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戴耀廷：香港需要中傷法庭罪，阻嚇謾罵法官者嗎？

編者按：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警方在龍和道以武力驅散示威者，警民爆發激烈衝突，其中示威者曾健超從高處向警員淋液體，後來被七名警員制服後找到一處暗角圍毆。

香港區域法院日前裁定7名被告「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罪成，「七警」全被判監禁兩年。不少公眾人士和建制組織認為判刑過重，部分人甚至以「狗官」、粗言穢語等用語辱罵法官，被指藐視法庭，甚至引起律政司關注。社會人士是否有權評議法官？評議法官有沒有界線？越界後應否受到懲罰？《端傳媒》邀來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就此爭議發表意見。

香港律政司司長在2017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演辭中說，人民行使評議法庭判決的權利時，言論或行為是必須「負責任」的。評議者受其政治偏見影響而質疑法官的判決、以粗言穢語對法官作毫無根據的人身攻擊、向法官或其他執行法律的人士寄送具威嚇性物品，等等言論或行為，都超越了「負責任」的界線，是必須遏止的。香港現行法律能阻止這類言論或行為的，就是普通法的「中傷法庭罪」。

中傷法庭罪的存廢爭議

中傷法庭罪是藐視法庭罪的一種，要構成這罪行，相關的言論或行為須貶低了（derogatory）司法機關，對個別法官或法庭的辱罵非常嚴重（grossly abusive），存在真實風險 （real risk），會干預到司法公義的執行（interference with the du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設立這罪行的目的不是要保障個別法官的尊嚴或感受，而是要確保法庭有效運作。

不過，也有不少意見認為，現代法制不需要中傷法庭罪。對中傷法庭罪有以下的批評：一、「中傷」這概念不能正確反映這罪行在現代法制的性質；二、中傷法庭罪的定義不夠明確；三、嚴重辱罵法官或法庭就會干預到司法公義的執行，這假設未必能成立；四、公眾對法庭的信任及尊重，並不會因這罪行存在而有提升。反而繼續維持此罪行，會削弱公眾對法庭的信心；五、檢控有可能帶來反效果，令公眾對法庭更反感。

澳洲及紐西蘭雖仍保留此普通法罪行，但英國在2013年已立法取消了中傷法庭罪。美國憲法較着重保護言論自由，相近似的罪行已被裁定違憲，雖然香港上訴庭在《黃陽午案》 裁定中傷法庭罪並沒有違反《人權法》，是對言論自由的合理限制；而加拿大法院及歐洲人權法庭沒有直接的裁決，判定中傷法庭罪違反了人權法對言論自由的保障，但不少人權法學者的意見都認為，從人權保障的角度看，沒有需要保留此罪行，或認為按此罪行提出的起訴是難以成立的。

保留具象徵意義，不宜隨便起訴

應否保留中傷法庭罪，不同法制的着重點分別，在於是要讓言論自由有更強保障，還是要對司法權威提供充份保障。不同地方，言論自由與司法權威之間的平衡點不是一樣的，甚至在同一地方，因應社會的發展，平衡點也可以不同。大部分普通法地區，都是朝向更多保障言論自由的方向發展，故大體的法律改革方向，是取消中傷法庭罪或減低中傷法庭罪的實際應用。

若普通法的發展方向是朝向取消中傷法庭罪，那麼香港是否還應保留中傷法庭罪呢？這些有關中傷法庭罪的討論，大都是出現在已有民主選舉的地方。在這些地方，除了依靠法院外，還能透過民主選舉去制衡政府權力，故維護司法權威的重要性，相對上不用那麼大。問題是香港到了此刻，因應香港的獨特政治及法律環境，是否也應朝向同一方向走呢？

在回歸前，當香港初制定《人權法》，人權的思維仍在初步發展的階段，而當時司法權威還是相當強，公眾相當信任司法機關，故我當時的意見是傾向取消中傷法庭罪。但回歸後，香港法院的司法權威，因與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出現衝突而被削弱。在過去數年，香港政治情況急劇轉變，如律政司司長所言，越來越多人因裁決不合意而謾罵法官。故此，回歸後，要維護司法權威的需要，在香港變得比以前重要。或許保留中傷法庭罪未必能直接提升司法權威，但應有象徵性意義，給公眾明白維護司法權威的重要性。

在司法權威和人權保障之間取平衡，即使保留中傷法庭罪，我也不贊成隨便提出起訴， 相關言論或行為必須對司法權威構成了真實存在的威脅，才適合提出檢控。

（戴耀廷，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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