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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擎:2016思想盤點——裂變時代的來臨

2016年世界變局標誌着一個「裂變時刻」,民主政治再次面臨深刻的挑戰,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圖為世界領導人到達倫敦舉行G20峰會時的一次示威,反映政治經濟秩序未能有效地應對不平等,出現了支持與反對全球化的群體對立。
圖為世界領導人到達倫敦舉行G20峰會時的一次示威,反映政治經濟秩序未能有效地應對不平等,出現了支持與反對全球化的群體對立。攝:Dan Kitwood/Getty Images

從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開始,宣告西方體制正瀕臨崩潰的聲音便不絕於耳。而到2016年底,在歐美經歷了一系列令人震驚的事變之後,斷言「自由秩序的終結」已無需任何先見之明,幾乎成為輿論界的時尚,因為證據是如此重大、直接而明確:英國公投退出歐盟,法國、意大利與荷蘭的脱歐勢力正躍躍欲試,而匈牙利和波蘭已被民族主義的政治領導人所俘獲,歐盟解體似乎危在旦夕。特朗普(川普)宣揚的「美國優先」政綱與大西洋彼岸的反全球化運動遙相呼應,也意味着美國將試圖擺脱其不堪負重的引領責任。懷着「自由世界的燈塔」會黯然失色的憂慮,有人將「最後的希望」寄予德國總理默克爾(梅克爾)的連任可能,這是過於沉重且前景渺茫的寄託。

美國大選結束後的第三天,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金融時報》發表文章坦言:

「我們似乎正進入一個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新時代,在這個時代裏,自1950年代起構建的主導性的自由秩序開始遭到來自憤怒而強健的民主多數派的攻擊。我們可能會滑入一個充滿競爭而憤怒的民族主義世界,這種風險是巨大的,而如果真的發生,這將標誌着一個與1989年柏林牆倒塌同樣重大的時刻。」

今年西方思想界最為頻繁和突出的議題是歐洲一體化的破裂、全球化的逆轉、民族主義的回潮、宗教保守力量的復興、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自由主義的危機、民主政治的衰敗以及國際自由秩序的崩潰。所有這一切似乎都明白無誤地顯示,2016年將被銘記為一個歷史轉折點:二戰之後持續70年的西方自由秩序就此終結。《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科恩(Roger Cohen)感慨道,「蘇聯曾被證明易受失愛(unloved)之殤,而今憤怒的季節正降臨西方。」

然而,時代的季風並不是歷史判斷的可靠指南。在25年之前,宣告「自由秩序的最終勝利」也具有至少同樣重大、直接而明確的證據:蘇聯解體,德國統一,歐共體首腦會議通過《歐洲聯盟條約》,出獄不久的曼德拉在南非展開尋求和平與和解的政治努力,美國的「沙漠風暴行動」將科威特從伊拉克的侵佔中解放出來……時任美國總統老布殊(老布希)隨後在國情諮文報告中宣稱,1991年發生的這些變化幾乎是「聖經尺度」的鉅變。那麼,時下對「自由秩序」失敗的絕望真會比當初「最終勝利」的歡悅更為持久嗎?如果彼時預言的「歷史終結」未曾落實,那麼此刻斷言「自由秩序的終結」會更加可信嗎?理解2016年世界變局的思想努力,需要在時代的潮汐之下探尋結構性的力量和趨勢。

本文將着眼於兩種重要的結構性裂變現象,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後果。

首先是經濟層面上的「差異性全球化」。全球化在幾乎所有國家內部造成了新的受益者與挫敗者之間的斷層線,而現存的政治經濟秩序未能有效地應對國內的不平等,導致民眾意願的分裂,出現了支持與反對全球化的群體對立。

其次,在文化層面上,伴隨着大量的人口、資本、信息和物品的跨國界流動,各國本地的傳統價值、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認同都遭受到全球主義的強烈衝擊。尤其在移民和難民大量湧入以及恐怖主義襲擊時而發生的新局勢下,文化衝擊在許多歐美國家引起了更為敏感和尖鋭的反應,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義與全球主義未能提出有效的方案來回應這種衝擊,形成了民眾之間文化認同的分裂格局。

第三,全球化及其許諾的自由、繁榮、開放和包容的事業(比如接納移民和收容難民)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代價。對於特定人群的感受而言,這些代價可能過高,或者未被公平地分擔,或者損失大於收益。因此,許多國家都出現了反全球化和對現存「自由秩序」不滿的群體,他們的不滿既有經濟利益的得失權衡,也有文化認同的緣由。這種不滿在民主社會中表達為政治訴求,但建制派政黨由於固執和僵化失去了應有的敏感性與回應能力,而原本邊緣性的政治力量趁虛而入,及時俘獲了不滿的群體,匯聚和強化了他們的不滿,並以「人民的名義」成為他們的政治代表,發起對建制派的憤怒反叛,促成風起雲湧的民粹主義現象。

社會的經濟斷層、民眾的文化裂痕以及由此導致的民粹主義興起,構成了2016年世界變局的主要特徵,突出地體現在充滿戲劇性的美國總統競選活動中。叱吒風雲的特朗普成為今年《時代》週刊與《金融時報》的年度人物。這位「政治素人」幾乎單槍匹馬闖入美國政壇,突破建制派的重重圍剿,出乎大多數觀察家和民調的預測,最終擊敗資深政客希拉莉(希拉蕊),當選新一屆美國總統,引起輿論一片譁然。在難以計數的分析評論文章中,如何解釋特朗普的崛起成為一個思考的焦點。為什麼主流媒體會發生如此嚴重的誤判?是因為忽視了所謂「沉默的大多數」嗎?

特朗普宣揚「美國優先」意味着美國將試圖擺脱不堪負重的引領責任。
特朗普宣揚「美國優先」意味着美國將試圖擺脱不堪負重的引領責任。攝:Win McNamee/Getty Images

半個世紀之前,左翼激進運動的疾風暴雨席捲着美國政治,但贏得1968年總統大選的卻是保守派政客尼克遜(尼克森),他宣稱自己回應了「沉默的大多數」要求恢復「法律與秩序」的願望,此後「沉默的大多數」這一術語開始流行。特朗普在競選中同樣打出了「沉默的大多數」的旗號。然而,他並沒有贏得大多數選民的支持。最新統計結果表明,希拉莉獲得的大眾選票(popular votes)超出特朗普286萬張(優勢率2.01%)。三個關鍵州(密芝根,威斯康辛,賓夕凡尼亞)的競爭非常激烈,特朗普在這三個州超出對手的選票總和僅有7.7萬張,卻獲得了決定性的46張選舉人票。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競爭,反映出民眾的分裂。

因此,所謂「沉默的大多數」是一個杜撰,那些憤怒的民眾既不是大多數,實際上也並不沉默。已故的著名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早在1998年出版的《築就我們的國家》(Achieving Our Country)一書中就覺察到這種憤怒,並預言特朗普式的政治強人有朝一日將會崛起。而紀錄片導演摩爾(Michael Moore)從夏季開始反覆發出「特朗普將會獲勝」的警告,在列舉的五大理由中,他明確意識到那些在經濟與文化上雙重受挫者們的憤怒。的確,他們並沒有沉默,只是長期被建制派精英和主流媒體所忽視,或者說被遺忘了。

《被遺忘的那個人》(The Forgotten Man)是猶他州的畫家麥克諾頓(Jon McNaughton)2010年的作品。在畫面中,美國44位歷屆總統聚集在白宮前,圍繞着一名年輕白人,他坐在長凳上神情沮喪。奧巴馬(歐巴馬)腳踩《美國憲法》的第一頁,雙手抱臂背對「被遺忘的那個人」。在目睹着這個場景的歷屆總統中,華盛頓、林肯和列根(雷根)表現出明顯的關切,試圖引起奧巴馬的注意,而富蘭克林·羅斯福與比爾·克林頓卻為此鼓掌。這幅畫作問世六年之後,在不久前被Fox電視台的一位主持人收購,據說將作為送給特朗普的禮物懸掛於白宮。

在大選年,被遺忘的人群終於醒目地進入了公共視野,也使得民眾的分裂格局更加顯著。《時代》週刊在年度人物一期的封面上,將特朗普稱為「美利堅分眾國總統」(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在經濟上,全球化在美國同時造就了加州硅谷那樣的受益者人群以及大湖周邊「鏽帶」地區的挫敗者人群;而在文化上,自由派長期推動文化多元主義身份認同,受到城市中教育良好的「進步人士」以及少數族裔的支持,但這與傳統美國的所謂「WASP」(白種盎格魯薩克遜新教)身份認同相抵觸,後者的聲音雖然在主流媒體中受到「政治正確」的規訓而不斷式微,卻仍然深藏於美國郊區與鄉村的居民之中。

經濟斷層與認同差異的疊加效應,在政治強人的對抗性競爭之中,轉變為選民的政治極化。於是,出現了一種看似悖論性的局面:如果特朗普勝選是民粹主義的勝利,標誌着民主的危機,那麼假如特朗普敗選也會被證明是民主的危機,因為那些「被遺忘的人群」仍然未獲得充分的政治表達。

而事實上,當社會分裂達到如此嚴峻的程度,無論誰當選執政,民主將始終處在危機之中。民主政治不只是民眾意見的多樣性在政治議程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其健康運行還依賴於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識。

西方國家面臨着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的國內社會分裂,要求改變慣常的政治思考與政治機制來克服極化的分裂、尋求基本的共識。2016年世界變局標誌着一個「裂變時刻」,民主政治再次面臨深刻的挑戰,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民主政治的歷史本身就是不斷歷經挑戰的歷史。 在更大的歷史尺度中考察,2016年的變局是西方自由秩序冒進擴張的反彈效應,如果沒有重大的戰略性改變,仍然將面對難以擺脱的困境與風險。所謂「自由秩序」初建於二戰之後(以「馬歇爾計劃」為標誌),實際上主要是局部世界——西方「自由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

但在冷戰結束後,「自由秩序」在新一輪全球化過程中迅速向外擴張,在帶動新興經濟體巨大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廣泛的不滿與衝突。首先,西方秩序更為直接和深入地捲入了(包括中國、印度以及南美國家在內的)人口總數高達30多億的新興經濟體的內部秩序,引發了非西方國家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抵制西方化」的各種反彈,與此同時,全球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資本流動也加劇了西方國家內部的經濟不平等,造成中產階級的挫折與失望,這都構成了對自由秩序正當性的質疑。

其次,冷戰時代中曾被基本限制在其地理區域的「伊斯蘭世界」,也在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再次)與西方世界更為直接地相遇。伊斯蘭文明本身也是一種普遍世界秩序,與西方文明秩序如何能夠和平相處是一個悠久的難題。目前全球有16億穆斯林人口,高生育率將帶來其人口的迅速增長。在未來的全球秩序中,伊斯蘭文明可能將發揮難以估量的重要影響。至少就目前境況而言,中東與北非地區的戰亂與失序,宗教極端勢力與恐怖主義的興起,歐洲的難民危機以及文化與宗教的衝突,都顯示出西方自由秩序的過度擴張正在導致其不可承受的後果。

最後,今年對於人工智能棋手「阿爾法狗」(Alphago)與人類圍棋大師對決的熱烈反響,以及學術界對「後人類」問題的新一輪探索,都預示了新技術文明不可預知的前景。新技術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基因生物工程的迅即發展,對現有的生產、勞動和消費的結構性衝擊,以及對文化變遷的深遠影響,同時藴含着嶄新的可能和巨大的風險。

如果「後人類社會」真的不期而至,西方自由秩序目前面臨的許多重大政治、經濟與文化問題並不是被解決,而是可能被完全取消或根本改變。

(劉擎,政治哲學學者)

編按:本文為作者對2016年度思想事件的回顧,原題《裂變時代的來臨》,載於騰訊「大家」專欄。經作者授權,由端傳媒編輯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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