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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後,你願意站出來指控性虐暴君嗎?

這些乍得女性受害者,選擇頂住壓力出庭作證,終於讓獨裁的加害者得到應有審判。


2015年7月20日,前乍得共和國總統哈桑·哈布瑞 (Hissène Habré)由獄警守護送進法庭進行第一次審判。
2015年7月20日,前乍得共和國總統哈桑·哈布瑞 (Hissène Habré)由獄警守護送進法庭進行第一次審判。攝:AFP

「如果你殺了一個人,你去坐牢,如果你殺了四十個人,他們會給你好到不行的政治庇護,如果你殺了四萬個人,你就能舒舒服服地流亡他國,外加海外銀行帳號。」這段話是紀錄片《The Dictator Hunter(獨裁者獵人)》裏,國際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的律師兼發言人Reed Brody說的話。

他說的正是許多非洲國家(前)獨裁領導者的人生寫照,而他當時指名道姓「獵殺」的那個人,叫做哈桑·哈布瑞(Hissène Habré),乍得(台譯查德)共和國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年間的總統。

二十多年後,過著逃亡生活的哈布瑞終於被送上審判席,四名勇敢的乍得女性受害者,打破沉默,出庭作證。

看著坐在庭上的哈布瑞開不了口的原本四名婦女憤怒了,覺得一定要當著他的面,在法官面前,好好把事實都說出來,其中一人曾經被哈布瑞本人強暴過數次,說到無法形容之處,只能用肢體表示當時的情形。

哈布瑞被控多項戰爭罪、反人類罪、屠殺、、強暴、以及性奴役等罪名,但將他送上法庭的過程卻異常艱難。

受過西方民主教育的「獨夫」

非洲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爭取從歐洲殖民統治下獨立,隨後十年間,更多國家追求民族自決,(按照殖民者劃分出來的國界)就地獨立。緊隨獨立而來的,不是幸福快樂的自由生活,而是軍閥獨裁統治、政變、政權輪替、另一個軍閥獨裁的惡性循環。

乍得共和國(Republic of Chad)也難逃這樣的循環,最早一次武裝政變發生在1960年脫離法國殖民之戰,而最近一次則是2008年。

這個國家有一個嚇人的外號──「非洲死亡之心」。雖然國土面積廣大,但是境內只有1.9%的水源面積,境內民族組成紛雜,最大的族群「薩拉」也只佔總人口27.7%,另有包括阿拉伯人在內的七支族裔各佔10%上下,游牧民族為了爭奪有限的水源糧食常有衝突。

正是這樣的土壤,孕育出了曾在巴黎接受西方教育,回國後卻成為獨裁者的哈布瑞

哈布瑞是北方牧羊部落的孩子,屬高蘭族(Gouran,在其他國家被稱為Dazaga),乍得第三大族裔土布(Toubou)支族之一。高蘭族主要分布在乍得北部、利比亞、以及尼日境內,長期受到利比亞人嚴重歧視與隔離,這種敵對關係,間接造成了哈布瑞的崛起。

當時北方鄰國利比亞的格達費正積極擴張勢力範圍,為了制衡格達費,美國與法國提供金錢與武器援助哈布瑞,他得以擴張軍權。

哈布瑞1982年正式當上總統。成為乍得最高領導人的八年期間,世界各國領袖對他都是讚譽有加,人權觀察發佈的兩份報告指出,哈布瑞執政期間曾受到美法兩國政府的長期支持。

但他擔任總統時,利用一黨專政,殘酷鎮壓反對派,乍得國內暴力普遍橫行,包括數波族群清洗。人權觀察2001年尋獲哈布瑞政府政治警察機關「檔案及安全局」(Direction de la Documentation et de la Sécurité,簡稱DDS)的檔案紀錄,其中記載了1,208名遭處決或在押死亡者,以及12,321名人權侵害受害者的姓名。

據外界統計約4萬人因哈布瑞政權而死,直到1990年政權被推翻,哈布瑞也因此被認為是近代非洲最殘暴的獨裁者。政權顛覆後哈布瑞隨之逃亡至塞內加爾首都達卡,並在那裏高枕無憂地住了二十三年。

2011年7月10日,哈布瑞政權下的受逼害者聚集起來,指證其罪行。
2011年7月10日,哈布瑞政權下的受逼害者聚集起來,指證其罪行。攝:Gael Cogne/AFP

起訴哈布瑞的行動,在國內法庭經歷過一次次失敗。

二○○○年,乍得籍人權律師Jacqueline Moudeina為七名乍得婦女在哈布瑞流亡的塞內加爾法院提起訴訟。五年後,他們在比利時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引渡哈布瑞,被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或稱下稱非盟、AU)阻攔。

在二○○八年政變期間,乍得新政府的法院曾判哈布瑞死刑,但因他本人不在場,因此無法執行。

二○一一年,塞內加爾總統曾想把哈布瑞遣返回乍得,但是遭受國際社會強烈反對而徹回決議。

直到二○一三年,在非洲聯盟的支持之下,一個專門調查起訴哈布瑞的非洲特別法庭(Extraordinary African Chambers in Senegal)在塞內加爾成立,將哈布瑞以及黨羽二十人逮捕歸案。兩年後在達卡,哈布瑞拒絕出席聽證會,後來被強行押入法庭。他拳打腳踢,對庭上咆哮,說這個法庭無效,主席法官當面對著他說:「不管你願不願意,這個法庭都會強制你出席。」

這是一次以倖存者為中心的審判,九十三位倖存者從乍得遠赴達卡作證,在庭上描述自己被刑求的經歷,而那個施暴者就坐在法庭另一邊,全身被純白長袍頭巾包住,露出的雙眼帶著墨鏡。

哈布瑞的辯護律師採取的策略,是將哈布瑞也當成時代的受害者,但當大量證人當面指控犯行的時候,他就很難逃脫責任。以二、三十年前發生的暴行來說,本案律師團收集的物證異常充足:包括照片、影片、口述記錄、驗傷報告、以及人權觀察成員在政變後的廢棄大樓裏找到的大量文件,另外更有支持這些物證的專家證人出席,包括一名曾為六百名受害者檢查過的法國醫師、筆跡鑑定師來鑑定哈布瑞的簽名、另有幾位前任政治警察隊的官員證實哈布瑞下令虐待與處決。

最終哈布瑞被以多項戰爭罪、反人類罪、屠殺、強迫消失、非法處決、強暴、以及性奴役等罪名起訴。根據乍得真相委員會事後的調查,總計有高達四萬人死在他的恐怖統治下,另在逃亡時,哈布瑞捲走了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財物,而乍得的每年人均GDP只有943美元。

今年五月三十日,塞內加爾特別法庭判處哈布瑞無期徒刑;七月二十九日,主席法官裁定哈布瑞須對參與起訴之受害者付出金錢補償:強暴與性奴役受害者每人$33,898(美金,以下同);被虐待與強制拘留者、受到不當對待的戰俘每人$25,424;被害者家屬每人$16,949。

這次審判在國際法上意義重大:第一、這是一個混合法庭,又稱國際化法庭,混合的是國際法以及相關國內法律體系的審判制度;第二,在第二國起訴另一國的前任領導人,並強制出庭;第三:此法庭以國際法追訴個人──而不是起訴一個政權──的罪責,避免系統化犯罪成為免責的手段;第四:受害者的聲音從未如此清晰而宏亮,共有九十三位受害人出席,當著哈布瑞的面作證,另有相當充分的物證;第五,在任何暴亂中都會發生的強暴與性奴役不再被輕判處理。

因為習慣了惡行的輪迴,乍得人對過去苦難的態度通常表現冷淡,或不相信能使惡人正法。這個法庭讓人民刮目相看,民眾態度有了轉變,他們開始討論、有所期待。乍得與塞內加爾的人民看得見,非洲其他五十二個國家的人民也在看,這給了非洲政治一種新的可能性,打斷政變輪迴,維持和平的可能性。

民間的力量與倖存者的勇氣

起訴哈布瑞的過程,證明了民間組織的力量。

哈布瑞失勢的隔年,便出現受害者組織例如「乍得政治壓迫罪刑受害者組織」(The Chadian Association of Victims of Crimes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AVCRP)等,著手針對Habre政權謀殺、政治迫害、強暴、性奴役等罪行進行調查取證。

另一個名叫「哈布瑞政權受害者組織」(Association of Victims of Crimes of the Regime of Hissène Habré,AVCRHH),領導者是耿耿(Souleymane Guengueng)。他在一九八八年被打入黑牢,是囚禁與虐待的倖存者,也是目擊證人。

耿耿在被關的兩年間經歷過各種折磨:被政治警察(the Direction de la Documentation et de la Sécurité , DDS)逮捕後,未經審判就被關進牢房、有時跟十個人一起擠在單人間裏,偶爾才有飯吃,還是丟在地上臭掉的米飯。沒有水喝,囚犯就舔地上跟人身上的水。他們身邊經常有屍體,牢中有人死了,守衛會等到屍體爛得差不多了再來收拾,所有囚犯都染上傳染病,刑求與折磨留下肢體上的長期後遺症,以及永遠的心理創傷。

耿耿從政治牢獄中倖存,他用接下來二十六年獨力走訪了上千人,受害者的足跡遍佈乍得,且多數位於偏遠村落,有倖存者、有寡婦孤兒、有遺族,他將可用的證詞與照片一一建檔,準備訴訟之用,他同時協助巴黎、紐約的人權組織調查,用自己的薪水支付越洋電話費。戴著厚眼鏡、穿著無特徵的灰西裝、住在泥磚房裏,星期天上教堂,現在的他已經是一名六十九歲的老人了。

耿耿不是律師,也不是國際法專家,只是一個追求正義的平凡人,不過他正好用白話為廣大民眾解釋了何謂「普遍管轄權」(Universal Jurisdication):無論被控人國籍、居住國在哪,無論犯行地點為何,只要罪行被認為是危害全人類的,任何國家皆有刑事管轄權。

2015年7月13日,人權組織律師及發言人與一個哈布瑞政權下受逼害者傾談。
另一個名叫「哈布瑞政權受害者組織」(Association of Victims of Crimes of the Regime of Hissène Habré,AVCRHH),領導者是耿耿 (Souleymane Guengueng)。他在一九八八年被打入黑牢,是囚禁與虐待的倖存者,也是目擊證人。攝:Seyllou/AFP

戰時性奴役與強暴獲得正視

七月上旬的聯合國婦女基金會總部(UNWomen HQ),正在舉行一場活動。Reed Brody在主講席上準備,Reed Brody本人看起來十分健朗、灰白的蓬捲髮,穿著象牙色的亞麻襯衫──此為百搭款「人道救援律師制服」:耐髒,抗皺,新舊看起來都差不多,且上可出庭,下可翻山越嶺,有時還得外罩防彈背心。

坐在他左邊的女士是乍得籍人權律師Jacqueline Moudeina,她穿著亮黃鑲褐的民族服飾,雙肩頂著寬大的荷葉邊,頭飾高聳。

兩人很快地回顧了一下事件與案件,討論的焦點是本案中強暴罪與性奴役罪第一次在量刑上受到重視,主因之一便是因為四名勇敢的婦女在三十年之後,打破沉默出庭作證。

她們的名字是Khadidja Hassan Zidane, Kaltouma Deffalah, Haoua Brahim, 和 Hadje Mérami Ali,最年輕的一位被綁架時只有十三歲,而另一位則跟她十三歲的女兒一起被強暴犯囚禁。

Brody一邊翻譯法語,一邊回憶庭上發生的事。從第一天開庭到最後一天宣判,律師團心裏都是七上八下的,而四名受害婦女心情也是起起伏伏,每個人都不一樣。

有一名婦女到了庭上,原本準備好的證詞就是無法說出口;也有人見到哈布瑞坐在那裏,反而一股氣上來,覺得一定要當著他的面,在法官面前,好好把事實都說出來。

在非洲某些地區,女性地位極低,偏遠地區仍有童婚、販賣人口、性交易。性侵受害者不僅身體受到摧殘,事後還要承受社會上汙名化的壓力、甚至還有「名譽殺人」存在的地方,(Honor Killing,以保護家族名譽之名,男性親族將性侵被害者殺死的陋習)。

站出來作證的女人,在審判之後,也得繼續戰鬥,哈布瑞的支持者不斷在網上、路上用屈辱的字眼罵她們,有些人受到親屬的責難,但她們很清楚地表示,這樣做是為了讓別人不要受到同樣的傷害。

但是性侵不僅是女性的問題,在戰爭中受性侵害的男性不在少數,而父權結構的社會使得受害男子比女子更不願意暴露自己的遭遇。

一名獨裁者的倒下遠非結局

哈布瑞的律師提起上訴,但遭上訴法庭駁回,他即將入獄服無期徒刑,並且被要求支付大筆的賠償金,想他死的人很多,不過塞內加爾已經廢除死刑。

今日的乍得共和國,依然住著大量來自中非、蘇丹等地的難民,很多人處於瀕死邊緣,並遭受暴力威脅。民兵或是政府軍時有射殺人道救援工作者之事,許多國際組織開始減少救援資源。

審判哈布瑞得到了一場意義重大的勝利,但前方路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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