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代的德國，蓋世太保（Geheime Staatspolizei，秘密警察）總是在半夜抓人，悄悄的，盡量不引起鄰居的注意，然後德共黨員，社民黨人，猶太教授、醫生和法官，天主教徒等等，就一個個消失了。他們最終死在集中營裏，德國公眾也漸漸地看不到任何異見、批評，直到完全聽不到不同聲音。這是第一任帝國保安部長萊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推行的「夜霧」模式，製造出普遍的恐怖，也為世界留下了極權主義的最初記憶。
如果回顧過去幾年中國內地局勢所發生的收緊和恐怖，的確頗有似曾相識之感。秘密抓捕和突然失蹤事件越來越多，不僅發生在社運分子、人權律師、媒體人和活躍網民身上，連企業家、投資界也不能倖免，以至時有傳聞：一些在海外工作的著名教授在回國後失聯數月。這種背景下，誕生了艾未未的「縮微關押模型」和陳冠中的《盛世》等文化藝術作品；2016年裏關於古拉格群島、「尋找奧威爾」主題的譯作非常暢銷，成為北京知識界的一大文化現象。
與此同時，繼一批女權、勞工、法律和智庫類獨立 NGO 先後被關、《炎黃春秋》雜誌社被強行接管，2017年初，一波以自由知識分子為對象的抹黑運動正在興起。例如，山東建築大學的鄧相超被「毛派」圍攻，石家莊廣電局幹部左春和因其政治言論被撤職，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喬木因為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調侃性文章，而再度遭遇官方壓力宣布辭職，並有毛派文章叫囂圍攻北大法學家賀衞方……
著名獨立智庫天則研究所的創辦人茅于軾最新的遭遇，也是其中一例。過去十數年針對他個人的抹黑言論，近日來似乎被系統性地強化，被「毛派」和《環球時報》塑造為一個搞「對抗性批判」的外國勢力代言人，而他個人和天則所的網站、社交媒體賬號一一被封。
茅于軾與天則所的意義
下一步局勢如何發展，北京知識界有着各種揣測，一種更普遍的擔憂正在蔓延、加劇。人們各自打量、思忖，茅于軾之後，下一個會是誰？或許，這正是此波抹黑運動的意圖所在。北京當局似乎並不滿足於「夜霧」風格的大規模抓捕和定點清除，而是更迫切地希望使用輿論戰，借「毛派」力量發動一場抹黑運動，如「反右運動」一般，達到中國知識界和社會道路以目、「人人自危」的恐嚇效果，從而徹底阻遏中國新興公民社會的發展。
但是，事態發展是否就會如當局意的順遂？甚至一些中共的反對者也加入和聲，說如此事態，證明中國自由派過去二十餘年的公民社會建設，不過是一場「一無所獲的荒廢時光」，自然也無從左右未來的命運。
把茅于軾對中國公民社會的貢獻，貶為一個與黨國調情的「羅曼蒂克消亡史」，這種對公民社會持虛無主義立場的觀點，可能更接近葛蘭西（Gramsci）喜歡引用的那個海狗的寓言故事：海狗在遭到捕獵時，為了保住性命扯下自己的睾丸。從新興公民空間中受益、成長起來的這些批評者，正在把茅于軾等標杆人物當作可丟棄的睾丸。他們在葛蘭西的眼裏，其實「是一群妄自尊大的小資產階級……這些泛泛而談還掩蓋了更多更深的動機，因為他們的核心問題在於脱離了自己的階級……沒有經歷過真正的鬥爭，只是教條原則的鬥爭而已。」
事實上，茅于軾與其他幾位經濟學家在1993年創辦的天則研究所，與「自然之友」幾乎同時成立，算是中國最早的一批 NGO，也是1989年後中國公民社會的先驅。除了為市場經濟提供獨立的經濟政策和公共政策諮詢，天則所20多年來從未間斷舉辦雙週論壇，至今已經舉辦了500多場，包括學界、資方、勞工機構在內的各方人士，均有機會演講他們的研究成果和親身觀察。天則雙週論壇作為北京的一個公共論壇，在國內外產生了持久、深遠的影響，對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和公民社會建設做出了無法取代的獨特貢獻。即使在不遠的將來，天則遭遇強行關閉，也已經為今天如雨後春筍般的智庫成長提供了寶貴經驗，更為未來的轉型願景提供了一個現實範例，其價值無可估量。
公民社會必須堅持
在這個意義上，最新一波以茅于軾為中心目標的抹黑運動，似乎可以跳脱「反右」運動模式，而總體上越來越趨近屈里弗斯事件的事態發展。在葛蘭西看來，1894年法國的這件歷史插曲中，以「我抗議」所標誌的知識分子動員，雖然最終未能阻止整個歐洲反猶運動的興起和國家化，卻阻止了當時具有明顯反動傾向的「凱撒主義」出爐。在社會力量的牽制下，「特別是當時的城市被統治階層，而不是農民和農村，當時統治集團內的一些人馬挫敗了同一集團內部最反動的部分……粉碎了統治陣營僵化窒息的國家結構。」
對搖擺在新毛主義和新傳統主義之間的習政權來說，2016年稍早的雷洋事件進程，以及校友運動和城市中產階級動員，已經顯示中國當下具備着與屈里弗斯事件相似的歷史處境和歷史意義。接下來的問題，是圍繞茅于軾和天則所，圍繞對自由派知識分子如賀衞方、鄧相超等的抹黑運動，社會進步力量如何集結動員，牽制或者反制這個體制最為反動的部分。
其結果，可能不能阻止威權主義向極權的強化和鞏固，卻可能決定中國公民社會的命運，為之贏得寶貴的生存空間和政治支持。這正是中國晚期威權主義的性質，如同哈貝馬斯和曼德爾等人在1960年代末期提出的「晚期資本主義」概念：資本主義或將持續存在而非陷入總體性危機，但是因為1968革命的興起，資本主義的性質已經發生根本變化。
這意味着，在中國，只有公民社會的堅持，才可能最終扭轉人們對國家的看法，也就是國家等於公民社會，而非政治社會或者統治階級，從而啟動長久的政治轉型。面對茅于軾，或者屈里弗斯，歷史或許正在重演。
（吳強，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博士，社運研究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