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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軒:習近平「照耀」達沃斯,遮蔽了什麼?

中國領導人大談自由貿易,並暗示全球化的自由貿易潮流莫之能禦,不禁讓人想問:這樣的發言反映什麼背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英國首相文翠珊握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英國首相文翠珊握手。攝: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一年一度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剛剛於瑞士閉幕,本次的主題在漢語被定義為「領導力:應勢而為、勇於擔當」,最受矚目的莫過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蒞臨。他在主題演講中,大力批評了貿易保護主義,並強調「貿易戰中沒有人會是贏家」,顯是針對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川普)的言論而來。此舉獲得論壇主席施瓦布(Klaus Martin Schwab)推崇,比喻為「照耀在達沃斯論壇的陽光」。

習近平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姿,在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獲得掌聲,不可不謂是世界政治奇蹟;藉此,中國更展現對全球領導力的強烈企圖。但中國領導人大談自由貿易,並暗示全球化的自由貿易潮流莫之能禦,就顯得有些突兀,不禁讓人想問:這樣的發言反映什麼背景?中國經濟又是否真的自由?

全球貿易保護的暗戰

首先,綜觀特朗普就任之前的世界貿易情勢,IMF 2016年的 World Economic Outlook 指出,從1985到2007年間,全球貿易平均成長率為 GDP 成長率的兩倍,分別是均值 5% 對 2.5%;再依照 WTO 2016年的資料觀之,近五年來全球貿易以約莫平均2.6%的比例小幅成長,同一時期,全球 GDP 平均成長約為2.3%。

乍看似乎沒什麼不對,但若仔細思考,就會發現一個趨勢:相對於持穩的全球 GDP 成長率,跨國貿易的長期成長趨勢卻下滑近半,其對經濟成長的貢獻也下降。理論上,全球貿易往來和經濟成長互為因果——貿易越熱絡、經濟越昌盛;經濟更昌盛、貿易也更熱絡。可是近五年全球的經濟發展,似乎不再完全符合這種觀點;申言之,就近年來的趨勢來看,貿易,包括貨物與服務,至2008年達到世界GDP的最高峰,約占31%,金融海嘯之後旋即下滑,大約到2014年才回到30%,但世界GDP的成長已經不再那樣倚仗貿易,其也暗示著,全球貿易的經濟相互依賴或許正在下降。

目前歐美與日本經濟欲振乏力、中國邁入新常態,都是導致全球總需求不足的部分原因。當經濟成長乏力,先進國家人民信心不足導致消費減弱,將改變傳統以內需消費與舉債促進經濟成長的方式。換言之,通貨緊縮的幽魂正在籠罩全球。

受此影響,最大的出口國中國「剛好」也面臨再平衡的需求,習政權全力把中國經濟轉向內需消費導向,許多中國製造的商品被國內市場吸納,減緩了出口疲弱帶來的影響。

此外,許多數據都顯示,貿易保護已是各國政府心照不宣的暗戰,特別是先進國家。如WTO的G20貿易措施報告指出,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G20在貿易往來上非但沒有更加平順,反倒增加更多障礙。2010年各國約有324項貿易限制措施,到了2015年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1196;相對的貿易促進措施只從57件上升到387件,明顯不成比例。

這當中設限最多的是哪個國家?根據歐盟執委會2016年關於貿易限制的分析,自2008到2015年,總共設限最多的是阿根廷,超過160項;高舉貿易自由大旗的中國超過80項,而美國只有超過20項。

中國經濟自由嗎?

林林總總證據都顯示,中國經濟尚未達到高度自由。對於領導全球經濟而言,即使美國缺位,中國也難取而代之。

2016 的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的國家/經濟體排名上,美國排行第11名,被列為「大部分自由」國家;中國排名第144,被列為「大部分不自由」國家。

不過,此種指數包含了十種面向,像是免於貪腐、勞工自由、智慧財產這些中國本就稀缺的概念,比較起來可能不盡公平。我們把焦點聚集,只比較幾個與開放市場有關的關鍵面向——如貿易自由、財政自由和投資自由:

在貿易自由方面,中國的表現較佳,被列為「大部分自由」國家;而美國則是屬於完全自由國家。然而需注意的是,現在除了有 WTO,全球還充斥着各種區域、雙邊貿易協定,基本上貿易自由可以說是稀鬆平常,中國在這方面也並未顯得突出。另外從平均關稅來觀察,中國是3.6%,台灣是1.8%、美國是1.5%、新加坡是0%。中國貿易障蔽相對不低。

在財政自由與投資自由方面,中國的表現就差距更遠。中國政府以財政補助大量僵屍國企,扭曲了自由市場的淘汰機制。這也造成部分國企大量過剩產能,如鋼材只能向世界傾銷——而這亦是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抨擊中國的理由之一。

中國的投資環境更是讓外資愛恨交織,既想進佔中國的消費市場,卻又難以適應中國的商業規則。例如最近中國嚴格管制資本,原意是為了防止中國國內資本外逃,但實際上也干擾了外商的資金往來。又如根據 OECD 資料,中國對大多數行業,特別是屬於美國強項的服務業,都有高於平均值的限制。中國政府藉此保護正在茁壯中的服務業;而根據匯豐銀行預測,中國服務業出口到2030年將躍升為全球第三。

林林總總證據都顯示,中國經濟尚未達到高度自由。對於領導全球經濟而言,即使美國缺位,中國也難取而代之。

中美角色互換,卻都迴避真實問題

全球化貿易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刻——例如以公平透明的途徑,將大型貿易協定的利弊攤開來討論,化解群眾對於此類協定受商業利益把持的疑慮。

但達沃斯的狀況顯示了雙重諷刺。

一方面,習近平以「人類共同體」為名,獲得這些着眼於全球商業版圖、相對不拘泥於特定國家認同的達沃斯人(Davos Man)的熱烈贊同——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全球化的獲利者,似乎要在習主席的號召下結成同盟,力抗保護主義的民粹分子。這對過去領導自由世界的美國,是何等諷刺?

另一邊,被學者戲喻為以「推特宣傳、階級鬥爭、蔑視官僚」等特色,傳襲毛主義正統的特朗普,即將肩負着普羅大眾與某些中產階級的期待,以奪回工作、重返榮耀為名,向全球化發動逆襲。這又對於中國是何等諷刺?

但巧的是,兩人都對財富重分配的問題避重就輕,僅以持續推動脫貧當作藉口,卻刻意忽略收入不均的不公平本質,才是全球化下真正麻煩的所在。

一些精英,例如甫卸任的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用「科技與自動化取代勞工」,作為先進國家(如美國)中下階級勞工失業、或薪水停滯的理由。這種刀切豆腐的說法,固然符合部份現狀;但更多民眾看到的是:透過全球化的貿易,身旁湧入著來自於中國、墨西哥等地的廉價商品,也讓那些讓開發中國家人民越來越有富有。簡單說,工作與財富被海外勞工搶走了。

直到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或反抗「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的思潮越來越明顯,精英們開始主張「為所有人貿易」(Trade for All,歐盟為泛大西洋貿易與投資 TTIP 關係協定的口號),提倡「貿易包容性」(inclusive trade,WTO 2016年公共論壇的口號),企圖喚回普羅大眾對貿易協定的熱情,恐怕已無濟於事。

現實的困境,多數的達沃斯人應該心裏明白,卻諱莫如深。全球化貿易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刻——例如以公平透明的途徑,將大型貿易協定的利弊攤開來討論,化解群眾對於此類協定受商業利益把持的疑慮。儘管這種方式曠日廢時,可能是阻止群眾走向極端的最適解。

更重要的是,想抵禦特朗普民粹主義式的煽動,必須有更強大的論理說服力,而那絕不是中國民主集中式的治理風格。

(徐子軒,LUCIO策略顧問總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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