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台灣世新大學在去年12月與大陸學校簽署的「研修承諾書」，因「課程內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活動，不從事任何有關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等方面活動」的字句，意外掀開兩岸學術交流茶壺風波。當台灣學者紛紛表態，高喊「學術自由not for sale」時，台灣大專校院五大協進會共同聲明反映出來的態度，似乎比較像在宣布「台灣高教on sale」。
「一中承諾書」從何而來
引發這起承諾書爭議的世新大學，前校長賴鼎銘接受端傳媒採訪時直指，大學之所以會簽署如今被多數媒體喻為「一中承諾書」的協議，背後顯現出來的是：台灣高校對於「陸生來不來？」所產生的集體焦慮。
賴鼎銘表示，早在他2008年接任世新大學校長時，就曾在赴對岸招生期間，遇到台辦的官員以擔心學生安危為理由，要求台灣學校規範陸生來台交換期間「不得參加法輪功」、「不能接觸政治活動」等。每當遇到類似情況，賴鼎銘也只能笑一笑，告訴對方有的學生個性比較保守，即使沒人規定也不太敢去觸碰敏感議題；有的學生對台灣一切充滿好奇心，校方很難、也不該約束。
這些來自對岸的要求或警告，並不會令台校放棄招生，賴鼎銘表示，簽署承諾書、協議書的大學，恰恰是希望發揮馬太效應：建立基礎，長期吸引陸生，讓學校在大陸的知名度越來越高，屆時自然會有更多的陸生想來報到。
因為正式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讀，2011年曾被形容為「陸生元年」。但在那之前，南華大學前國際長周平就已經頻繁往返兩岸，簽署各種合作備忘錄、締結姊妹校協約。他心底清楚明白的是：台灣這邊的學生真正想去大陸的人並不多，這類「雙向交流」，其實更多是為吸引陸生來台。
周平指出，中國大陸這幾年在國家資本主義助長下，整體經濟蓬勃發展，能夠有機會來台唸書的陸生，多半生長於富裕家庭。對目前處於財務困境中的很多台灣大學來說，這被視為汪洋中的浮木。根據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統計，世新大學研修生一學期約600到700名，學雜費加上統包性的宿舍收費，一年約可收入1.4億新台幣（約3467萬港幣），而世新大學每年接受教育部補助僅1.8億新台幣（約4457萬港幣），兩相比較，陸生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台灣高度自由民主的環境中，恐怕不容易有大學真的因為簽了一中承諾，就敢去要求校內教授不得觸碰敏感議題，否則行之有年的各種承諾書，絕對不會到現在才浮出檯面。
但是，因中國威權體制的特殊，擔心學生到了台灣後思想被影響，也因此造就了各類承諾書，尤其在審查手續比較嚴格的省份，如浙江、江蘇，要求台校簽署承諾書的比例也相對偏高。像是世新大學所簽署的對象，就包括江蘇師範大學、浙江理工大學和浙江傳媒學院。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張五岳指出，2014年318太陽花學運爆發後，兩岸關係開始發生微妙變化，2016年政黨輪替後，更多陸校擔心學生到台灣後會去參加社會運動，讓批准出境的各級單位遭受連帶處罰。因此不管是大陸當地學校還是台辦，就會更要求簽署這類承諾書。
不過，明眼人都看得出，這類承諾書名實早已分離，白紙黑字雙方心中各自有不同打算。對於台灣學校而言，那是一份是能夠讓陸生順利來台、申請過程不卡關的催化劑；對大陸學校或台辦而言，則像是把學生送到台灣後，不慎擦槍走火、誤踩紅線時的免責保命符。周平直言，在台灣高度自由民主的環境中，恐怕不容易有大學真的因為簽了一中承諾，就敢去要求校內教授不得觸碰敏感議題，否則行之有年的各種承諾書，絕對不會到現在才浮出檯面。
不過，簽了一中承諾書，就能招到陸生賺到錢嗎？顯然不會。賴鼎銘說得直接：真正在近幾年內有可能面臨倒閉危機的學校，處境反而是「連想簽都沒人要跟你簽」。
陸生普遍淡然處之
如果這類承諾書是台灣學校權宜之計，是大陸學校或台辦的免責保命符，那憑着這紙協議順利來台唸書的陸生又是作何感受？
一名正在台灣攻讀研究所學位的陸生小蘋（化名）表示，通常他們回國後，都得繳交學習報告給當地的台辦，幾年下來，台辦可以明顯從中發現到，大陸學生來到台灣唸書，課堂上或多或少會談論有關政治、身份認同的議題，尤其是人文科學等特定學科，根本無從迴避。
她在網絡上看到一中承諾書的相關報導，儘管相信這就是「光喊口號不幹活」的面子工程，但依然感到有點難過，覺得自己不被國家信任：如果台灣學校不肯簽署承諾書，大陸就不讓學生過來唸書，那是母國對於自家小孩充滿不信任感，就怕在台灣期間被策反。
不願在學校裏觸碰敏感政治話題的陸生，與其說是受到官方影響，不如說是擔心在台灣公共場合說錯話，引來不必要的紛紛擾擾，於是寧可選擇冷漠、避談。
「一中承諾」不只在台灣一方進行，一名來自浙江的本科生葉子（化名）提到，學位制的陸生赴台前，各地台辦都會先行召開說明會，囑咐學生在台期間要「注意個人形象」、「堅持一個中國」。這類會議雖然非強制參加，但陸生普遍都會去，現場會有前幾屆學長姊們分享經驗，在不同地區，也可能會送學生自拍棒、行動電源等時下年輕人喜歡的3C用品，有的甚至會請吃飯。每每寒暑假回國，台辦也會召集陸生耳提面命，提醒陸生「不要參加學運或法輪功」，以免被策反或成為奸細，無端替自己惹上麻煩。早就習慣了這些場合的葉子認為，這類會議，和台灣高校簽署的一中承諾書差不多，一樣是「官方講是一碼事、現實生活又另一碼事」。
儘管官方約束未見得有效，但不談或少談政治，的確是不少陸生在台灣的選擇。
葉子表示，兩岸學生因為成長背景不同，對於兩岸局勢看法有很大歧異，過去曾有陸生在馬英九到學校演講時提問，後來被其他學生透過網絡攻擊。他認為，不願在學校裏觸碰敏感政治話題的陸生，與其說是受到官方影響，不如說是擔心在台灣公共場合說錯話，引來不必要的紛紛擾擾，於是寧可選擇冷漠、避談。
另一名曾經到世新大學唸書的陸生帆帆（化名）也提到，自己在台唸書期間，系上有一名教授特別喜歡在討論跟中國有關議題時，點名他起來發言，而某些議題他其實不夠了解，如果不小心給出「大陸式政治正確」的答案，又會隱約感覺不對勁，久而久之，每次上這門課時都提心吊膽。
正視學術自由與青年交流價值
承諾書又會否潛移默化地限縮台灣各大學的校園學術自由呢？
一位不願具名，長期關注兩岸政治局勢、過去也曾肩負兩岸招生業務的國立大學學者告訴端傳媒，據他所知，部分校方確實會提醒老師們在授課時，能夠對兩岸當前政治環境多體諒——就像是台灣學生到美國留學，遇到老師在課堂上批評台灣根本不算國家，心情當然不會好，而大陸學生在台灣課堂上聽見老師批評自己國家，或是被老師要求考試只能手寫繁體字，也會不是滋味——但他認為，台灣畢竟是民主法治國家，不太可能以此限制老師思想或教學內容。
儘管如此，這件事對台灣的長期影響，他卻相當不樂觀。
他表示，這類文件雖然過去就陸續有在簽，但自從民進黨執政以來卻越來越常出現，大陸有些省份擔心過去幾年陸生人數快速擴張，恐在蔡英文政府期間不慎引爆政治問題，因此提出簽訂協議書要求。而承諾書事件爆發時間點，正值台灣地方縣市首長選舉前哨佈局，讓這起風波成為了有意角逐的政治人物舞台。該名學者憂心表示，在政治人物有心擴大解釋，刻意只站在政治正確的立場上討論，而若教育部處理不當，恐加深台灣藍綠內部對立、海峽兩岸對立，以及教育部與學校老師間的對立。最壞情況可能導致兩岸學術交流完全中斷，每年3萬名陸生再也不會來。
對於外界提出大學私下與對岸簽署政治協議及文書，卻未向教育部報備，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3-3條規定，他則認為，此條文內容「台灣地區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應先向教育部申報」，指的是校級跟校級所簽署的雙方協議，目前浮上檯面的協議書，明顯只有台灣學校的簽名蓋章，非屬於兩岸關係條例中規範範疇，教育部在懲處以前，應審慎思考法條適用性有待商榷。
他也表示，開放陸生來台是促進兩岸青年彼此認識最重要的平台，不僅讓大陸學生認識台灣，台灣學生也可以不再只透過單方面的偏狹知識去認識大陸，這種價值，遠比拉學生衝招生績效重要許多。台灣應該要對自己有信心，不要因為過多設限而綁死自己，應該正確且勇敢的認識對方。
高教學術環境得以讓師生在此辯論各種意見，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高教逐漸商品化的當下，范雲憂心，就算大學主事者要把高教當成商品販售，也不該販售簽一套做一套的「黑心商品」。
不過，交流和底線之間的細絲，一觸即斷。
爭議事發後，署名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中華民國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中華民國專科學校教育聯盟的全國大專校院五大協進會發出共同聲明，強調台灣需要和全世界競爭、要和全球高等教育環境接軌，「外籍生和陸生都遵循一樣的原則，在課堂上以專業學習為重，不涉及政治敏感議題」。
這樣的聲明瞬間熔斷了細絲。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范雲在臉書發起「學術自由not for sale」的行動，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她提高分貝質問：「兩岸交流難道完全沒有底線嗎？」
她強調，開放陸生來台後，她在課堂上接觸許多來自對岸的優秀學生，自己也不時會跟中國NGO交流，兩岸交流並非壞事，學術界也不是逢中必反。但是，民主自由精神是大學存在的前提，假如為了要讓兩岸學術交流更順暢，就非得傷害大學自由，讓人無法接受。而「大學領導者，如果完全不為此憂慮，更是學術圈內最大的憂慮。」
針對聲明書中寫道：外籍生和陸生在課堂上以專業學習為重，不涉及政治敏感議題。范雲質疑，難道台灣學生到大陸唸書，台灣學校也會要求對岸簽署相關承諾書，要求陸校不得對台灣統戰嗎？或是台灣學生到歐美留學，會要求對方教授在課堂上不得談論政治？
范雲表示，之所以沒有這樣做的理由，在於我們相信大學生已經是獨立自主的成年人，高教學術環境得以讓師生在此辯論各種意見，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高教逐漸商品化的當下，范雲憂心，就算大學主事者要把高教當成商品販售，也不該販售簽一套做一套的「黑心商品」。
事件爆發後一週，教育部手忙腳亂發出問卷，準備花兩個禮拜時間，逐一清查各大學曾經簽過多少承諾書。教育部長潘文忠委婉地對外表示：「兩岸交流重點在維持對等互惠前提下，讓兩岸學生都能獲得最好的機會。」他甚至一改最初指責世新大學「這是法令的問題，不是一個大學可以自由決定的事」的態度緩頰說，「許多學校雖然對於促進兩岸交流懷抱熱忱，（但）一線人員卻對相關法律規範不是那樣嫻熟，為了幫助學生趕快來，常常對方一個要求，很快就把文件（指承諾書或聲明書）蓋章給出去……」
清查歷年來究竟檯面下有多少紙承諾書，後續如何懲處、輔導大學，這是教育部目前關心的問題。但或許，更應優先關注的是：當學術自由與招生困境同時擺上了天平的兩端，台灣高等教育未來發展，應該要傾向哪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