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Ｗorld Economic Forum, WEF）剛剛於瑞士閉幕，本次的主題在漢語被定義為「領導力：應勢而為、勇於擔當」，最受矚目的莫過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蒞臨。他在主題演講中，大力批評了貿易保護主義，並強調「貿易戰中沒有人會是贏家」，顯是針對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川普）的言論而來。此舉獲得論壇主席施瓦布（Klaus Martin Schwab）推崇，比喻為「照耀在達沃斯論壇的陽光」。
習近平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姿，在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獲得掌聲，不可不謂是世界政治奇蹟；藉此，中國更展現對全球領導力的強烈企圖。但中國領導人大談自由貿易，並暗示全球化的自由貿易潮流莫之能禦，就顯得有些突兀，不禁讓人想問：這樣的發言反映什麼背景？中國經濟又是否真的自由？
全球貿易保護的暗戰
首先，綜觀特朗普就任之前的世界貿易情勢，IMF 2016年的 World Economic Outlook 指出，從1985到2007年間，全球貿易平均成長率為 GDP 成長率的兩倍，分別是均值 5% 對 2.5%；再依照 WTO 2016年的資料觀之，近五年來全球貿易以約莫平均2.6%的比例小幅成長，同一時期，全球 GDP 平均成長約為2.3%。
乍看似乎沒什麼不對，但若仔細思考，就會發現一個趨勢：相對於持穩的全球 GDP 成長率，跨國貿易的長期成長趨勢卻下滑近半，其對經濟成長的貢獻也下降。理論上，全球貿易往來和經濟成長互為因果——貿易越熱絡、經濟越昌盛；經濟更昌盛、貿易也更熱絡。可是近五年全球的經濟發展，似乎不再完全符合這種觀點；申言之，就近年來的趨勢來看，貿易，包括貨物與服務，至2008年達到世界GDP的最高峰，約占31%，金融海嘯之後旋即下滑，大約到2014年才回到30%，但世界GDP的成長已經不再那樣倚仗貿易，其也暗示著，全球貿易的經濟相互依賴或許正在下降。
目前歐美與日本經濟欲振乏力、中國邁入新常態，都是導致全球總需求不足的部分原因。當經濟成長乏力，先進國家人民信心不足導致消費減弱，將改變傳統以內需消費與舉債促進經濟成長的方式。換言之，通貨緊縮的幽魂正在籠罩全球。
受此影響，最大的出口國中國「剛好」也面臨再平衡的需求，習政權全力把中國經濟轉向內需消費導向，許多中國製造的商品被國內市場吸納，減緩了出口疲弱帶來的影響。
此外，許多數據都顯示，貿易保護已是各國政府心照不宣的暗戰，特別是先進國家。如WTO的G20貿易措施報告指出，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G20在貿易往來上非但沒有更加平順，反倒增加更多障礙。2010年各國約有324項貿易限制措施，到了2015年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1196；相對的貿易促進措施只從57件上升到387件，明顯不成比例。
這當中設限最多的是哪個國家？根據歐盟執委會2016年關於貿易限制的分析，自2008到2015年，總共設限最多的是阿根廷，超過160項；高舉貿易自由大旗的中國超過80項，而美國只有超過20項。
中國經濟自由嗎？
林林總總證據都顯示，中國經濟尚未達到高度自由。對於領導全球經濟而言，即使美國缺位，中國也難取而代之。
2016 的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的國家/經濟體排名上，美國排行第11名，被列為「大部分自由」國家；中國排名第144，被列為「大部分不自由」國家。
不過，此種指數包含了十種面向，像是免於貪腐、勞工自由、智慧財產這些中國本就稀缺的概念，比較起來可能不盡公平。我們把焦點聚集，只比較幾個與開放市場有關的關鍵面向——如貿易自由、財政自由和投資自由：
在貿易自由方面，中國的表現較佳，被列為「大部分自由」國家；而美國則是屬於完全自由國家。然而需注意的是，現在除了有 WTO，全球還充斥着各種區域、雙邊貿易協定，基本上貿易自由可以說是稀鬆平常，中國在這方面也並未顯得突出。另外從平均關稅來觀察，中國是3.6%，台灣是1.8%、美國是1.5%、新加坡是0%。中國貿易障蔽相對不低。
在財政自由與投資自由方面，中國的表現就差距更遠。中國政府以財政補助大量僵屍國企，扭曲了自由市場的淘汰機制。這也造成部分國企大量過剩產能，如鋼材只能向世界傾銷——而這亦是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抨擊中國的理由之一。
中國的投資環境更是讓外資愛恨交織，既想進佔中國的消費市場，卻又難以適應中國的商業規則。例如最近中國嚴格管制資本，原意是為了防止中國國內資本外逃，但實際上也干擾了外商的資金往來。又如根據 OECD 資料，中國對大多數行業，特別是屬於美國強項的服務業，都有高於平均值的限制。中國政府藉此保護正在茁壯中的服務業；而根據匯豐銀行預測，中國服務業出口到2030年將躍升為全球第三。
林林總總證據都顯示，中國經濟尚未達到高度自由。對於領導全球經濟而言，即使美國缺位，中國也難取而代之。
中美角色互換，卻都迴避真實問題
全球化貿易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刻——例如以公平透明的途徑，將大型貿易協定的利弊攤開來討論，化解群眾對於此類協定受商業利益把持的疑慮。
但達沃斯的狀況顯示了雙重諷刺。
一方面，習近平以「人類共同體」為名，獲得這些着眼於全球商業版圖、相對不拘泥於特定國家認同的達沃斯人（Davos Man）的熱烈贊同——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全球化的獲利者，似乎要在習主席的號召下結成同盟，力抗保護主義的民粹分子。這對過去領導自由世界的美國，是何等諷刺？
另一邊，被學者戲喻為以「推特宣傳、階級鬥爭、蔑視官僚」等特色，傳襲毛主義正統的特朗普，即將肩負着普羅大眾與某些中產階級的期待，以奪回工作、重返榮耀為名，向全球化發動逆襲。這又對於中國是何等諷刺？
但巧的是，兩人都對財富重分配的問題避重就輕，僅以持續推動脫貧當作藉口，卻刻意忽略收入不均的不公平本質，才是全球化下真正麻煩的所在。
一些精英，例如甫卸任的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用「科技與自動化取代勞工」，作為先進國家（如美國）中下階級勞工失業、或薪水停滯的理由。這種刀切豆腐的說法，固然符合部份現狀；但更多民眾看到的是：透過全球化的貿易，身旁湧入著來自於中國、墨西哥等地的廉價商品，也讓那些讓開發中國家人民越來越有富有。簡單說，工作與財富被海外勞工搶走了。
直到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或反抗「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的思潮越來越明顯，精英們開始主張「為所有人貿易」（Trade for All，歐盟為泛大西洋貿易與投資 TTIP 關係協定的口號），提倡「貿易包容性」（inclusive trade，WTO 2016年公共論壇的口號），企圖喚回普羅大眾對貿易協定的熱情，恐怕已無濟於事。
現實的困境，多數的達沃斯人應該心裏明白，卻諱莫如深。全球化貿易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刻——例如以公平透明的途徑，將大型貿易協定的利弊攤開來討論，化解群眾對於此類協定受商業利益把持的疑慮。儘管這種方式曠日廢時，可能是阻止群眾走向極端的最適解。
更重要的是，想抵禦特朗普民粹主義式的煽動，必須有更強大的論理說服力，而那絕不是中國民主集中式的治理風格。
（徐子軒，LUCIO策略顧問總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