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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記者周軼君的真實經驗:不攜槍、不裝英雄、永遠帶著一條白手帕

「我總是在別人的街頭,聯想自己的廟堂。千萬裏找尋大千世界的,心裏其實都裝着一個故園。」


端傳媒國際新聞主任的周軼君。
端傳媒國際新聞主任的周軼君。攝:徐翌全/端傳媒

2016年是意大利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逝世十週年,有着「世界第一女記者」之稱的法拉奇,其犀利、尖銳的採訪風格讓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回看華人世界,一般閱聽人或許覺得「國際」很遙遠,更少有人關注中東戰事。儘管如此,華文媒體仍有表現突出的戰地記者,周軼君就是其中之一。

周軼君現任《端傳媒》國際頻道總監。她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會選擇阿拉伯語做為安身立命專業,她自己的說法是出於誤打誤撞——選系的時候,她眼看着「英語」、「法語」、「俄語」......決定選擇一個「字最多的」做為專業,從此和「阿拉伯語」及中東世界結下不解之緣。

觀察,盡可能接觸真相

2002至2004年,周軼君擔任新華社駐巴勒斯坦記者,當時派駐以巴地區的,不是沒有其他的國際記者,但駐地在巴勒斯坦這一方的只有周軼君一個人。這讓她的採訪上至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阿巴斯,或者哈馬斯組織創始人亞辛;下至一個巴勒斯坦平民家庭,他們當中可能有人被炮彈炸殘了手臂,從此失去勞動力,也可能在上班或下課的途中恰好經過一處轟炸目標旁而跟着送命。

2005年,周軼君出版第一部作品《離上帝最近——女記者的中東故事》,除政治人物外,亦白描當地一般民眾的生活面貌,辛酸痛苦伴隨幽默溫馨,展現衝突下的人性。

2006年起,周軼君任職香港鳳凰衛視,並定居香港。繼續奔波在國際熱點地區,經歷尼泊爾改制、南北韓危機、戰後阿富汗、伊拉克重建、烏克蘭戰爭、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亞及巴林等一系列革命,她的採訪經歷及成果,最終集結成一部新書《拜訪革命》

上週四(15日),周軼君以「失序時代的國際報導」為題在台北開講。雖然這不是端傳媒第一次舉辦面向公眾的講座,但卻是第一次以「內部培訓課程」的規格舉辦收費演講。比一場電影還高的票價,5天內銷售一空,估計有近三分之一是現役新聞工作者。

演講伊始,周軼君便舉出近代發生的「黑天鵝」(即不可預測而稀有的重大事件),從1990年代蘇聯瓦解、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到上個月特朗普(Donald Trump,或譯川普、杜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事件的發生總令人措手不及,結果往往跌破眾人眼鏡。大家都想問:「為什麼我所處的世界裏,小概率事件那麼頻繁發生?」

在時代急遽變化之中,人們亟欲認知它的面目。周軼君引用《世界是平的》作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開羅廣場上的名言:「如同看到大象飛起一樣,如果你沒有預料到它的發生,就別指望預知牠會飛向何方。」此時,作為一名記者,只能「乖乖閉嘴、好好做筆記」,周軼君說,透過現場觀察、盡可能接觸真相,就能慢慢認知我們所處的世界。

在面對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記者有時仍難以判斷是非對錯;此時,堅持人道主義就是她的底線。

於此,周軼君提出她對世界變化的幾點觀察:一、人口結構改變,使得中產人口在二戰後超越貧窮人口;二、網絡及衛星電視的影響,不僅讓不同階層的生活方式前所未有地透明,也因此助長「極化」與「固化」,使人民感受到的不公正與不公義愈發嚴重,隨之而來的,便是戰爭。

她以中東為例,指出發生革命的突尼西亞與埃及,經濟發展程度並不落後於伊朗,網絡透明指數卻遠高於伊朗,顯示他們的革命不是為了麵包,而是自由。網絡也帶來社會的「極化」與「固化」, 一方面使得輿論走向極端才會獲取關注,一方面也擴大「蠶繭效應」(或曰「回聲筒效應」、「同溫層效應」),讓現在的戰爭跨越國家地理邊界,無處不在。周軼君笑說,她在台北搭乘計程車的路上與司機聊到「川蔡熱線」,司機一句「我的看法比較極端啦,但我是正確的。」正正就是這個時代的縮影。

也因為在這失序時代,戰爭無所不在,作為一名戰地記者,又該如何裝備自己呢?講座現場,周軼君發送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IFJ)的安全指南手冊《Danger : Journalists at Work》,除了書中提到不要帶槍、不要裝英雄、隨身攜帶白色手帕之外,她也提供自己私藏的必備隨身物品:穿着大口袋褲子,一邊放貼有地圖的採訪記事本、一邊放手機,另外,前往伊斯蘭教國家時將《可蘭經》帶在身上既可以保護自己,也能博取當地人的信任。

觀眾反應熱烈,到場人數超出預期。
觀眾反應熱烈,到場人數超出預期。攝:徐翌全/端傳媒

在實體的裝備之外,「更重要的其實是自身經驗」,周軼君坦言,長期實地考察、採訪的經驗,才是讓戰地記者能夠辨認資訊真偽的關鍵。即便如此,在面對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記者有時仍難以判斷是非對錯;此時,堅持人道主義就是她的底線。

世界需要故事

記者在現場採訪完後,最常面臨的就是寫稿時取材角度的問題。周軼君向現場聽眾分享「處境」與「故事」的差異:與其寫出大眾對受訪者的固有印象與被標籤化的處境,這是「處境」;不如寫出個別受訪者獨特的「故事」。

即使是戰地記者,轟炸和死亡的場面見多了,還是會疲乏、麻痺。周軼君向聽眾分享了一段不同的經歷:又是一次以色列人稱為「定點清除(巴解組織領導人)」的轟炸後,她選擇不到爆炸現場,而去了救助傷患的醫院。無意間,她拍攝到一個被炸彈波及的小男孩死亡的那一瞬間;以及另一位中年傷患,他是家中唯一的勞動力。

周軼君引述「馬格蘭通訊社」攝影師的話說道:「真正激動人心的故事,是在現場退後一步的地方。」這句話也促使周軼君不再僅僅撰寫戰爭現場傷亡是如何慘重,而是寫出戰爭的真正影響,與一個家庭是怎麼永遠被戰爭改變。

「好的報導就是,寫出一滴水更甚於寫出一片大海;從每一顆小水珠中,我們才能清楚看見水的樣貌。」周軼君總結道。

作為在開羅廣場上目睹埃及革命的見證者,周軼君也回望近年港台青年掀起的種種運動,她歸結為這個世代自尊與個體意識的覺醒,革命一開始通常都是去中心化、沒人領導的,現在這群年輕人則渴望進到體制內做出改變。周軼君說:「革命就像是半杯水,你要說它是半滿還是半空?端看你從哪一個角度去看。」

「作為記者,最重要的是盡可能接近真相,並挑戰固有的思維框架;至於記者應該是監督者還是記錄者,那些都只是標籤而已。」

最後,周軼君分享她在網絡時代做國際新聞的心得,並展示幾則結合圖表、數字與動圖的報導。網絡帶來的便利性讓記者能在辦公室做新聞,還能看到現場無法觀察到的事件全貌。例如運用現成的免費工具 Google Earth,呈現巴黎恐攻全景的報導;又或者運用網際網絡採訪,全程在辦公室裏完成的「國際新聞」報導:我調戲了伊斯蘭國的貓

周軼君不諱言網絡帶來了相當的便利性,但自詡作為一個「從手工時代來」的國際記者,仍然不能放棄現場,從網絡平台取得資訊後,還是需要解釋資訊的能力。

對於現場也有新聞同行者提問採訪技巧,得到大多數的解答都是:知識與經驗會教你如何判斷。周軼君提出建議:「作為記者,最重要的是盡可能接近真相,並挑戰固有的思維框架;至於記者應該是監督者還是記錄者,那些都只是標籤而已。」

周軼君強調,好的新聞是可以直接促成行動的,並謹記:不要做榨取受訪者故事後轉身就走的記者。

面對近來駐外媒體大幅收編,年輕記者還有像周軼君當年一樣的機會嗎?周軼君勉勵年輕一輩的媒體從業者:「自由工作者的路是很寬廣的,書寫世界只是業餘的事,世界還是需要故事的。」在她十多年的記者生涯裏,累積了許多不同視野;而旅途中的過程,也往往遠比最終走到哪裏還重要得多。

活動結束後民眾排隊簽書。
活動結束後民眾排隊簽書。攝:徐翌全/端傳媒

講座結尾,有人提出疑惑:這些戰地新聞、世界報導似乎離華語世界很遠,究竟對華文媒體服務的社會有什麼作用和幫助?周軼君用中國資深調查記者錢鋼的話回答:「若拿國際媒體的報導作為(和本國事件的)對照,哪怕只有一點點,只要能呈現不同落差,對記者本身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這樣的回答,似乎呼應着周軼君書序的最後一句話:

「我總是在別人的街頭,聯想自己的廟堂。千萬裏找尋大千世界的,心裏其實都裝着一個故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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