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意大利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逝世十週年，有着「世界第一女記者」之稱的法拉奇，其犀利、尖銳的採訪風格讓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回看華人世界，一般閱聽人或許覺得「國際」很遙遠，更少有人關注中東戰事。儘管如此，華文媒體仍有表現突出的戰地記者，周軼君就是其中之一。
周軼君現任《端傳媒》國際頻道總監。她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會選擇阿拉伯語做為安身立命專業，她自己的說法是出於誤打誤撞——選系的時候，她眼看着「英語」、「法語」、「俄語」......決定選擇一個「字最多的」做為專業，從此和「阿拉伯語」及中東世界結下不解之緣。
觀察，盡可能接觸真相
2002至2004年，周軼君擔任新華社駐巴勒斯坦記者，當時派駐以巴地區的，不是沒有其他的國際記者，但駐地在巴勒斯坦這一方的只有周軼君一個人。這讓她的採訪上至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阿巴斯，或者哈馬斯組織創始人亞辛；下至一個巴勒斯坦平民家庭，他們當中可能有人被炮彈炸殘了手臂，從此失去勞動力，也可能在上班或下課的途中恰好經過一處轟炸目標旁而跟着送命。
2005年，周軼君出版第一部作品《離上帝最近——女記者的中東故事》，除政治人物外，亦白描當地一般民眾的生活面貌，辛酸痛苦伴隨幽默溫馨，展現衝突下的人性。
2006年起，周軼君任職香港鳳凰衛視，並定居香港。繼續奔波在國際熱點地區，經歷尼泊爾改制、南北韓危機、戰後阿富汗、伊拉克重建、烏克蘭戰爭、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亞及巴林等一系列革命，她的採訪經歷及成果，最終集結成一部新書《拜訪革命》。
上週四（15日），周軼君以「失序時代的國際報導」為題在台北開講。雖然這不是端傳媒第一次舉辦面向公眾的講座，但卻是第一次以「內部培訓課程」的規格舉辦收費演講。比一場電影還高的票價，5天內銷售一空，估計有近三分之一是現役新聞工作者。
演講伊始，周軼君便舉出近代發生的「黑天鵝」（即不可預測而稀有的重大事件），從1990年代蘇聯瓦解、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到上個月特朗普（Donald Trump，或譯川普、杜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事件的發生總令人措手不及，結果往往跌破眾人眼鏡。大家都想問：「為什麼我所處的世界裏，小概率事件那麼頻繁發生？」
在時代急遽變化之中，人們亟欲認知它的面目。周軼君引用《世界是平的》作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開羅廣場上的名言：「如同看到大象飛起一樣，如果你沒有預料到它的發生，就別指望預知牠會飛向何方。」此時，作為一名記者，只能「乖乖閉嘴、好好做筆記」，周軼君說，透過現場觀察、盡可能接觸真相，就能慢慢認知我們所處的世界。
在面對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記者有時仍難以判斷是非對錯；此時，堅持人道主義就是她的底線。
於此，周軼君提出她對世界變化的幾點觀察：一、人口結構改變，使得中產人口在二戰後超越貧窮人口；二、網絡及衛星電視的影響，不僅讓不同階層的生活方式前所未有地透明，也因此助長「極化」與「固化」，使人民感受到的不公正與不公義愈發嚴重，隨之而來的，便是戰爭。
她以中東為例，指出發生革命的突尼西亞與埃及，經濟發展程度並不落後於伊朗，網絡透明指數卻遠高於伊朗，顯示他們的革命不是為了麵包，而是自由。網絡也帶來社會的「極化」與「固化」， 一方面使得輿論走向極端才會獲取關注，一方面也擴大「蠶繭效應」（或曰「回聲筒效應」、「同溫層效應」），讓現在的戰爭跨越國家地理邊界，無處不在。周軼君笑說，她在台北搭乘計程車的路上與司機聊到「川蔡熱線」，司機一句「我的看法比較極端啦，但我是正確的。」正正就是這個時代的縮影。
也因為在這失序時代，戰爭無所不在，作為一名戰地記者，又該如何裝備自己呢？講座現場，周軼君發送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IFJ）的安全指南手冊《Danger : Journalists at Work》，除了書中提到不要帶槍、不要裝英雄、隨身攜帶白色手帕之外，她也提供自己私藏的必備隨身物品：穿着大口袋褲子，一邊放貼有地圖的採訪記事本、一邊放手機，另外，前往伊斯蘭教國家時將《可蘭經》帶在身上既可以保護自己，也能博取當地人的信任。
在實體的裝備之外，「更重要的其實是自身經驗」，周軼君坦言，長期實地考察、採訪的經驗，才是讓戰地記者能夠辨認資訊真偽的關鍵。即便如此，在面對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記者有時仍難以判斷是非對錯；此時，堅持人道主義就是她的底線。
世界需要故事
記者在現場採訪完後，最常面臨的就是寫稿時取材角度的問題。周軼君向現場聽眾分享「處境」與「故事」的差異：與其寫出大眾對受訪者的固有印象與被標籤化的處境，這是「處境」；不如寫出個別受訪者獨特的「故事」。
即使是戰地記者，轟炸和死亡的場面見多了，還是會疲乏、麻痺。周軼君向聽眾分享了一段不同的經歷：又是一次以色列人稱為「定點清除（巴解組織領導人）」的轟炸後，她選擇不到爆炸現場，而去了救助傷患的醫院。無意間，她拍攝到一個被炸彈波及的小男孩死亡的那一瞬間；以及另一位中年傷患，他是家中唯一的勞動力。
周軼君引述「馬格蘭通訊社」攝影師的話說道：「真正激動人心的故事，是在現場退後一步的地方。」這句話也促使周軼君不再僅僅撰寫戰爭現場傷亡是如何慘重，而是寫出戰爭的真正影響，與一個家庭是怎麼永遠被戰爭改變。
「好的報導就是，寫出一滴水更甚於寫出一片大海；從每一顆小水珠中，我們才能清楚看見水的樣貌。」周軼君總結道。
作為在開羅廣場上目睹埃及革命的見證者，周軼君也回望近年港台青年掀起的種種運動，她歸結為這個世代自尊與個體意識的覺醒，革命一開始通常都是去中心化、沒人領導的，現在這群年輕人則渴望進到體制內做出改變。周軼君說：「革命就像是半杯水，你要說它是半滿還是半空？端看你從哪一個角度去看。」
「作為記者，最重要的是盡可能接近真相，並挑戰固有的思維框架；至於記者應該是監督者還是記錄者，那些都只是標籤而已。」
最後，周軼君分享她在網絡時代做國際新聞的心得，並展示幾則結合圖表、數字與動圖的報導。網絡帶來的便利性讓記者能在辦公室做新聞，還能看到現場無法觀察到的事件全貌。例如運用現成的免費工具 Google Earth，呈現巴黎恐攻全景的報導；又或者運用網際網絡採訪，全程在辦公室裏完成的「國際新聞」報導：我調戲了伊斯蘭國的貓。
周軼君不諱言網絡帶來了相當的便利性，但自詡作為一個「從手工時代來」的國際記者，仍然不能放棄現場，從網絡平台取得資訊後，還是需要解釋資訊的能力。
對於現場也有新聞同行者提問採訪技巧，得到大多數的解答都是：知識與經驗會教你如何判斷。周軼君提出建議：「作為記者，最重要的是盡可能接近真相，並挑戰固有的思維框架；至於記者應該是監督者還是記錄者，那些都只是標籤而已。」
周軼君強調，好的新聞是可以直接促成行動的，並謹記：不要做榨取受訪者故事後轉身就走的記者。
面對近來駐外媒體大幅收編，年輕記者還有像周軼君當年一樣的機會嗎？周軼君勉勵年輕一輩的媒體從業者：「自由工作者的路是很寬廣的，書寫世界只是業餘的事，世界還是需要故事的。」在她十多年的記者生涯裏，累積了許多不同視野；而旅途中的過程，也往往遠比最終走到哪裏還重要得多。
講座結尾，有人提出疑惑：這些戰地新聞、世界報導似乎離華語世界很遠，究竟對華文媒體服務的社會有什麼作用和幫助？周軼君用中國資深調查記者錢鋼的話回答：「若拿國際媒體的報導作為（和本國事件的）對照，哪怕只有一點點，只要能呈現不同落差，對記者本身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這樣的回答，似乎呼應着周軼君書序的最後一句話：
「我總是在別人的街頭，聯想自己的廟堂。千萬裏找尋大千世界的，心裏其實都裝着一個故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