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491作為題目，是一個挑戰史觀的年份。哥倫布於1492年「發現」「新」大陸，「發現」這個用字隱含著歐洲文明的視角，意味著在這之前這片大陸並不「存在」於我們的思考體系之中。歷史告訴我們歐洲的殖民者並不是嘗試理解異於己身的生活形態，通常是獵奇，更多是帶著帝國利益的考量去探索，以至征服之——「美洲住民沒有歷史，他們是化外之人」，對於「沒有文明的野蠻人」，歐洲人的的神聖任務就是要教育他們，「更好」地利用被他們浪費的自然資源。
這種想法深刻影響著至今的政治學，奠基了政治學主要的國家理論——十七世紀的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指出，在「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下人們處於無政府狀態，過著原始生活，無法處理各種瑣碎衝突，由是變成紛爭，因此人們需要相互結盟以保存己身，是之戰事撕殺不斷，文明無法產生，浪費各種資源。國家的作用即為最終仲裁者，解決人際間的種種衝突，定下發展方向，社會趨向良善。這種說法，烙有對「原始人」的定見與歧視，也因此證成了國家的權力與其對自然的侵佔，美其名為善用資源。今天種種對社會組成國家權力的政治理解，依舊以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論作為基礎，在國際關係層面尤甚。
與之相對對原住民的夢幻刻板形象則是「高貴野蠻人」——未受現代社會沾染，過著簡單生活的純真住民。我們可以從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對自然狀態的另外理解中窺探到這種對原始人的美好想像——原始人本性溫柔，對同類有愛，日常靠收集野果及狩獵維生，我們無法從群獸中分別獨特的個體原始人，他們沒有紛爭；一切的自私自利、爾虞我詐只是文明進化的不幸，是原始人以至我們現代人的不幸。
然而不管是「高貴」還是「沒有文明」，這兩種意像都試圖消除原住民的能動性（Agency），即是說，他們並沒有自主的行為，而是被動接受任何天災或人禍的次等人種。《1491——重寫哥倫布前的美洲歷史》作者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希望透過書寫這本書，來消除我們對原住民的定見，以至嘗試理解學習另一種生活形態的智慧。
查爾斯．曼恩以其接近報導文學的方式，穿插學術與歷史爭論，在這本超過600頁的中譯本裏娓娓道出1491年，在哥倫布「大發現」以前，印第安人的歷史。他指出，在十六世紀以前，印第安人口一度高達數千萬，而且大部份人住在城市裏，科技進步，他們會定期燒林開田，製造豐富肥沃的「印第安黑土」，卻深諸與自然和諧共處之道，與之取得平衡。事實上，今天我們所見廣大無邊的亞馬遜森林，當日不是現代人想像中的荒野森林，而是印第安人進行各種狩獵、採集、祭儀和人群活動的地域，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相互構成，對印第安人來說，無「墾植」與「野生」地貌之分，他們只是「單純依照生長於其中的物種而將地貌分為數十種類別」。
然而殖民者來到之前，美洲卻出現大旱災，以及由歐洲傳入的天花病，令到整個美洲的「基石物種」兼土地管理者——印第安人——大規模死亡，土地失去了穩定、靈活的照料，生態出現劇變，森林於是愈來愈濃密，成為後來殖民者所見到的「宏偉荒野」，換句話說，這種「荒野」乃是「人造荒野」。而且，如果把土地描成從無住民管理之空蕩大陸，也就意味著土地可以任由殖民者競奪，合理化他們「更好地」運用資源。「無主之地」這種說法，直到今天仍然是「文明社會」對各地原住民的踐踏，「壯麗的荒野」，實際上是建立於原住民的墳墓之上。
在以現代之名排斥毀滅各種生命形態的今天，「原住民」也許意味著更多。以為我們已經了解社會一切，可以操弄自然的觀念，不過是近百多年的事。我們讀到的歷史，也很大部分不過是能夠書寫文字留有奢華古物者的歷史。被消失的歷史，總是有意為之，當中總有國家所懼怕的顛覆潛能。我們也許該對各種被指示為落後、不合時宜的耕耘，持有學習的心態，有著更多敬意。
端傳媒一連數天摘載《1491——重寫哥倫布前的美洲歷史》部份內容，這是終篇，獲「衛城出版」授權刊出。
《1491——重寫哥倫布前的美洲歷史》
出版時間：2016年12月
出版社： 衛城出版
作者：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
譯者：陳信宏
新奇的河岸
我有一次造訪位於亞馬遜河中游的聖塔倫，當時正值亞馬遜河的年度泛濫期，河水淹上岸，湧向內陸達數英里遠。森林裡的小徑成了運河，居民划船穿越樹林。住在沖積平原上的農民都興建了高腳房屋與糧倉。關在糧倉裡的牛隻紛紛把頭伸出窗外，看著亞馬遜河豚在門前玩耍。一叢叢面積達一英畝的植物在水面上漂浮而過，是亞馬遜地區著名的「漂浮島嶼」。生態觀光客搭乘汽船航行在淹水的森林裡。兒童划著平底船追著他們，兜售一袋袋美味得不可思議的水果。
在聖塔倫的中心區域，電線桿都由水泥製成，這是財力許可的熱帶國家常見的現象。（木製電線桿會遭到白蟻啃食。）在這座城鎮邊緣，主管單位設置電線桿的方式改為砍下樹木，豎立在需要的地方。不過，工人的設置工作做得很懶散，不但沒有削掉樹枝、剝除樹皮或藤蔓，甚至也沒有移除白蟻丘。再往外一英里左右，就不再設置電線桿，而是直接把電線掛在樹枝上。再過一段距離，連電線也看不見了。繼續往前，河畔的人跡就只剩下陡岸上的小村落。那些村落裡最大的建築，似乎總是神召會或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教堂。禮拜結束後，嬉戲吵鬧的孩童聚集在紅土地面的教堂庭院裡放風箏。有時候，他們會在風箏邊緣裝上剃刀，企圖於大混戰中割斷別人的風箏線。除了足球以外，巴西鄉下的主要體育活動似乎就是鬥風箏。
水上交通聯絡著各個社區，來回往返的速度不亞於流言蜚語的傳播速度，即使許多船隻至今仍是以長竿撐在河底前進。在洪泛季節，河流邊緣只有樹頂稍微露出水面上的矮小樹木。那些矮小樹木上方三十英尺處，紅色的果實懸垂於高大的木棉樹上，每顆鮮紅色的圓球都清清楚楚地倒映在平靜無波的水面上。當地人會在植物間開闢狹窄的捷徑，稱為「孔道」。當時我造訪的目的地是一座名叫塔波林納（Taperinha）的老舊農莊，是安娜．羅斯福先前挖掘過的一座遺址所在地。途中，掌控舵柄的人突然將船轉向，筆直駛入森林裡。我們穿越了一道長二千英尺、寬六英尺的孔道。他們對我說，有些孔道已經存在了數百年之久。早在哥倫布以前，森林裡就已經有這些水上公路了。
這一切在觀光手冊裡都被描述為「荒野」。但如果新一代的研究者所言屬實，那麼這些景象就不是荒野。實際上，有些人認為現在亞馬遜鄉下的居民人數可能比一四九一年那時還少。然而，我搭乘的船隻滑入孔道之後，森林就像一把傘徹底遮蔽了日光。才不過幾百碼的距離，人類的蹤跡就似乎消失了。我覺得孤寂又渺小，卻又莫名感到欣喜。我周遭的環境如果不是荒野，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森林的命運既然掌握在我們手裡，那麼我們該為其未來設定什麼樣的目標？
歐洲與美國的環保人士堅持主張森林永遠不該受到砍伐或者使用，並且應該盡可能保持毫無人跡的狀態。根據這種醫療虛無主義的生態版觀點，他們希望對亞馬遜河盆地完全不予干預。我遇見過的巴西人對於這類提議通常不太熱衷。當然，當然，我們都支持保護環境，他們說，可是我們也有好幾百萬的赤貧人口。你們為了發展經濟，就把你們的森林剷平，在土地上蓋滿商店街。為什麼我們就不能這麼做？如果你們現在想要更多森林，為什麼不把你們的一些商店街拆掉，用來種樹呢？是，是，我們當然支持幫助窮人，環保人士回應道。可是砍伐熱帶森林不會帶來財富，只會毀掉土壤。把亞馬遜地區變成一片不毛之地對任何人都沒有助益。
這種各說各話的爭執經常發生，以致爭執雙方幾乎對自己的說詞都能倒背如流。這些話語其實毫無意義，因為環保人士通常居住在倫敦、柏林或舊金山等這類富裕地區，不然至少也是反映了這類地區的觀點。至於支持開發的人士，則往往來自於聖保羅、里約熱內盧或巴西利亞：這些城市不但距離亞馬遜地區有幾千英里，文化上的距離更是和那些環保人士的城市一樣遙遠。「每當我們向﹝亞馬遜地區﹞這裡的人提到我們來自聖保羅，你實在應該看看他們臉上的表情，」奈維斯對我說：「他們那模樣就像是南伊利諾居民看到紐約客一樣，只是又更糟。『老天，外星人入侵了！趕快在他們感染我們之前把他們殺掉！』」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把環保人士與開發商之間的衝突不當一回事。畢竟，這場衝突的焦點可是全世界最大的一片森林。而且，類似的爭執也在其他上百或上千個需要保護的地方發生過。在盤根錯節的個人動機底下，這是西方哲學傳統中最古老的辯論主題之一，是「法制」（nomos）與「自然」（physis）的辯論。古希臘人認為存在是法制（理性／秩序／智巧）與自然（非理性／混亂／自然）的相互較勁。在環境問題方面，梭羅是自然陣營的代表，他認為地貌在本質上是天然的，有可能毀於人類的隨意破壞。自然陣營主張：我們應該遵循大自然的引導，只要不干預環境，環境就會知道怎麼保持其本身的健康。法制陣營則是由後現代哲學家組成，認為整個地貌都是人為建構的結果，沒有根本的固有特質，只是單純反映了偶然與人類行為的影響。法制陣營認為，沒有一種生態狀態在先天上比較可取，所有的生態狀態都是人類選擇的產物（就算是其中沒有人的生態環境也是如此，因為那表示我們做出了不到那裡去的決定）。
承認印第安人對地貌造成巨大影響，似乎將我們推向法制陣營。一九八三年，克隆納在《土地的改變》（Changes in the Land）這部重要著作裡陳述了新英格蘭鄉下的演變歷史。他指出，一般認為的那種荒野根本不存在於美國東部，而且也並非自好幾千年前就是如此。（幾年後，鄧尼凡把認為荒野廣泛存在的信念稱為「原始迷思」。）克隆納後來在他為《紐約時報》所寫的一篇文章裡宣揚這種荒野並不存在的觀點，環保人士與生態學家隨即抨擊他是受到相對主義與後現代哲學的影響。接著學術界發生了一場小騷動，連同數以百計的注腳。這場騷動促成了一部極少見的著作，內容雖然是在抨擊後現代哲學，作者群卻是以生物學家為主。另有一本著作《新荒野大辯論》（The Great New Wilderness Debate），出版於一九九八年，編纂者是兩名哲學家，他們鄭重自稱為「歐裔美國人……承繼的文化傳統是當前這種後殖民、全球霸權型態的父權西方文明」。
要嘲笑學術界人士那種認真又晦澀的語言很容易，就像我這樣。但哲學家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在亞馬遜河孔道上方徹底遮蔽了天空的那些樹木，讓我感受到某種超越我本身的東西，這是幾乎每個曾獨自走進樹林裡的人都有過的直覺感受。那個東西彷彿有其本身的規則與阻力，而且不是源自於我。然而，主張森林受到人力形塑的論點，似乎沒有為其他任何比人類更大也更深刻的東西留下空間。
瞭解自然並非常態，並不表示人類就可以為所欲為。這種恐懼來自於誤將亞馬遜森林認定為荒野。這片地貌其實是自然與社會力量彼此互動的場域，是一種表演，而且就和所有的表演一樣，也不完全受到其創造者的控制。
美洲原住民按照他們認為適當的方式經營這塊大陸。現代的國家也必須這麼做。他們如果想要盡可能把最多的地貌回復到一四九一年的模樣，就必須創造這個世界最大的幾座植物園。
這些植物園是為了許多目的而由許多不同工具形塑而成，但全都是與自然力量合作產生的結果。植物園的創造者極少聲稱自己是要恢復或者重建過往的狀況；也永遠無法完全控制結果。他們只能使用自己擁有的最佳工具，以及他們蒐羅到的所有知識，致力創造未來的環境。
這其中值得我們學習的一項教訓，就是我們如果有意和這片土地上的原始住民用相同的思維想事情，那麼我們就不該聚焦於重建一片和過去一樣的環境，而應該將注意力集中在形塑一個可供未來人類生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