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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家蕭鳳霞:在大國邊緣,別讓香港被壓成一個官僚細胞

生長於香港、學成於美國、著述聚焦於中國,當代最傑出的人類學華人學者之一蕭鳳霞,如何理解「大國崛起」「中港關係」「知識分子」?


人類學家蕭鳳霞。
人類學家蕭鳳霞。圖片來源: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Foundation

當代最傑出的人類學華人學者之一,67歲的耶魯大學教授蕭鳳霞,樂意形容自己「離經叛道」「不安本分」。

她生在英殖時代的香港,從父親那裏學來一口自豪的「西關廣府話」,十來歲便到美國去做「番書女」,普通話是在史丹福大學學的。政治經濟學無法滿足她對人類生活的好奇心,便一頭扎進了人類學的海洋,但又不滿於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僵化,於是「跟歷史、跟文學一同跳舞」,從華南地區開始,打破「中國作為一個固定對象」的慣性視角,研究「中國作為一個過程」(process),拆解鎮壓者與反抗者二元對抗之外的「共謀」(complicity),反思地方在中心強權下被抽空獨特歷史文化的「細胞化」(cellularization),批評知識分子在內化國家權力結構的「國家內捲化」(state involution)中批判性不足而為權力機器所操弄……

這場溯洄古今、往返中外的田野調查,一跑至今40年,仍未止息,被她寫成新書《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蕭鳳霞1月5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介紹道,書名原本是China As Process(中國作為過程),但兩名評議人都反對,認為太抽象,最終用了Tracing China(踏跡尋中),「怎麼把政治的東西變成過程?用歷史學家給我的功夫才做得到。」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中文譯名:《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
作者:蕭鳳霞(Helen Siu)
出版:2016年8月

蕭鳳霞不僅不用傳統主流的方法觀察中國,她也不是站在中國的中心觀察中國,華南在中國歷史上的帝國空間中,長期被視為邊陲和具有顛覆性。蕭鳳霞曾寫過,她自己就是一個在邊緣的他者,但她欣賞在邊緣,享受做他者,不僅可以漠視周邊常規禮數,更容易「越界」,有無限的空間可以悠遊、可以發揮創意,想像一切不可能——而且在邊緣,無論是地緣上的,歷史上的,還是權力上的,更可能找到在帝國式一統話語之外的想像,找到對既有觀念和權力關係的另一種打開方式。

「嶺南雖然在中國的邊緣,但給了中國非常光芒的貢獻,也變成了大整體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因為它有背靠中國,放眼世界,」蕭鳳霞說,「香港也要這樣做。」

「『一國』當然要,但是『兩制』怎麼尊重?就是要層層尊重local(本地)、regional(地區)、global(全球)的歷史。」

「中國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過程」

「我騙了他,說要去廣東農村好好地做些研究,但其實不是啦!我就是要去找革命!」一頭清爽短髮的蕭鳳霞說起大學時代的自己施的小詭計,還是笑得得意洋洋。

那是火紅的70年代,留著黑色長髮、愛彈吉他的蕭鳳霞在史丹福大學念人類學,「反越戰、反帝國主義的政治活動我都參與了」,「那時在海外,看到的完全就是『四人幫』的宣傳」。一方面是有幾分天真,另一方面也是對正處於十年「文化大革命」後期的社會主義中國產生了學術上的興趣——「中國式的革命對那些正在經歷後殖民時代發展陣痛的社會來說,說不定會是一服良藥」,蕭鳳霞便向她的老師、人類學家William Skinner撒謊,奔去「找革命」。

但是,在70年代的廣東農村,蕭鳳霞想像中火紅的革命「當然找不了,我看到的是貧窮和封閉,全國一片紅,可是生活一點顏色都沒有。」蕭鳳霞並沒有以這樣的廣東農村作為自己的研究的起點,她困惑,村子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貧瘠、一無所有的,是什麼讓它變成這樣?在這樣的歷史視角下,她發現,農村失去色彩的過程,正正是她要研究的對象。變革人類學研究的種子,也從此埋下。

「權力關係是辯證的、互動的,每個人一起做出來的,不是壓迫和反抗這麼簡單。」

80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作為橋頭堡的廣東,成為大批農民工湧向目的地,蕭鳳霞便跟著他們,一路跑進廣東的小城鎮,去找「市場新動力、商業復興」,但是,又沒有找到,「看到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太子黨』和賣貨郎,完全沒有商業復興,也沒有私營部門」。

90年代,中國社會整體洋溢著一種「向前看」、充滿希望和機會的氣氛,蕭鳳霞又跟著農民工跑道大城市,看看他們是否也分享到了這種「新希望」,如何參與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進程,她要找「現代性」。但是,又沒有找到,「看到的就是越來越嚴峻的社會分化,很多針對農民工的障礙,他們的生活是有希望的,但也有很苦的。」

失落、反差和悖謬讓蕭鳳霞看到了中國急速變動的社會中,國家權力和普通個人之間超越二元對立的複雜關係。她在1989年出版的《華南的「能動者」與「受害人」:中國農村革命的共謀》(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一書中,落下這樣的結語:「某種意義上,我懷著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來到華南,但離開的時候,我卻滿懷韋伯(Max Weber)的恐懼。」韋伯的理論強調,作為實施有目的行動的能動主體,人們追求有意義的生活的同時,總會有意無意地塑造了社會、歷史和他們自身,人們的行動及其出乎意料的結果,讓歷史變遷顯得紛呈、厚重、多向。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中文譯名:《華南的「能動者」與「受害人」:中國農村革命的共謀》
作者:蕭鳳霞(Helen Siu)
出版:1989年

作為70年代最早在中國大陸從事嚴肅田野研究的學者,蕭鳳霞開始自我反省——「1989年,是我自己社會科學思考的一個大轉變,從70年代非常馬克思的觀念,變成一個非常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觀念,權力關係是辯證的、互動的,每個人一起做出來的,不是壓迫和反抗這麼簡單」。這時候,她也開始與她的「五人幫」夥伴——陳春聲、劉志偉、羅一星、科大衞(David Faure)一同,一邊在華南的田野裏行走,一邊開始思考跨學科人類學研究的實驗和理論提煉,去「追尋富有意義的生活寶藏,而非受限於非常僵化、桎梏的社會學理論和概念」。

圖為70年代文革時期的農村。
圖為70年代文革時期的農村。攝:XINHUA / AFP

蕭鳳霞在《反思歷史人類學》和《廿載華南研究》中如此總結這種「人類學的韋伯式轉向」:文化不再是靜態的、可量化的、擺在那兒的,而是人們創造的、賦予意義的,歷史亦然,要研究的不是歷史的內容、文化的分類,而是內容的構建、分類的變異和具體化——文化、社會、族群、宗教、國家、民族等名詞,也不再是不證自明的研究起點,而恰恰是研究的對象;權力不只運行於政治機器及其制度體系中,也可以內化到我們每個人的知識、語言和行為之中,要研究的不僅是權力制度,更是權力作為一套語言如何實現滲透,並被普通人內化之後,在他們的日常言行中重現;就連時空,也是人們在不同歷史時期,用不同方式想像、構建和磨合的結果。

「中國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過程,最有意思、最激動人心的,我就去,還是去研究中國。」

由此,意義、過程、對人類主觀能動性的批判性闡釋,逐漸成為人類學分析的核心。具體到蕭鳳霞最感興趣的「中國」,就不應被單純視為「一個政體、一個經濟實體、一個人口大國、一片有疆有界的疆域、一個脱離時間而存在的文化」或「一個固定不變的單元(bounded unit)」,更重要的是,了解「中國作為過程」在歷史上、文化上是如何形成的,有關中國的概念分類,暗含了怎樣的敘事策略和論述意涵,在這些建構和分類的過程中,中國的「人」不應是「群眾」「農民」「革命主體」等抽象概念,而應被視為活生生的、有利害關係的、懂得運用文化策略的、具有歷史經驗、有矛盾心理和情緒的人——比如在蕭鳳霞研究的中國農村革命中,農民「既是變化的主體,也是其中的受害人,一同創造他們所說的那個革命」。

後來,人們把蕭鳳霞他們稱為「華南學派」,但她對此並不認可,一方面因為他們重新思考的問題不限於華南地區,而是人類學研究中比較抽象、高層次的學術概念,另一方面「因為我們的世界是比較大的」。

大到哪兒去?

「很快中國就要走出世界,我也跟著很多非常成功、非常有朝氣、非常努力的企業家,跑到中東,跑到非洲。人家會說,為什麼你做中國研究這麼多年,現在跑到非洲去了?我說,不是啊,中國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過程,最有意思、最激動人心的,我就去,還是去研究中國。走出世界,很多人帶著他們的希望和努力跑出去了,所以我就跟他們去看了嘛!」

這次看到了什麼?

「2007年開始,我就一直去跑杜拜。看到的最後現代的(建築),很多都是中國的工程師、建築師、公司去建的——這不止是在杜拜。實際上,(當地)很多地產實在就是被温州的商人買走了,所以很多物業的主人是中國人。在杜拜的機場,2007年你能看到英國人、美國人、歐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北非人,到了2009、2010年,金融危機之後,剩下的就是中國人了。」

「在廣州……(能買到)非洲的土布。中國對非洲的影響,可能不是完全是最好的。什麼人沒有工作?現在這個布,就是完全在中國做。」「我們在坦桑尼亞北部,看到地標,當地人跟我們說,連綿無盡的農地都被他們(中國公司)買了,旁邊就建了路,旁邊是輸電線和鐵路。要問的是,中國的投資是為了什麼?」

「我以為看到的是一個全球化的新秩序,可是看到的當然也有很多不擇手段的力量,非常根深蒂固的國家空間,跟我在耶魯很多同事看到的新自由主義市場不同的世界,」蕭鳳霞說。在蕭鳳霞展示的一張在非洲拍攝的照片裏,一個中非合作項目的大門口招牌上,被人用紅色油漆,打了個叉。

「在野」40年,蕭鳳霞說,自己仍然好奇,仍然有非常開放的心態和消耗不盡的熱情,她還在尋找關於「中國過程」的新問題的答案:「21世紀,我們怎麼跟著那些(歷史)軌跡,重新尋找interregional connections(跨地區連結)?」

圖為深圳羅湖區鄧小平廣場。
圖為深圳羅湖區鄧小平廣場。攝:RAUL ARIANO / NURPHOTO

中央要給地方空間,香港要避免細胞化

對和她一樣位於「邊緣」、充滿「他者」特徵的故鄉香港,蕭鳳霞也是用這種「跨地區連結」的框架來看。

她說自己根本就不是一個研究香港的學者,在德國漢堡的法學院邀她去談一國兩制、談2014年的雨傘運動,她便給人播起梅艷芳、Beyond、何韻詩的歌,竟把那些德國大狀聽哭了,聽她講了兩個小時還不願放她走。

蕭鳳霞給德國律師們播放了一段何韻詩2016年Dear Friend演唱會的片段。「你們知道Dear Friend是什麼嗎?」她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廳問台下的觀眾,「Dear Friend是1942年,甘地寫給希特勒的一封信的address(抬頭),就是我們可以完全不同,但我們可以共存,尊重你,也尊重我自己,你不要go into war(發動戰爭)。」

對於近年每況愈下的中港關係,蕭鳳霞坦言感覺「不舒服」(uncomfortable)。她當然認為香港是獨特的。早在回歸前夕的1997年6月29日,她就公開發表過這樣的文字:

我們必須認清一點,「主權」可以恢復,歷史卻不能「回歸」;「認祖歸宗」應該立足現在,「民族感情」務必首先尊重自己。只有承認這些事實,「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部份才有可能得到體現。 畢竟,「一國」牽涉到的是主權問題,而主權問題相對容易地在外 交和政治層面上得到解決;「兩制」則拖着沉重的歷史包袱、纏繞 着複雜矛盾的情感,要得到充分的尊重與落實,實有待時間的考驗。 經過了多年的歷史發展,香港已經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子。 「香港人」的身份已變得多元龐雜,不是簡單地用「西方」或者 「殖民地」等語詞可以涵蓋。抽象一點說,「香港人」所依存的這片土地已經再沒有清楚的界線,她裝載了多層次的社會意涵、經濟 利益和政治取向;她能夠放眼國際,同時又心懷中國、立足本土。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香港也好,華南什麼地方也好,一層又一層的資源,或者是它的機制,慢慢被削減為兩點,一點叫『中央』,一點叫『地方』。」

回歸將滿20年,蕭鳳霞仍然相信,香港之所以是香港、香港的「兩制」,在於「立足香港、背靠中國、放眼世界」的辯證關係,「只有本土的boundedness(界定)的話,這三方的辯證斷了的話,可能是有問題的」。

她認為,香港要避免「細胞化」——避免變成70年代她在廣東看到的農村,「什麼都沒有了,只是一個細胞化的單位」。如她在《華南的「能動者」與「受害人」》一書中寫到,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滲透鄉村社區,沉重的政治行政及其逐漸取代了層層疊疊的「民間」社會,原本繁複的、多層次多元化的鄉村共同體,被壓縮為單一的官僚細胞,日常生活的定義也被階級和革命的語言所主導。

「80年代在(廣東的)小城鎮還可以看到很多古老的大房子,還能找到石碑,(上面寫著)規定誰不可以在這裏建祠堂什麼的,這是權力的語言、譜系的語言,」蕭鳳霞說起田野調查的例子,「45歲以下的人,我問他們,這個祠堂是什麼,沒有人可以給我講,最後有人說,『你說的是個什麼什麼工廠嗎?』這就是毛時代革命造成的文化真空,兩代人之間,有意義的生活寶藏都沒有了。」

蕭鳳霞的學生、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與歷史系教授程美寶在與蕭對談中說:「我們最擔心的就是,香港也好,華南什麼地方也好,一層又一層的資源,或者是它的機制,慢慢被削減為兩點,一點叫『中央』,一點叫『地方』,現在不是這樣嗎?動不動就問那裏什麼看法,怎麼做」——程一手向上指了指,「動不動就說該怎麼做。我們之間本來有很多層的,這一層層可以是鄉下,可以是地區,可以是世界,現在實際上也有的,但我們的言詞,我們的言說,慢慢沒有了這一層一層,這一點是讓我比較心驚膽跳的。」

「當中央沒給地方空間的時候,緊張就出現了……沒機會他們就要走了,走不了就轉過身來反你了。」

怎麼辦?

蕭鳳霞想,香港與北京,要解決的是邊緣與中心如何獲得積極的互動能量——她曾在《廿載華南研究》中寫過,香港人在「邊緣」處觀看著政權和民族尊嚴此起彼落,處境和其他「少數民族」不相上下,都是在運用權威(帝國)的隱喻,在時刻變動的政治環境中定位自己。

她曾與劉志偉合作,研究帝國時代的中央與華南地方的關係,從中可以對中港關係觀照一二:「明清時候,政治中心不是太明確的時候……當中央給了地方很多空間,很多的文化、社會、精英,可以用他們不同的資源跟中央站在一起,變成中央主流文化的一部分,這樣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可以互補,(形成)有建設性的互動過程。當中央沒給地方空間的時候,緊張就出現了……沒機會他們就要走了,走不了就轉過身來反你了。」如她在回歸前夕所寫:「只要中央給予地方足夠的空間,容許並尊重『兩制』甚至『多制』並存,『一國』便越能夠得到落實與鞏固。」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中文譯名:《帝國之於邊緣:近代中國文化、族群性與邊界》
編者:Pamela Kyle Crossley(柯嬌燕), Helen F. Siu(蕭鳳霞), Donald S. Sutton(蘇堂棣)
出版:2006年

如今香港,「最好多一點跟省港澳一層層歷史文化,再重新看看有沒有互動。這樣才是背靠中國。在文化上是可以這樣做的。英國的殖民地經驗帶來香港的是一個非常全球化的網絡,完全不是『英國和中國的矛盾』這樣的東西。一層層的文化資源,(讓)我們可以立足香港、背靠中國——背靠嶺南,尤其是嶺南——盡量利用以前的歷史性全球性,香港一方面可能可以找回自己的定位,在世界,在中國,也可以並存。」

但問題是,「以前的國家機器和現在的有什麼分別,」蕭鳳霞說,「還是我很想找到答案的一個題目。」

知識分子,胸前戴三個毛章的上訪者是你嗎?

無論是農民與國家,還是地方與中央,蕭鳳霞一直在注視著人與權力的關係,對於參與權力「共謀」而不自知的知識分子同儕,更是毫不客氣。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之後三個星期,蕭鳳霞將《犁溝:農民、知識分子與國家》(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的書稿交給史丹福大學,準備出版,書中附錄只放了一張照片,是蕭鳳霞的一位攝影師朋友在1976年在北京拍攝的。

照片中是一名上訪老人,衣衫襤褸,風霜憔悴,但他的胸前掛著三個奪人眼球的毛澤東大像章——讓老人感到自豪、給他庇佑的東西,恰恰是將他至於如此慘境的緣由——「那個震撼是我很難用社會科學講出來的,可是我的知識分子朋友,說的是農民,我問他一句,這個形象就不是你嗎?」蕭鳳霞說。她曾經這樣總結:「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好像中國的農民一樣……既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觀的創造者,也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觀的受害者」。

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中文譯名:《犁溝:農民、知識分子與國家》
編者:蕭鳳霞(Helen Siu)
出版:1990年

「你可以知道我(交書稿時)的心情是什麼,」現在說來,蕭鳳霞神色尤肅然而隱隱有憤慨,「我實在就是批判我的知識分子朋友的,你們沒做過文化批判,(沒)把自己跟歷代政權……好好想一想自己的定位,很多時候,很多不同的政權用了你們的熱情,用了你們的理想,然後搞到這樣,不是什麼人的錯。」

「這個照片是我對我的知識分子朋友那個時候做的比較強的批評,之後5年,被他們罵到要死,『天安門已經搞成這樣,妳還在罵我們』。可是這本書已經出版了20多年,還在賣,這本書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因為它問的問題,是一個已經超越了歷史時空的東西。」

「很多時候,很多不同的政權用了你們的熱情,用了你們的理想,然後搞到這樣,不是什麼人的錯。」

「要好好地自我反省自我定位」,不僅對與國家權力的關係如此,蕭鳳霞對學術研究亦是如此,「我們老了,很快走不動了怎麼辦,我們的想像、我們的熱情還可以去(田野),但跑田野的是靠你們兩代(年輕)人。」她鼓勵年輕的人類學者不必再走他們走過的華南老路,而應該走出華南,到別的地方去闖一闖,只要裝備好理論和方法工具,到哪兒都可以,「所以我就跑到非洲了嘛!」

蕭鳳霞在中大的演講現場又播了一首何韻詩的歌:「脱下透明的盔甲,你說什麼都不怕,對著北風呼喊,你說勝過裝聾扮啞,原來我已愛上屬於你的一種傻,你說西伯利亞有你的臘梅花……」

「我為什麼要播何韻詩的這首歌?你們不怕冷的話,還是要到西伯利亞去找你的臘梅花,」著一件草綠舊毛衣的蕭鳳霞笑著,如田野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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