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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曾經幫助斯諾登的難民遭到跨國追殺

庇護斯諾登的難民家庭遭到跨境追捕,人權律師和立法會議員呼籲香港政府介入。


2013年在香港庇護前美國國家安全局僱員斯諾登的三位難民Supun,Ajith和Vanessa,他們來自三個家庭。
2013年在香港庇護前美國國家安全局僱員斯諾登的三位難民Supun,Ajith和Vanessa,他們來自三個家庭。攝:陳焯煇/端傳媒

在香港庇護前美國國家安全局僱員斯諾登的三個難民家庭,自從2016年9月他們的身分被國際媒體曝光,而他們的故事隨著斯諾登同名電影的上映被廣泛報導,一時處於風口浪尖,他們被稱為斯諾登的「守護天使」,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關注和同情,但與此同時他們也面對被斯里蘭卡當局「報復」的威脅,亦可能遭到斯里蘭卡刑事調查局(CID)「越境執法」,被迫從香港「非法引渡」回斯里蘭卡,再次面臨政治迫害的風險。

斯里蘭卡刑事調查局(CID)

刑事調查局全稱為Crimin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是隸屬於斯裏蘭卡警方的調查部門,負責調查斯里蘭卡全境範圍內的重大罪行,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根據維基百科,斯里蘭卡CID是模仿英國刑事調查局而建立,無需通過警署內級別第三高的副檢察長便可在斯里蘭卡任何地點對任何人實施逮捕。

2月23日中午,三個難民家庭Supun、Nadeeka、Ajith和Vanessa在香港立法會議員莫乃光、涂謹申和代表律師羅伯特·提伯(Robert Tibbo)、文浩正陪同下,召開了新聞發布會。提伯和兩位議員發表聲明,認為事件涉及跨境執法,關乎香港社會「更廣泛的公共利益」,呼籲香港警方介入調查事件。

這三個尋求庇護的難民家庭在2013年6月為流亡香港的斯諾登提供了庇護,他們將並不寬敞的房間和自己的床讓給他,而那時他們還不太清楚斯諾登的身分,只因提伯提出請求便予以充分信任。2016年9月,斯諾登同名電影全球上映。提伯表示,為了避免上映後媒體的追逐和疑問,他做出了在電影公映前安排三個家庭接受國際媒體採訪的決定,而他不後悔這個決定。

據提伯描述,2016年11月,他和他的斯里蘭卡難民客戶獲悉有斯里蘭卡警方在香港活動的消息,但尚不清楚是否針對幫助過斯諾登的難民家庭而來。直到12月29日,提伯再次從「眾多消息源」得知,至少有2名自稱是斯里蘭卡CID辦案人員的人士手持涉事難民的相片和文件,在香港街上向本地斯里蘭卡人打聽這幾個家庭的地址、聯絡電話,甚至他們的朋友。這些家庭在斯里蘭卡的親人亦遭到斯里蘭卡警方的盤問、騷擾和威脅。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去年發布報告,評估斯里蘭卡政府存在「廣泛和普遍的折磨、強迫失蹤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

現場記者多次追問提伯如何確認CID人員身分屬實,以及CID追捕的難民具體是哪個家庭,提伯僅表示通過多個消息源證實CID人員身分,他們包括斯里蘭卡難民和香港永久居民,而關於被追殺難民的詳細資料已全數交給入境處處理。入境處回覆端傳媒表示,確實接獲涉事難民的書面陳述,但沒有收到詳細資料,與難民及律師的會面有待落實。

目前,三個家庭已被轉移到安全的地方,稍後他們將向香港警方求助。端傳媒記者詢問港府具體回應措施,提伯表示政府正「進行綜合評估」,他希望香港警方能為這些家庭提供保護。

2月23日中午,三個難民家庭Supun、Nadeeka、Ajith和Vanessa在香港立法會議員莫乃光、涂謹申和代表律師羅伯特·提伯(Robert Tibbo)、文浩正陪同下,召開了新聞發佈會。
2月23日中午,三個難民家庭Supun、Nadeeka、Ajith和Vanessa在香港立法會議員莫乃光、涂謹申和代表律師羅伯特·提伯(Robert Tibbo)、文浩正陪同下,召開了新聞發佈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至於斯里蘭卡警方的追捕活動是基於涉事難民的本來案件還是與庇護斯諾登一事有關,提伯表示無法確定,可能是「兩者的組合」 。

而他可以確定的是12月份斯里蘭卡在香港的越境搜查確實針對這幾個保護過斯諾登的難民家庭。他認為斯里蘭卡軍方對這幾個家庭和斯諾登的關係非常有興趣,至於這背後是否有美國在向斯里蘭卡政府施加壓力,他表示就現有信息無法確定,但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因政治觀點而逃離斯里蘭卡的Supun表示這件事發生後,他擔驚受怕,恐懼被抓,「沒法正常生活」,但他身邊還有同樣從斯里蘭卡逃難來香港的Nadeeka和幼小的一子一女需要照顧。斯里蘭卡軍人Ajith在香港滯留14年,免遣返聲請(Claims for Non-refoulement Protection)至今未通過入境處的統一審核機制(Unified Screening Mechanism)審批。他在軍營中受到虐待和強暴因而逃亡至香港,不敢想像回國會遭到何種對待。他們三人均來自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Colombo)及附近地區。

來自菲律賓的Vanessa亦為自己的安全感到非常擔憂。早在電影上映前,她的身分還未被媒體曝光,卻有人猛敲她的家門找她麻煩,令她此後不敢隨便出門。她的免遣返聲請遞交亦超過十年,尚無結論,現在與5歲女兒相依為命,但女兒沒有身分,上學成為難題。

提伯批評香港政府沒有做到切實保障三個難民家庭被賦予的應有權利,更透露在2016年12月底和2017年1月期間,遭到入境處向當值律師服務(Duty Lawyer Service)執委會要求撤銷他的當值律師身分,阻礙他向三個難民家庭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提伯質疑這件事涉及越境執法。銅鑼灣書店事件後,跨境綁架成為香港社會高度關注的話題。議員涂謹申表示,任何地區的執法人員想在香港調查和執法,必須通過香港政府和警方。議員莫乃光亦批評,跨境和跨國執法令香港變成「無掩雞籠」,認為如果香港成為「打開的大門」,甚至可能影響中國大陸居民的安全,令「一國兩制」受到破壞,他表示民主黨將向港府高層呼籲重視處理此事。

斯諾登本人亦知悉這一事件,並持續關注三個難民家庭的安全。提伯希望最終協助三個家庭移民加拿大,他與另幾名加拿大律師在網上發起幫助這三個家庭移民的眾籌活動,斯諾登亦帶頭捐款。有意幫助這些家庭的民眾可前往GoFundMeFundRazr兩個平台捐款支持。

提伯表示這些資金可紓解三個家庭的生活困難,因為在他們的身分曝光後,發放難民津貼的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切斷了他們的補助長達四個多月,至今仍沒有恢復。但他也承認移民加拿大是一個理想目標,只有在這些家庭的免遣返申請獲得港府批准後才可能實現。而入境處現時的審核批準率接近於零,提伯及兩名立法會議員表示,除了解決這單與斯諾登有關的「非常規」難民案件,推動港府建立更為高效、透明的難民審批機制是他們長期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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