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高雄拉瓦克部落迫遷調查(下):債務幽靈徘徊不去,擠壓土地財政

地方政府多次暫緩拆遷是考量部落居民居於經濟弱勢,但這筆巨大的城市發展債務,顯然需要更宏觀的住宅政策來償還。


部落族人至高雄市府訴求「反迫遷」、「就地安居」。
部落族人至高雄市府訴求「反迫遷」、「就地安居」。攝:王顥中

「我還是比較想住在這裏。」

Legean這看來微小而平凡的「住在這裏」心願,卻讓高雄市長陳菊既頭痛,又「挫折、感傷、難過。」

陳菊,在民進黨內輩分極高,18歲便曾擔任「黨外祖師爺」省議員郭雨新秘書,28歲因美麗島案入獄,出獄後踏入政壇。2014年地方選舉,陳菊在高雄市拿下超過百萬票,順利當選市長,戰功隆重,蔡英文曾讚她「不走路就有風」,被尊稱為「南霸天」。

但在近一年來,高雄接二連三地爆發反拆遷抗爭,陳菊也遭到民間團體猛烈批評,拉瓦克案正是其中之一。與其他案例相比,拉瓦克部落表面上不是新聞熱點,但案件本身所牽動的政治敏感神經,恐怕不亞於第一果菜市場拆遷,或者更知名的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案。

畢竟,拉瓦克的多數住民是排灣族人,蔡英文總統的曾祖母也是排灣族人,她更曾在2016年8月1日(原住民日)以總統身份向原住民道歉。若出現警察與族人衝突的畫面,無疑是給新政府低落的民調提油救火。

直轄市民高雄負債最高

碰上原住民議題,與面對其他拆遷案件的強硬態度相比,陳菊在拉瓦克確實相對小心。高雄市原民會主委谷縱說,「市長親自告訴我,處理拉瓦克的最高原則就是:溝通、溝通、再溝通,絕對不要動到強拆。」

陳菊在公開回應媒體詢問時,也認為市府已盡力協調,仍引起抗爭,讓她感到挫折;與族人在溝通過程中失去互信,她覺得相當感傷、難過。

取回這塊被「佔用」的地對高雄市政府有多重要?數字會說話:

高雄市政府曾依2015年土地公告現值計算,拉瓦克部落佔用土地,帳面價值達1.5億元(約3606萬港幣/467萬美元/ 3203萬人民幣)。對於債務居高不下、財政壓力極大的高雄市政府而言,不是一筆小數字。

根據監察院在2016年7月公布的調查報告。截至2015年12月底,各市縣政府平均每位市、縣民負擔債務,直轄市部分以高雄市平均每位市民負債9.16萬元(約2.2萬港幣/ 2853美元/1.9萬人民幣)最高。甚至有媒體和市議員指高雄市就是「下一個苗栗」,瀕臨破產風險。

高雄市政府推動這些商業開發計畫,絕對比將拉瓦克部落族人「就地安置」對充實市庫更加有利。

該怎麼增加市庫收入?2014年總決算審核報告書裏提到,「農業局、財政局經管被佔用之公有土地,亟待積極排除佔用」,亦被列為市府財政改善方案,而拉瓦克部落正是屬於高雄市財政局「經管被佔用之公有土地」之一。

而拉瓦克部落的搬遷,又是高雄市政府整個「亞洲新灣區」開發計畫的一部分。例如台塑的陳情書中可以看到,他們除了訴求保留創辦人王永慶遺跡外,另外提出「建議變更為公園用地或文化廣場用地,且容許從事銷售、餐飲及住宿等商業行為。」高雄市政府推動這些商業開發計畫,絕對比將拉瓦克部落族人「就地安置」對充實市庫更加有利。

記者問道尚未搬遷的拉瓦克部落會何時清空?會不會因此延遲王永慶紀念公園的建造時程?對此,台塑方面低調回應,「土地是市政府的,一切要看市府進度,這部分我們不清楚,也無法決定。」

拉瓦克部落房屋內部。
拉瓦克部落房屋內部。受訪者提供

註定要拆的違建,為何曖昧多年?

的確,如果站在法律的角度論,拉瓦克部落確實是違建,土地所有權屬於市政府,現在的房屋和居住者都是「佔用」市地。

但如果追問這些「佔用」是怎麼發生的,很可能對這些「違法行為」會另有一番評價:

根據市政府資料,早在1955年,就有居民開始設籍於此,但沒有編釘門牌。然而,1990年開始,居民開始依照《高雄市道路名牌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有關違章建築物編釘門牌相關規定,向市政府申請門牌。市政府陸續發放門牌,並向部分的住戶收取地價稅——這是土地所有權人才需繳納的稅金。

即便編了門牌收了稅,市政府卻從未放棄拆遷計畫。2015年至2016年短短一年間,部落陸續發生兩次火災,共燒毀14棟房屋,出身高雄的監察委員仉桂美領頭調查本案,責問高雄市政府為何多年都未拆除這批違建?相關單位是否有過失?最新一波的拆遷行動於焉展開。

但問題是一處早已註定要拆除的違建,應該自始就不該發放門牌、接通水電,為何要曖昧多年後才決意拆除?

這群人向國家「借用」一隅土地,建起被定義稱為「違建」的房屋;但相對的,國家向他們借了一生的時間、借走整個部落的命運,成就了城市的繁榮,迄今仍不知如何清算。

「早年國家對於違建的存在,其實是有意縱容的,」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楊友仁如此評論,國家為緩和集體消費壓力、引進廉價勞動力,以「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安置底層住民的政策,不單只有高雄如此,聚集了戰後各省移民與各地勞工的台北市也如是。楊友仁以「循環的債務」稱呼這些城市中的違建,並預言,當常態的都市規劃無力合理安排空間資源,「單用推土機式的清除,只會造成貧民窟的移轉效果。」

楊友仁的評論,與高雄城市發展史相互印證。自50年代開始,加工出口區與石化工業像一塊磁鐵,吸引原住民下山、越嶺,來到高雄工作。根據2016年6月的最新數據計算,高雄原住民人口總數33209人,在茂林、桃源、那瑪夏三個原住民鄉設籍的人口卻僅有8461人,戶籍設在其他行政區域的則有24748人,換言之,高雄七成以上的的原住民都是「都市原住民」。

這群都市原住民固然有成功在都市成家立業的案例,卻仍有為數甚多的人口因為貧窮而「佔用」土地維生。較為知名的有新北市溪州、三鶯部落;與高雄同為海港城市的基隆有快樂山部落;鄰近桃園工業區的河岸邊,亦有崁津部落、撒烏瓦知部落。這群人向國家「借用」一隅土地,建起被定義稱為「違建」的房屋;但相對的,國家向他們借了一生的時間、借走整個部落的命運,成就了城市的繁榮,迄今仍不知如何清算。

這一大群在都市掙扎求生原住民人口,在國家法律框架中時常被隱形。谷縱直言,「《原住民基本法》當中,完全沒有關於都市原住民的相關規定。」這些長久在制度中「隱形」的族群,不只一次地讓地方首長感到頭痛,最近一次要屬2008年,台北縣(編按:2010年12月25日起改制升格為直轄市,改稱新北市)的三鶯部落反拆遷抗爭。數波激烈抗爭中,不但有女學生被警察打斷鎖骨,現場送醫急救,知名導演侯孝賢亦落髮聲援,登上全國版面,儼然是另一場政治風暴的前奏。當時的台北縣政府不敢大意,暫緩拆遷,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趁機提出「部落自力造屋」方案,讓拆遷政策開始轉向。

都市原住民自力造屋是否有解?

夏鑄九的提案,實有醞釀已久的理論基礎。他在1998年發表〈三鶯橋下野草花〉一文,將原住民在都市營造的違建聚落定義為第三世界城市住宅問題,引介英國無政府主義建築師J.Tuner在70年代的自助式住宅知識系譜,說服地方政府改變原有政策,讓原住民在都市土地上自力造屋。他樂觀(起碼在文章中樂觀)地認為,這是一個可以改變都市原住民經濟生活的空間營造提案。

美好的提案要成真,並不容易。台灣原住民在原鄉擁有細緻而嚴謹的部落文化,卻早已在現代化過程中逐步崩解,所謂的都市原住民部落,往往是數個部落或族群混居的臨時組合,並非真正緊密的生活共同體,要以此進行「自力造屋」實際上困難重重。

例如2016年,溪州、三鶯部落發現,儘管族人已經努力工作儲蓄,仍無法負荷原先設計的自力造屋方案,最後由夏鑄九與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出面協調,獲得和碩董事長童子賢善款挹注,以解燃眉之急。在運動的推進下,個別部落的處境無疑得到了改善,但距離理想中的都市原住民自力造屋提案,恐怕還有一段距離。

「會需要住在這裏,關鍵還是我們(原住民)太弱,我們不能一直弱下去,原民會有相關一系列的脫貧計畫,讓族人擺脫這個弱者的處境。」

谷縱·喀勒芳安

「你是帶不走的姑娘,是山裏的小姑娘/

我們現在已經都回來,為了山谷裏的大合唱/

我會回到這片山下,再也不走了。」

2016年蔡英文總統就職典禮上,由原住民歌手巴奈Panai Kusui演唱的〈大武山美麗的媽媽〉,正是一首刻劃都市原住民命運的經典歌曲。它由原住民運動者、歌手胡德夫於1974年創作,彼時正逢台灣經濟起飛、部落體制逐漸瓦解,許多少女遭販賣下山,被迫成為性工作者。胡德夫在一次救援行動中,眼見一位來自大武山的女孩,因過度頻繁接客,身體嚴重受創,難以回復。胡德夫痛心不已,改編部落曲調成歌,撫慰幾代被迫離鄉的部落少男少女。

當都市原住民部落消失,數年後出現了內建「王永慶紀念園區」的城市公園,或許可以償還財政帳面上的債務,但長遠而言,是否能逃離城市的循環債務?或者僅僅是轉移都市原住民居住問題,創造了新的貧民窟?

谷縱的答案相對樂觀,「會需要住在這裏,關鍵還是我們(原住民)太弱,我們不能一直弱下去,原民會有相關一系列的脫貧計畫,讓族人擺脫這個弱者的處境。」

事實上,在2016年之前,高雄市政府早已多次暫緩拆遷,公文書上的理由,亦是考量部落居民居於經濟弱勢,不忍強拆,並非毫無人道考量。只是這筆巨大的城市發展債務,顯然需要更宏觀的住宅政策來償還,市政府在現行框架中努力進行改良的安置政策,能夠發揮多少作用?族人很悲觀。

「我的兒子已經回不去了。他從小就跟我在平地打工,沒有在山上生活的經驗,怎麼可能回山上呢?他只能在高雄上班。以後房子越來越貴,你們都買不起,他更買不起。我已經告訴他啦,你們以後都會成為流浪漢,他們會說你是都市的毒瘤。」

Siyang如是說。

2017 年 7 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都會免費開放,歡迎轉發,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

如果你喜歡,就分享給更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