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週六，《夾邊溝祭事》在香港首映，一手負責調查、導演、拍攝的中山大學退休教授艾曉明老師卻被困廣州，無法親自到場。放映場地很小，有人在外面等上幾個小時，等裏面有人離開，騰出座位，才能進去，有些人則白白等到完場。
這幾百個小時的素材，艾曉明導演應該很是珍惜，才會在最新放映的剪輯版裏又將片長從原來的六小時十五分鐘加到近七小時。放映後和人聊起，有人說：作者對待自己的作品總是像對待自己的孩子般，不捨得多刪一點，因為素材裏都是自己的回憶心血，如果能交給別人剪輯，夾邊溝的歷史呈現或能更富藝術性、故事性。但或許在艾曉明導演看來，正因為夾邊溝這個題材如此沉重，不適合故事性太強的剪輯，甚至於過多的鏡頭語言設計，也毫無必要。它本身已經是一個太殘忍和慘烈的故事，就這樣安靜地拍攝那些倖存的老人說話，把鏡頭對準農場與沙地，已經讓人不忍直視。真實的荒謬和傷痛，讓人在黑暗中被壓得喘不過氣，心臟被捏碎一般痛苦。
《夾邊溝祭事》裏多為對當年夾邊溝反右勞改營的倖存者或者遇難者後代的採訪，用他們的講述組成一條明晰的往事時間線。鏡頭裏倖存右派和遇難者後代都已垂垂老去，他們生命中那些青春而黑暗的歲月，如今通過他們年輕時的照片、信件，伴著滄桑的講述，在屏幕裏重新構築關於那個瘋狂時代的稀有記憶和見證。
逝者枯萎到何種程度？一個從夾邊溝倖存的老人說：那個時候，我吃不飽，骨瘦如柴，一個人一次竟可以提着兩具屍體。
《夾邊溝祭事》不僅僅是一個訪談，一個口述歷史，更是重視視覺和現實的重現。在近20個月的拍攝時間裏，艾曉明去往中國西北，尋找勞改農場遺址，和與夾邊溝當年狀況非常接近的實景地。影片對「反右勞改場」的追尋，也不僅限於夾邊溝，還有蘑菇灘農場、赤金農場等。鏡頭對著雪地，對著西北荒野，對著駛過的火車，畫面跟著拍攝的腳步輕微地顫動，放出雜音似的凜冽風聲，彷彿可以感覺到刺骨寒冷。
一片荒涼的河灘上，過了幾十年，原來裸露的森森白骨被清理了大半，只剩半埋在沙裏的分不出原來模樣的衣物。用手去揪，是沾上泥土的棉絮。凍餓病死的右派被棉被匆匆一裹，也許腳踝還裸露在外面，就從窯洞裏被抬出去，冬天結了冰的凍土難挖的時候，屍體就一摞一摞地被疊起來，壘在空地上。逝者枯萎到何種程度？一個從夾邊溝倖存的老人說：那個時候，我吃不飽，骨瘦如柴，一個人一次竟可以提着兩具屍體。
勞改，實為苦役。在食物供給極度匱乏的情況下，每天高強度工作十到十二個小時，能熬著存活已用盡了最大努力與運氣，談身體傷病就像「何不食肉糜」。在夾邊溝，有一個詞叫「強制勞動」。兩大筐裝滿砂石的擔子，兩個壯漢一邊一個把人架起來，強行讓人抬起擔子往前走。到了目的地之後，就把人往地上一甩。筐壓在背上，人只能臉朝著地面向前栽倒，抬起頭來往往是一臉血跡傷口。如果抬不起頭，便是死在那裏了。
「那時實在是沒吃的了，堆在外面的屍體被狼被狗吃得不成樣子。實在餓得不行了，有人會偷偷去屍體堆。死掉的人瘦得連屁股上的肉都沒有了，所以只好挖下水，吃內臟。」
飢餓。極度的飢餓是生活在現代文明中人無法體驗和理解的絕症。一位老人的孫子已經二十歲，難以相信老人的講述：「怎麼可能會餓死人？你看現在的人，減肥都減不下來。」 甘肅貧瘠的鹽堿地，種出的小麥沒有分簇，甚至不能稱之為「穗」，只有麥粒。原本夾邊溝勞改農場供三四百工作人員的糧食，突然要供給三千多人。又逢上大躍進瞞報產量放衞星，宣傳「畝產萬斤」，要求「自給自足」的日子，絕對意義上的匱乏和飢餓，明水灘的荒蕪，沉重的勞動，人在絕望中逐漸演變成癲狂。
「有沒有思考過這合不合理？有沒有想過反抗？」
沒有，沒有一絲多餘的精力和時間用來思考，每天只想著明天能不能活下去。身邊的人一個接一個地死去，半夜說著胡話第二天清晨身體已經冰涼。人活在死亡幾步之外，對身邊的慘劇變得麻木。知識分子的尊嚴、體面、人性已經所剩無幾。每天喝像水一樣的稀飯湯，喝完後臉埋進去把碗舔得乾乾淨淨。把飯盆借給別人的時候，要求對方「借我的碗可以，喝完了你不準舔。」 一個十幾歲的《少年文藝》的小記者，也被打成右派。在醫院裏，一個病人嘔吐了，他立刻跪趴下去，臉埋在地上，手抓著捧著，瘋狂舔食著不成樣子的嘔吐物。
活下來，或者與你的精神一起死亡。為了存活，人吃人。有倖存者描述過第一次見到人肉的場面：他被叫去兩個幹部的房間裏端一個水盆，裏面是紅的黑的不知是什麼的下水。他們讓他猜，他隨隨便便地說：羊？牛？驢？騾？直到過了好一會兒才隱約地想到，手上端著的是人的內臟，腦子一片空白，全身都開始顫抖起來。有人說，在夾邊溝最後活下來的人裏面，有一部分是吃了人肉的。「那時實在是沒吃的了，堆在外面的屍體被狼被狗吃得不成樣子。實在餓得不行了，有人會偷偷去屍體堆。死掉的人瘦得連屁股上的肉都沒有了，所以只好挖下水，吃內臟。」
「人們只是為了能夠改變過去，才要成為未來的主人。」
在《夾邊溝祭事》裏，有一個片段拍攝的是影片中為數不多的現在。那是拍攝過程中發生的事，2014年，右派難友在夾邊溝樹起的紀念碑，被全數砸爛銷毀。艾曉明與多年來為右派平反奔走的老人任眾、張遂卿幾人，在當年清明節準備一同前往夾邊溝拜祭遇難的難友，遭到重重阻撓，出租車中途被攔下，幾人好不容易走到夾邊溝地區的入口，卻被守在此處的村民等人員攔住。八十歲的任眾只能在林場外，鄭重地朝著墓地的方向鞠了三躬。
2017年是台灣「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紀念。相關文件檔案終於全數解嚴，預計三年後可向公眾開放。讓人難過的是，今年同樣是反右運動六十週年，歷史的陰影依然籠罩在頭上，未曾遠離。要直面個人與公眾記憶裏並沒有被偉大和意義加持過的痛苦，揭開被輕飄飄掩蓋和被塗上激情時代底色的悲劇，向極權政治下的血案要求清算，尋求轉型正義，又待何時？
就像一切國家，一切民族，一切政黨，人們一直充滿激情地說要創造美好的未來。可是實際上未來只是對誰來說都無關痛癢的一片虛幻。正如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在《笑忘書》中寫道，「大家都重寫歷史，因為過去才是生機盎然的。它的面孔讓人憤怒，惹人惱火，給人傷害，以至於人們要毀掉它或重新描繪它。人們只是為了能夠改變過去，才要成為未來的主人。」
「有一種輿論說，忘掉過去吧，甚至於散布出『母親打孩子』的言論，這是麻醉，我們不能接受，不能容忍。」
痛苦依然處處可見。歷史跨越了過去，通過回憶與認知過去時構建的性格與自我，延續並構造了今天。那天的首映，任眾老人也不遠千里從北京趕到了香港。他是一名天主教徒，1957年被下放到天津的茶澱農場，1958年初被正式劃為「右派分子」，直到1979年才獲得「改正」通知，22年，當局給他的唯一補償是200多元人民幣。
放映之後，任眾老人與觀眾交流時說：「你們也看到我看紀錄片的時候老淚縱橫，一提起來就難受，因為實在是一生的屈辱，無法抹去。有一種輿論說，忘掉過去吧，甚至於散布出『母親打孩子』的言論，這是麻醉，我們不能接受，不能容忍…我們這些右派不是說少數人對共產黨不滿，當時絶大部分人甚至是入團入黨積極分子，當時都是很年輕的人…在建國才七八年百業待興的時候，懷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心…當初是以會議的形式告訴大家：知無不言，言者無罪，幫助黨整風。我們居然中了陽謀！引蛇出洞，害了我們的一生。包括傅作義的親弟弟，從美國回來的水利專家，在工作上給領導提了些意見，結果，也被劃了右派，到了夾邊溝後餓死了。」（註：傅作義曾為中華民國陸軍將領，1949年領中共軍隊進入北平，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水利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十年文革期間受到周恩來保護）
這些年任眾老人一直在為右派維權而奔走。他說他不怕被國安監控，因為自己坦坦蕩蕩做的事，說的話，「就是要給他們聽的」。有人喊他「老右」，他是要當場拍桌子反駁的，「是誰把我們錯劃成右派又一直拖到我們都老了？是我們自己要當老右嗎？」 又提到國安人員近幾年對他態度很是「客氣」，稱他「任老」。
距離那一場改變了無數人生的反右運動已經過去六十年，歷史延續到今天，記憶卻越走越遠，他們只需神定氣閑地倚賴時間，等待如今倖存的老人們一個個逐漸老去，等待他們的人生，記憶與經歷，像浪花一樣消失。「也許等我們都死光後，他會發表聲明：反右是正確的，只是當初擴大化，這件事就這麼了結了，」任眾老人說，「我們不能忍受這種說法和歷史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