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梁振英昨天發表2017《施政報告》，一如過去幾年的方向，土地問題仍是一大重點。而當中「土地利用——發展與保育問題」的環節，更是完美演繹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羅范椒芬早前說的「保育要適可而止」，進一步確認保育要讓路予房屋發展。
雖然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嘗試鋪陳他為環保出了多少分力，但實在難以令人信服。近年香港環境保育運動屢戰屢敗，同時不少建制中人為了發展，一而再再而三地發表謬論：機場擴建第三條跑道時，機場管理局說海豚會轉彎避開工程；大埔龍尾的人工沙灘工程，政府直接「幫」海洋生物搬家；落馬洲河套發展，羅范椒芬指「蝴蝶、動物都很聰明」、「有腳走、有翼飛」；政府說即將發展的綠化地帶都沒有生態價值；現在甚至把手延伸到郊野公園……
以上言論雖然荒誕無稽，但我們若要真正在香港推展環境運動，就不應把這些言論僅僅當成是發言者的胡言亂語，反而應該正視這些話語背後短視的、與世界脫軌的城市規劃觀念。
從未被香港政府重視的保育
對比起同樣富裕的亞洲城市如東京、台北、新加坡，香港的環境保育政策、討論及科研都好像落後了一個世紀。說白點，香港政府從來都沒有壓力要去保育香港的自然環境。推回去殖民時代看，郊野公園的設立是因為當年缺淡水資源、新界是因地理政治關係而一直未有高度開發，或是呈「無王管」狀態。到回歸後，香港沒有外交權，在環境保育上從來沒有踏上過國際的舞台，所以亦沒有國際壓力要達成什麼目的。只因中國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並將之延伸至香港，政府才搞了個《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但當中內容了無新意，舉辦的活動也只是講座和參觀有機農場等。即使環境問題愈來愈嚴重，諸如堆填區逼爆、空氣污染、異常天氣等問題迫在眉睫，歷屆政府還是從容不迫的將減廢、減排等政策通通放在經濟發展之後。
若保育要適可而止，那要先給保育一個開始。每當發展計劃遇上反對聲音時，政府官員總是第一個撲出來把環境置於經濟的對立面，而政府眼中的經濟發展，長期以來倚重賣地起樓這單一模式。雖然政府常把可持續發展掛在嘴邊，但那概念趨近於「弱可持續性」（weak sustainability），即認為人類經濟活動帶來的效益，可以彌補自然資源甚至社會的損害，所以以推動經濟為大原則。然而，因為鼓吹發展而帶來的額外自然資源壓力往往被輕視，政府並未考慮到經濟增長率有可能蓋不過環境衰敗的速度。
保育，其實從來沒有被香港政府真正重視過。
近年，政府更厚顏地直接把土地利用說成是發展與保育之間的選擇。除了自然生態外，郊野公園亦有提供消閒娛樂空間給本地大眾，以及吸引海外旅客的功能，但當中的經濟價值從來沒有被重視或研究，反而被輕易認為可以為經濟增長而犧牲。另一方面，造地起樓的發展模式，雖然的確曾帶領香港高速走向城市化發展，炒賣樓宇的風氣更成就了不少人，然而政府卻未有正視到此模式和風氣帶來的副作用。結果，樓價的高企不下、「棺材豪宅」的湧現，統統都被政府歸因為土地供應不足，卻不去思考市場機制的失控或倚重單一經濟模式的危險性。
當其他城市都積極嘗試另類的城市發展模式，如都市耕作提高城市自給率、拓展生態旅遊或社區經濟實驗，去開拓本土經濟，香港政府卻如此快速地為香港的問題立下「發展與保育對立」的結論，以繼續沿用過往的發展模式。這既是逃避深思過去失誤的責任，更是沒有應對未來城市危機的勇氣和想像力。
將保育與經濟、社會問題脫鈎
政府的另一大問題，是它在應對環境問題時，常將環境保護與經濟及社會問題脫鈎，以致在制定政策時不周全。加上政府「縮骨」（怕事）的性格，經常因為怕尷尬和不想回應反對意見，而不經諮詢隨便決定政策，結果更容易招來民怨，進一步造成惡性循環。
例如，2013年政府為打擊豪宅偷偷發展，提出把西灣村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卻又沒有為村未來的發展好好打算，令村民因為《郊野公園條例》的限制導致原來的生計受損，村民無故成為犧牲品，更致使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成為環團保育與村民發展之爭的戰場。而當村民與環境保育團體為不包括土地拉鋸時，政府卻失蹤了，任由各持份者自己打生打死，最後才出來執死雞（撿便宜），將這次事件納作自己的保育功績。此次事件顯示，政府沒有好好支援社區的發展，又沒有衡量各持份者之間意見的機制，最後即使進行了諮詢，其過程或結果都可能只會被約化成無意義的程序或數字。這對於建立一個有公信力的政府，或營造公民社會，都是有害而無益的。
另一例子是，即使全球的目光都已放在應對氣候變化之上，香港政府還未有掌握氣候變化對香港的全面影響，例如受影響的地理、人口分布等。漁護處及天文台的網站講及氣候變化對香港的影響時，只有寥寥數句講溫度、水平面上升及極端天氣等等。但氣候變化和環境問題圍繞着我們的日常生活，絕不只是有多少天天晴或冬天是否要穿長袖的問題這般簡單。我們需要思考未能負擔冷氣費的貧窮人士如何度過更熱的夏天、本來就看天食飯的農夫面對不穩定的天氣是否要食穀種。
姑且暫不論政府多年來制定的政策成效如何，其狹隘的視野以及各部門各自為政的現況，令政府沒能夠開放思考研究環境與經濟活動和社會流動性之間的關係，足見其對環境問題的思考如何馬虎及不全面。
香港環境保育需要一個跳步
在缺乏政府的推動下，香港的環境保育運動多年來只靠環保團體推動，直到近年才有所突破。香港環團較類似早期由精英貴族推動的模式，多於1980年代在歐美興起的環保運動（Environmental Movement）浪潮。環團多年來以「打」議題為模式，其去政治化的作風只為打入政府的內心而缺乏與市民大眾的連結，以致團體本身積弱。
因着科學研究和國際對某些物種保護的光環，環保團體一直守着重要的陣地，但在開拓方面卻舉步為艱。一方面，它們放棄不了本身跟政府「又傾又砌」（又溝通又批評）的影響力，又因資金來源制肘而未能完全擺脫配合商界的運作模式；另一方面未能為支持議題的人充權（empower)，難以建立議題之間的連結性，事倍功半。
不過，因着雨傘運動之興起，民間自發的環境／另類經濟運動愈來愈受到關注。從環保回收到共享經濟，這些新興的計劃或團體從議題研究以至組織決策，方方面面都在試驗香港這個金融地產城市還可以走出一條怎樣的路。
環境、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從來都扭結（co-evolution）在一起，我們不可能在一個沒有自然資源的情況去發展。而在經濟發展佔上風的背景底下，要求剛起步的環境保育要適可而止，根本是無稽之談。在政府放軟手腳、環團被縛手縛腳的情況下，香港的環境保育運動需要民間的力量去翻開新的一頁。相較歐美都有推動環保的政黨打入議會、環保成為國家的一個大政策範疇，香港是遲了起步，但只要一個跳步，我們還是可以追上的。
（陳大鼻，曾在香港城市規劃界工作，正於德國修讀可持續發展及環境保育相關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