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中共決定設立「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親自掛帥，作為該領域決策和議事的協調機構，向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負責。在當前大陸政治經濟形勢嚴峻而微妙的緊張時刻，打出軍工經濟牌，是一着經濟、軍事一箭雙鵰的好棋，還是說明了別的什麼？
發展軍工經濟，困難重重
首先，儘管證券業表示「經濟與國防建設的深度融合將激發軍工央企的市場化活力和優勢民企參軍的熱情，成為引領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龍頭」，但眾所周知，軍工經濟絕非中國當前經濟格局的主角，因而大推「軍民融合」，並非為挽救經濟而動用戰備儲備，而是意味着在中共最高層日益聚焦國有經濟，特別是大型央企的經濟思維中，作為中國經濟重要存量資產的軍工經濟，其改革優化本身，就遇到了巨大困難。
在中共權力運作中，越是專設機構，其層級越高，越說明該領域困難重重，「高度重視」不過是個說辭而已。
以十一大軍工集團為代表的軍工經濟，在不受武器禁運制裁的年份屈指可數的中共建政史上，歷來作為國家經濟命脈中的命脈。然而進入改革開放後，這些巨型企業的改革雖經歷陣痛，也不無進展，整體上卻只能說多次反覆，始終未能釋放出足夠活力。只是大陸官方和民間輿論，從來片面地以「科研人員待遇提高、武器研製項目繁多、重大裝備時有突破」等硬件和縱向參照衡量成績，而忽略產業競爭力指標等軟件及和國際橫向參照，問題才被集體無視而已。近年最高層不斷放風要將這些集團重新整編，卻動作遲緩，不被看好，正是其跡象之一。
在工業和信息化部兩司（軍民結合推進司、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發展計劃司）共同建有國家軍民融合公共服務平台，中央軍委戰略規劃辦公室也下設軍民融合局的情況下，於政府體系之外的黨機構中，專設最高級別的委員會專司「軍民融合」，也從側面說明此前依託行政力量推進這一改革的進展不大。有趣的是，新華網在2014年3月宣傳《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時，為「進一步做好軍民融合這篇大文章」開出的藥方，還是「加緊在國家層面建立統一領導……機制」。
中共為軍工工作而在黨中央設立專門委員會的先例，只有始於「兩彈一星」等工程的「中央專委」，但後者基於全面計劃經濟，至今依然存在的原因，也是因為它專門統籌高科技武器研製，仍基本延續計劃經濟模式。
市場條件下的軍民融合，也由這樣的黨內機構主持，從行政效率和政府運行模式上，均顯出嚴重的落後和倒退。其主要動機，恐怕仍是改革受阻，正如一位業內人士坦承：「如果不是習施以巨大政治壓力，王歧山用刀子在背後頂着，複雜的利益格局根本改不動」。
提高軍工經濟效率的迫切性
其次，軍工經濟的緊迫性也悄然存在於兩個方面。
其一，「強軍」長期被中共列為與「富國」並列的根本政治目標。為此，中國軍費已連續十餘年以兩位數的比例增長，但在國家預算監督形同虛設。在勢力浩大的民族主義人群中強軍價值觀深入骨髓的情況下，大陸輿論對軍費長期猛增，造成國際力量平衡、戰略互信和國際形象上的負面作用視若無睹，倒也罷了。但國家財政是否能維持這種增長，其實值得擔憂。新華網上述2014年3月文章就暗示：「總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果軍民脱離，資源過分向軍用傾斜而忽略一般社會需求，導致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頭重腳輕，最終經濟無力支撐過分強大的國防而垮台」。國防大學研究軍民融合的教授姜魯鳴也提到：「財政收入增長進入調整期，國防投入資源條件趨緊」。
同時，「缺錢」絕不單是指軍費，不計入軍費的中國國防工業建設，既消耗鉅額國家財力，又利用盲目跟風，為軍工大開綠燈的證券市場，圈到大筆民間資金。在這情況下，國防工業仍然並未表現出滿意的效率和效益指標。上述新華網文章同時也提到：「長期以來，我國同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防和軍事方面的差距，很大程度上也與還沒有形成完全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的健全的軍民融合體制機制密切相關」。
其二，儘管中共仍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與美國和平相處和發展經貿往來，也對特朗普（川普）上台後的強硬政策極為顧忌，它仍絲毫沒有打算改變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的對抗態勢，而以軍事實力為支撐，以挑戰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為主要內容的對外政策，正是這種對抗的必然結果。這種強硬所帶來的國內民族主義，也已然構成中共維持合法性的關鍵支柱。
在軍事上，儘管明知力不從心，中國政府仍在黨內政治和民間情緒的逼迫下，不斷升級與美國軍備競賽。在這種情況下，軍工經濟能否既充分滿足對外強硬的需要，提供足以令本國人民（如果不能令對手信服的話）信服的強大武力，又不重蹈前蘇聯拖垮經濟的覆轍，都需要中國軍工經濟拿出更高效率。
軍民融合前景，並不樂觀
然而，中國軍民融合的前景不容樂觀。
首先在理論上，明明軍民融合是個巨大挑戰，中共卻仍將之宣傳為自己的「長期光榮傳統」，然而這一傳統，連同它所體現的「人民戰爭思想」，在當前中國面臨的全新軍事革命和戰爭樣式面前，均極不適應。
具體到現有的軍民融合舉措上，雖然官方輿論仍強調軍民融合是「富國和強軍相統一」的雙贏之舉，實際上由於尚能得到西方技術營養，中國民用領域的技術水平已明顯高於長期閉門造車的軍工科研。借民用產業引進西方技術反哺軍工的意義，已遠遠超越所謂「軍轉民」（註一）。
在「民參軍」（民營企業參與軍工領域）方面，雖然企業積極性高，也不無一批官員有意促進，但中國民企也缺乏先進武器研製經驗，也存在一個「民轉軍」過程。民企依賴抄仿西方技術而缺少創新，仍主要限於元器件、單機、維修和後勤領域。同時，中國軍工在政治控制、保密等方面的觀念、制度之僵化，近年似乎變本加厲，在所謂混合所有制下，如何讓民營資本放手施展，還少有實際進展。
有人注意到近年多名軍工背景高官擔任省市主要領導，便開始大談「軍工行業溢出效益」。其實央企與地方省部級幹部交流長期存在，這種現象談不上普遍，而且無論在軍工上成績如何，這些人普遍長於非市場化的「舉國體制」，對市場經濟了解不深。
另外，在軍民融合的一些具體措施上，除了「黨政軍警民合力固邊戍疆」這類火燒眉毛的領域，以及地方政府高度擅長的跑馬圈地掛牌子（僅浙江省就決心2020年打造23個「軍民融合創新示範區」）容易有進展一些，在諸如開放空域，特別是低空給非軍用航空、地理測繪信息軍民共享和統籌海洋開發和海上維權等領域，近年均存在雷聲大、雨點小的問題。姜魯鳴將中國造船業問鼎世界第一，歸因於中國軍工需求的拉動，又有人展望北斗系統產業化後至少帶來4000至5000億社會效益，但此類成就和前景，未必經得起推敲。
閉關鎖國？冷戰模式的可能
至於建立「軍民融合委」的舉措，與名為「軍事鬥爭準備」的戰爭前景的關係，在中美貿易戰陰雲密布，以領土爭端為核心的周邊形勢惡化背景下，儘管仍未準備好資金，技術、人才和市場等方面也與西方全面脱鈎，甚至無法想像這種脱鈎可能對國內社會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中共仍完全可能在與美國對抗白熱化的情況下，一咬牙回到建政前17年的閉關鎖國狀態。反正最高領導人堅信：那一時期沒有對外開放，也取得了政權鞏固和經濟發展的偉大成就。
同時，即使不與西方開戰，主動與世界隔絕的中國，要對內自圓其說，也只能開足馬力滑向冷戰模式。其方法基本耳熟能詳：國內的一切困難都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敵視、封鎖和圍困造成，越是這樣，越要顯示社會主義的制度優越性，越要獨立自主，立足戰爭，捍衞民族尊嚴。屆時，執政合法性、社會控制、肅清異己、資源壟斷、經濟戰備化、軍隊絕對控制和個人崇拜等問題均可迎刃而解。這些好處，或許將是「根本打不贏美國」或者「經濟將更加困難」等代價難以抵消的。
因而，戰爭對中國似乎還不可想像，但作為一種政治選項，正已然形成誘惑力。
（丁丁，中國政治學者）
註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的「軍轉民」也更多着眼消化冷戰戰備時期畸形的過剩產能，為低效甚至無效的企業尋求出路，而非有多少國防高技術能夠刺激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