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的一天晚上，「富二代」王大騏在北京長安街上的一家五星級酒店舉辦了一場名為「啪啪2.0」的社交活動。
活動收費每人969元人民幣，主題是兩性關係，全程3個小時，活動人數20人，十男十女，通過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這些人體的通道來互相感知，尋找搭檔，指尖觸摸、二人共舞或者擁抱，在黑暗之中的尾聲裏，會有螢火蟲輕盈飛舞，氣氛達到高潮。
酒店的行政總廚特意準備了餐食和飲品，賓主盡歡，這實現了王大騏的構想，「通過娛樂的方式，提升意識層面的領悟」。因為他覺得同齡的中國80後年輕人「實在太苦逼」，「沒有釋放過青春就老去了」，而「大陸城市裏的夜生活又太匱乏了」，除了KTV、夜店就是洗桑拿，「無法滋養靈魂」。
「這不是聚眾淫亂嗎？你別把公安招來。」王大騏的父親王志綱，一位著名的中國商人，卻直接潑下一盆冷水。
「他總是否定我，」王大騏對端傳媒記者說，「他把這事想得太齷齪。」
而事實上，這種爭執是兩人間的常態。多年來，這對父子的關係一直很緊張。
「首富製造者」的兒子：父親視「示愛」為「示弱」
王志綱是「智綱智庫」諮詢公司創始人。他生於1955年，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新華社工作，後來趕上中國的城市化浪潮，1994年下海經商，深耕地產業，為碧桂園、萬達等大型民營地產公司提供戰略諮詢，與王健林等大陸頂級富豪交好，二十年多間賺得無數桶金，被《時尚先生》等媒體稱作「首富製造者」。
像王志綱一樣的企業家，屬於「迅速拿到改革開放紅利的一批人」，陳婷說，多年來，她一直在經營中國企業家培訓項目。這一批人大多生於上世紀50、60年代，童年的生活窮苦拮据，青春期正處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後期，其中一些人從沒機會進入大學，卻具有吃苦開拓的精神，在中國市場經濟尚未規範時開始淘金，「突破了很多制度的限制，也反過來推動了國家對於企業管理的改革進程」。
王大騏是「80後」，從加拿大的大學畢業之後，回到北京，在王志綱的引薦下進入一家雜誌社做了三年半職業記者。然而他始終被父親批評，「寫的都是風花雪月」、「影響力有限」；後來他辭職，出版了一本探討富二代人生的書 ，其中對父親的描述，被王志綱批評是「貼大字報」；再後來，他做了一個青年活動組織，在五星級酒店舉辦的兩性主題活動就是其中之一，接着又被父親批評「不靠譜」。
父親在王大騏眼中是強權代表，經常指責自己「能力差」、「笨得要命」。但同時，父親總會帶着他出席與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的飯局，讓他見世面。他記得那時已經上高中，父親忽來興致，當着一眾成功人士點評他，說他是「廢物」，他難過得只能用濕巾捂住湧出的淚水，身體無法控制地抽動。
「他不允許任何人踐踏他的自尊，而擁抱、鼓勵或者表達愛意，他都覺得那是『示弱』，是袒露自己柔軟的部分，這是一個危險的行為。」
王大騏不僅沒有從父親那裏獲得自尊心，且極少和父親在工作之外的場合相處。他的個人生活都是母親安排的，包括從小學四年級開始讀寄宿學校，以及後來到美國和加拿大留學。
王大騏想過修復父子關係。兩個月前，他為父親準備了一個生日晚會，自己當主持人，播放了自己剪輯的影像片，並對父親當眾示好，「爸爸，我非常非常愛你」，卻沒任何回應，台下眾人若無其事地「作鳥獸般散去」。另一次，父親出差，他上前想要擁抱告別，父親卻拼命躲開了，顯然「很抗拒這種親密」。
畢竟，「他們是在一個殘酷的年代成長起來，饑荒、文革……」已過而立之年的王大騏試着去理解父親。他在父親的自傳裏面讀到了一段話，爺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批鬥，當時年幼的父親回到家中剛好撞見那一幕，「那可能在他心裏種下了一個種子，是關於自尊心的，」王大騏對端傳媒說，「他不允許任何人踐踏他的自尊，而擁抱、鼓勵或者表達愛意，他都覺得那是『示弱』，是袒露自己柔軟的部分，這是一個危險的行為。」
「因為財富的籠罩，人都變了，」陳婷記得她熟識的一位企業家，很少和兒子在家中見面，有事情就約在外面談，「很客氣的那種關係，讓人覺得不是父子。」
曾在香港一家保險公司擔任富二代培訓課程講師的馬斯曉亦對端傳媒表示，她接觸的大多數內地富豪的子女都與父輩「關係不好」，兩代人間，或是「激烈的衝突」，或是「長時間的冷淡」，不僅因為這些富豪極其忙碌，還因為他們威權式的教育模式，習慣了「像命令下屬一樣命令子女」。
過去，王大騏在美國的寄宿家庭理解了什麼叫做親情——寄宿家庭的媽媽每天在他出門上學時，以擁抱和親吻告別；寄宿家庭的爸爸則在每週末的親子時間，帶着他和自己的兩個孩子去打獵、烤牛排，露營之後，一起肩並肩撒尿把營火澆熄。
王大騏不喜歡被稱作「富二代」。儘管他的父親很有錢，他也曾經一個月一口氣花掉三十萬人民幣，但他說自己「憎恨錢」。在和端傳媒記者的交流之中，他把「富」字省去，而以「第二代」來代替。
因為「跟父母之間的關係就是錢的關係」，「手裏錢不夠花了，就讓他們打錢過來」，有錢的時候就連電話都不會打——「是錢拉遠了親情」。
「雙重不確定」的陰影，兩代人的「原始積累」
陳婷眼中的富二代們，是「很苦的一代」。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八十年代，是計劃生育政策下的獨生子女，童年非常孤獨，因為父母在創業，成長階段往往缺失了家庭教育和親情陪伴。很多人從小就被送去寄宿學校，或者出國。「他們雖然在物質財富上比別人優越很多，但精神世界裏，甚至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苦，」陳婷說。
王大騏與富二代朋友的消遣方式就是喝酒，「狂喝」，一種「自我毀滅式的喝法」，「最快地達到徹底醉倒的強度」。他最高紀錄是在兩週之內光顧了八次夜總會，在裏面「脱光了」，「連底褲都不剩」，他們就「喜歡這種脱光的感覺」。
喧鬧的夜晚結束之後，王大騏會自省。他們的父輩「無不是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倖存者」，跟父輩相比，這些富二代「平凡得沒有牛逼故事可吹噓，野性全無」，但是，「潛意識裏（我）在接受拷問，這一輩子八九十年，我是幹什麼來的？」
「現實中找不到一個可以實現內心渴求的通道或載體，只能把多餘的那份精力耗散在無聊的事情上，」王大騏說。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大眾眼中，中國的富二代與「敗家」、「飆車」、「炫富」、「聲色犬馬」和「一事無成」等標籤劃上等號。因為幾年前在海南三亞舉辦的奢靡派對「海天盛筵」和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醉酒飆車事件，富二代的公眾形象一直非常不佳。在社交媒體上，亦有中國首富（據2015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的兒子王思聰曬出為寵物狗佩戴Apple Watch的照片、與范冰冰等女明星打「口水仗」，而引發公眾對他的質疑。《彭博商業週刊》在2015年的一篇報導中曾評價中國的富二代既「遭人憎恨」，也在忍受「來自父輩的精神創傷和孤獨」。
陳婷覺得，價值觀在這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2015年，她在北京創辦了一家名為「慧谷家族」的財富家族會員組織，這是一個致力於推動「家業長青與社會進步」的盈利機構，「從家族精神、信仰和價值觀作為入口」，方太、TCL、東方希望、新光、漢能、七匹狼等中國知名民營企業的掌門人及其家人，都加入了這個會員組織。
價值觀的缺失，是源自「中國企業家是在『雙重不確定』下前行，」一位中國民營企業的研究者對端傳媒解釋，「一個是政策的不確定，例如，利好的政策可以讓一家房地產商一夜暴富，不利好的政策，比如『八項規定』（註：2012年末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的，要求黨員幹部不得鋪張、奢侈、浪費的規定），會讓高端餐飲業紛紛倒閉；另一個是市場的不確定，我們國家不是完全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運行，而是政府有意地支撐和干預某些行業，甚至干預的很深。」
一位企業家曾在酒過三巡後對王大騏吐露心聲，「我們生存的這個空間是非常惡劣的，平時都是被遺棄、被遺忘，而地方政府一旦遇到房產受打壓，就開始密切關注我們，首先就是增税……什麼困難都要企業自己消化。」歷史經驗告訴這些財富擁有者，他們既可以一夜暴富，也可以瞬間失去所有，「總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把玩着你的命運。」
「雖然環境不同，可是兩代人其實都是在進行原始積累，一種是財富上的，另一種是思想上的，而且他們都有飢餓的鞭子抽打着。」
陳婷坦言自己服務的企業家，通常「活得很累」，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是上述不確定因素帶來的精神疲憊。中國的企業家本身沒有信仰，尚處在尋找信念之中，對於他們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明天企業還能否存在或者都是問題，何談將成熟完整的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
王大騏曾與父親共同參加企業家培訓機構「思八達」組織的課程和遊學項目。勞斯萊斯名車來接他們去歐洲皇宮一般的度假酒店聽課，授課的內容是宗教智慧。下面兩千多位聽課的企業家都出身草根，學歷以小學、中學程度為主，創業初期「有挖礦的，有在礦裏埋炸藥的，有拉板車的，做裁縫的」，都「曾是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抓住改革開放的機遇富起來」。
「他們是被感召而來的」，王大騏發現沒有一個企業家在看手機、打瞌睡，所有人的眼睛齊刷刷地盯着授課者，眼睛發亮，因為他們想知道「企業如何像宗教一樣長時間地存活下去。」
而最貴的遊學項目，去夏威夷的可愛島或者肯尼亞的馬賽馬拉大草原，八天課程收費45萬人民幣，還不包括食宿和往返商務艙機票。但這些課程很受歡迎，在瞬息萬變的中國市場中一路披荊斬棘、最終財富登頂的企業家，都十分渴望從中獲得心靈的撫慰和信仰，他們中很多人也會帶上孩子一同前行。
「雖然環境不同，可是兩代人其實都是在進行原始積累，」王大騏在他的書稿中寫道，「一種是財富上的，另一種是思想上的，而且他們都有飢餓的鞭子抽打着。」
孤獨的繼承者：我何德何能？
「如果我兒子不接班，我這輩子不是白忙活了嗎？」一位在長三角地區經營閥門製造工廠的企業家對端傳媒記者表示。
他的獨生子在英國利物浦念大學三年級，工商管理專業，是他給選的。每年假期，兒子都按照他的指示回國，跟着他「攏賬」，學習如何經營家族工廠。他出資百萬人民幣購置一輛奔馳S系轎車送給兒子作為獎勵，卻沒有選擇兒子中意的保時捷跑車，因為「做生意的人要看起來穩重」。
成功不單是財富登頂，更重要的是後繼有人，這是這位身家近十億的上市公司老闆內心永遠無法被撼動的觀念。而代價就是，個人利益要服從家族利益，這些富豪子女不是獨立的個體，他們註定成為延續家族使命的執行者。
這源於中國傳統家庭對於「血統」的重視。《金融時報》曾報導，中國企業家最看重「忠誠」，也就是「忠於我」，「如果這個人不忠誠，能力越高越危險」，因此他們寧願「信任有血緣關係的人」。但是，他們的子女大多是獨生子女，只能從「1」中選「1」。
2003年，山西首富、海鑫鋼鐵集團董事長李海倉突遭槍殺，兒子李兆會當時正在澳大利亞讀大學，只有20歲出頭，爺爺堅持讓他回國。李兆會臨危受命，接手價值60個億資產的家族企業，卻在10年內敗光，目前仍然負債130億，成為近年來中國企業界最令人咋舌的消息之一。
範博宏是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及金融研究所主任，他曾對1987年至2005年在香港、新加坡和台灣上市的超過200家家族企業的交接進行分析，發現家族企業在兩代人交接期間會「喪失近60%的價值」。而目前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撐起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他們每年創造超過五成的國家税收，提供了約75%的城鎮就業機會，範博宏曾公開表示，「就中國而言，事實上存在國家風險，這方面的教育需求巨大。」
「傳承問題超過了企業家們在過去創業過程中九死一生的各種困難，」陳婷說，「他們很多人在嘗試讓孩子接班，發現或者接不住，或者根本不願意接。」
最明顯的衝突是與時代背景相聯結的。通常來講，富二代很難在自家企業內部推行自己的想法，與他們共事的都是年齡更長的企業中堅力量，上一輩人還在持續影響着企業。
「因為這個公司是我爸命名的，我爸是精神偶像，所有人都圍在他身邊，他是創造者和制定者。這是我們心裏的一個陰影。」
「企業家大部分是做傳統產業起家，製造業、礦業、房地產，他們的孩子接觸的卻是互聯網金融等新興經濟形態……（這些孩子）甚至有的建議父輩把家族企業賣了，拿錢做投資，」陳婷補充。
政商關係也讓他們感覺到頭痛，很難做到「審時度勢、敏感睿智」。「上一代企業家有相當一部分人，並不是因為自己能力強而成功，是因為自己很會尋租。」前文提到的中國民營企業研究人士解釋，「鄧小平說『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那是那個年代國家的大政方針」，在法律和商業制度尚不完善的時期，企業家做過「很多碰線的事情」，從而「完成了原始積累」。
王大騏身邊的富二代朋友，都極其厭煩與政府官員應酬，尤其是「一個晚上喝了三斤酒，喝完之後正事沒談」。他們普遍認為那是「踐踏尊嚴」、「浪費生命」。特別是那些擁有海外生活經歷的「富二代」，他們已形成了公民作為納税人擁有基本權利的觀念，卻心寒發現，政府並沒有把自己擺在服務人民的位置，企業家面對官員，「更像是哀求」。
富二代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似道路寬廣，卻對如何開闢新路產生困惑。王志綱也曾寄希望於兒子能接手公司。於是，王大騏問他的雙胞胎弟弟：「你想不想接班？」弟弟回答：「不是想不想的問題，是能不能的問題。」王大騏繼續問，「你為什麼不能？」弟弟沉默了十分鐘，說：「你問完了嗎？問完了我走了。」
「他覺得他不能，」王大騏說，「因為這個公司是我爸命名的，我爸是精神偶像，所有人都圍在他身邊，他是創造者和制定者。這是我們心裏的一個陰影。」
況且，「中國在轉型升級，有些行業已經快死了，是在拋物線下墜的階段。作為一個年輕人，你何德何能？」王大騏說。
家庭關係物化：你爸有錢之後，你要做什麼？
一位在香港從事家族財富管理工作的經理人對端傳媒記者說，很多靠傳統資源發家的中國富豪，受到互聯網時代衝擊和中國經濟整體下行影響，已經力不從心，有些企業正嚴重虧損。
他們其中不少人在度過了知天命的年紀後，開始承認殘酷事實，放棄子女接班的念頭，轉而選擇將資產移至海外，建立家族信託基金，同時縮減企業規模。
「他們普遍對財富的代代相傳感到焦慮，」這位經理人說，他們成立信託基金，就是為了「讓子女在未來每隔一段時間都有一筆穩定的收入，但又不至於一次性敗光。」
「但那都是家庭關係物化的投射。人們總是盯着有形的東西，盯着蛋的殼，而不管裏面是什麼。源頭是家族裏每個人之間的關係，那恰恰是一切關係的核心，」王大騏說。
「你知道這玩意兒（指信託基金）的另一個稱呼是什麼嗎？」王大騏在他的書《財富的孩子》裏寫道，是「墳墓裏伸出來的一隻手」。說得更直白一些，「我父親活着的時候，維繫我們的紐帶就是金錢。等他死了，依舊是金錢。你能承受這樣的宿命嗎？」
陳婷從她的立場上，更願意舉出那些成功的接班案例。中國農業巨頭、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在2012年正式將接力棒交到了女兒劉暢的手中。早在2002年，年輕的劉暢就開始在父親企業的不同部門擔任職務、積累經驗，目前已經獨立擔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當年劉暢接班之初，也曾遭到質疑，」陳婷說。劉暢熱衷時尚和藝術，而父親的經營領域卻是農業。但是，在劉永好的支持下，劉暢「將企業變得非常年輕，運用了直播等很多互聯網流行的東西，讓一家35年的企業煥發活力。」
「事情的關鍵不在於你爸有錢，而在於你爸有錢之後，你要去做什麼？」
而王大騏眼中最酷的接班案例，是耐克（Nike）集團創始人菲爾·奈特（Phil Knight）的兒子特拉維斯·奈特（Travis Knight）。後者沒有接過父親的運動品牌帝國，而是進入一家卡通片製作公司工作。老奈特尊重了兒子的選擇，並在卡通片製作公司瀕臨破產之際出資買下，轉贈給兒子。這間公司後來製作了《鬼媽媽》（Coraline）、《久保與二絃琴》（Kubo and the Two Strings）等片，躋身世界最佳的卡通片製作公司之列。在維基百科上，小奈特的註釋是「卡通片製作者」（animator），而不是老奈特的兒子。
「事情的關鍵不在於你爸有錢，而在於你爸有錢之後，你要去做什麼？」王大騏覺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暫時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他們沒有意識到財富可以製造更深遠的影響力。在王大騏的身邊，除了幾位朋友每年固定做一些公益項目，鮮有人「發自內心地去做一些社會性的項目」。「在中國，很少看到有錢人拿錢出來去扶持年輕人，讓別人也有機會實現夢想，」王大騏說，這不像西方社會，金字塔頂尖的人願意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但相比父輩，這些年輕的中國財富繼承者已經開始從關注外部環境，轉向關注自身成長和潛力挖掘。幾年前，王大騏愛上了高爾夫，這項運動在中國被打上鮮明的富人標籤，然而被王大騏視之為生活的啟迪，「木杆講究大開大合，鐵桿着重乾脆利落，切杆必須收放自如，推杆，則是直覺和信心的產物」。
「這一系列動作幾乎就是人生的寫照，從同一個發球台出發，充分釋放天性揮出一杆，」到底該用什麼杆，是一個個艱難的選擇，這是王大騏的總結，「它（高爾夫）反覆在證明一個顛撲不變的真理：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