐盟無可奈何的土耳其，將會是今年歐洲各國右翼政客最大的箭靶；非土耳其裔的穆斯林被歸納到同一個對立面，亦難以避免。而這種從反土耳其延伸到反穆斯林的邏輯論調，雖然或許有助歐盟進一步整合，比如共同建立軍隊，甚至是協助建立歐盟夢寐以求的 「歐洲身份」。可是，這種將他者變成一種 “counter－image” 的共同身份建構，實際上只會造就一種消極、具攻擊性的集體亢奮，而不是對歐洲有建設性的共同協進精神。
歐盟為何縱容土耳其驕橫
埃爾多安大放闕詞，在歐洲民間惹來的謾罵聲不絕於耳，但是在歐盟機構層面引起的迴響卻寥寥可數。埃爾多安囂張的本錢，在於歐盟因爲和土耳其有難民重置協議而投鼠忌器，無法向其施壓，更因爲歐盟外交手段有一最大命門，就是只能以經濟實力去利誘他國談判，作為短期的外交解決方案。
以土耳其和歐盟簽署的難民安置協議（The Facility for Refugees in Turkey）爲例，根據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報告指出，截至今年3月1日，雖然歐盟已經將協議在2016至17兩年預算總值30億歐元的一半，即15億歐元批給土耳其的各項興建安置區計劃，並實際上已經付出了7億7000萬歐元，但到目前爲止，九成在土耳其的難民依舊生活在安置營外，付出和成效不成正比。
可是，去年3月首先提出此決議的德國，在敦促土耳其執行協議上也顯得非常無力。在德國和荷蘭相繼禁止土耳其在國内舉行拉票遊行，甚至荷蘭驅逐土耳其大使之後，埃爾多安在指控兩國納粹之餘，亦不忘威脅歐盟，指土耳其可能單方面取消難民協議。歐盟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佔全球進出口貿易達到五分之一，有五億人口，並包含擁有世界頂尖軍事實力的法德兩國，卻居然被一個人均收入僅九千多美元的國家在外交上壓制，何其無奈。
顯而易見，現今的歐盟僅僅擁有一個完整主權國家外交政策選項的一部分，並不足以行使和歐盟實際經濟和政治實力相等的外交影響力。埃爾多安正正就是看準了這一點，肆無忌憚在一向自詡民主自由燈塔的歐盟家門口，執行加强中央集權、拘捕異見分子、剿平國内異己等和歐盟價值背道而馳的行徑。這次新一波的行動，更是嘗試鼓動在歐洲的僑民支持改制，將土耳其政府變得更爲專制。
土耳其政府的行爲，不單止是對於歐盟赤裸裸的挑釁，更是將歐洲的穆斯林，不論土耳其裔與否，置入更爲惡劣的輿論環境，讓歐洲針對穆斯林以及少數族裔的情緒繼續升溫。
反土耳其延燒至反穆斯林
歐洲的帝國歷史，以及兩次大戰之後所引發的勞工短缺，讓穆斯林群體一直佔戰後歐洲人口一個相當大的比重。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2015年的數據，德國8000萬人口中就有超過 20%、多達1700萬人是移民或者父母其中一位有移民背景。根據美國獨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的統計，單單是在法國和德國的穆斯林移民人口就有超過600萬人，多半來自土耳其，其次為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及波斯尼亞等地，全歐盟則有大概1300萬穆斯林移民居住。
土耳其作爲最大的穆斯林移民出口地，在埃爾多安無禮的表現後，可以預料，鼓吹民族主義的歐洲右翼政客將一概而論地攻擊土耳其和穆斯林移民。實際上，這種將土耳其放到對立面然後放大到穆斯林整體的心態，並不稀奇。例如近日結束的荷蘭大選，自民黨（VVD）因爲極右自由黨（PVV）的威脅，選擇了使用强調身份認同的競選方針。VVD 的現任首相呂特再一次擊敗極右 PVV，最大的因素之一，就在於呂特政府得以在傳媒和抗議者在場之下，將 Kaya 這位戴着穆斯林傳統頭巾 Hijab 的土耳其部長，從鹿特丹土耳其大使館外 「護送」出境。正如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學者 André Krouwel 接受訪問時表示，這宗驅逐大使事件是「競選者的美夢」（原文“electoral wetdream”更爲露骨）。
即便荷蘭主要的穆斯林群體來源相對平均分布在摩洛哥、土耳其以及前殖民地蘇里南（Suriname）等國家，但實際會因這差異而對穆斯林群體減少敵視的保守派選民，絕對是小數。更何況，極右 PVV 雖然無法成爲最大黨，但卻在比例代表制下仍有5席進帳，憑20席成爲議會第二大黨，反映該黨對於荷蘭反穆斯林的趨勢判斷正確，不過是 VDD 因爲大選前埃爾多安的「助攻」，讓執政首相呂特顯得有實際建樹而已。
歐盟應成為新普世主義平台
歐盟建立的目的，除了是抵禦蘇聯共產鐵幕、為戰後滿目瘡痍的歐洲重新注入活力等一些現實主義的考量之外，更是有其理想主義、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t）的一面。「普世歐洲身份」作爲歐陸和平的基石，以及歐盟更有效分配資源的根本，是歐盟建立以來都未有能力完全實現的夢想。現代歐陸派哲學的巨人阿倫特（Hannah Arendt）以及哈巴馬斯（Jürgen Habermas），均評估過「普世歐洲身份」崛起的可能。
普世主義，根據阿倫特的定義，並非一些葉公好龍的左派分子口中的假大空「世界大同」，而是認可各國民族主義在世界共存。阿倫特認爲，個人無論以什麼民族為載體，都是歷史洪流的共舟者，本就應分擔歷史共同的好與壞。阿倫特的憂心在於，「歐洲身份」的塑造要透過將另一族群視為敵人，比如她曾描述的「反美主義」，以及目前排斥少數族裔的情緒。她在1954年寫下的文章《夢想與夢魘》中，定義「反美主義」為一種 「空洞而負面」（註一）的思潮，對於歐洲建立一個「正面的政治自我」 毫無助益。在她的著作 《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中，她描述了19世紀的泛日耳曼和泛斯拉夫民族主義思潮，如何將民族身份認同加固成爲一種政治「部落」（Tribal Nationalism），將少數族裔比如猶太裔人定性為與本國高壓政府合流的外來幫兇，進而藉機蠶蝕一個本應保護所有國民以及作爲最高法制中樞的政體。
今日的歐盟，如果繼續讓反土耳其╱穆斯林的情緒發酵，就算得以憑藉恐懼聯合，甚至達成歐盟整合，統一成員國的外交政策，也得不償失，因為這是自我應驗了所謂的 「文明衝突」 論調。哈巴馬斯在德國政論雜誌《德國與國際政治》（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1999年4月號中提到，隨着全球化經濟發展，國家主權逐漸流失，國家民族主義已經失去理據；如果像歐盟的超國家組織可以提供各國個體所認同的價值觀，歐洲便可透過超國組織團結各國民族主義，建立共同身份。他和阿倫特同樣引用了19世紀的歐洲民族主義經驗，但是他的看法在於認可民族主義思潮是建立在王權社會中「陌生者的團結」（solidarity amongst strangers），並且認定這種將王權政體轉變成民主民族國家的歷史轉折，定可引申到未來，將這種身份團結從民族國家延伸到超國組織歐盟。
可是，眼前的卻是歐盟正因爲各國對布魯塞爾的猜疑，僅僅足夠保證歐盟機構的資源，以及作爲一個經濟糾察的存在，卻連一個倍小於己的國家都無力約束，更遑論在成員國間建立起一個「正面的集體政治自我」，取代目前日見上揚的排外主義。
在狹溢的國族身份政治充斥歐洲的當下，歐盟需要有一個强勢的、足以代表歐洲價值觀的道德領導國。今年的法國和德國大選，將會是決定歐盟今後走向 「堡壘歐洲」 還是 「團結歐洲」的歷史時刻。
（尹子軒，The Glocal 副總編輯，倫敦政經學院歐盟政治碩士）
註一： “Anti-Americanism, its negative emptiness notwithstanding, threatens to become the content of a European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