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是比較想住在這裏。」
Legean這看來微小而平凡的「住在這裏」心願，卻讓高雄市長陳菊既頭痛，又「挫折、感傷、難過。」
陳菊，在民進黨內輩分極高，18歲便曾擔任「黨外祖師爺」省議員郭雨新秘書，28歲因美麗島案入獄，出獄後踏入政壇。2014年地方選舉，陳菊在高雄市拿下超過百萬票，順利當選市長，戰功隆重，蔡英文曾讚她「不走路就有風」，被尊稱為「南霸天」。
但在近一年來，高雄接二連三地爆發反拆遷抗爭，陳菊也遭到民間團體猛烈批評，拉瓦克案正是其中之一。與其他案例相比，拉瓦克部落表面上不是新聞熱點，但案件本身所牽動的政治敏感神經，恐怕不亞於第一果菜市場拆遷，或者更知名的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案。
畢竟，拉瓦克的多數住民是排灣族人，蔡英文總統的曾祖母也是排灣族人，她更曾在2016年8月1日（原住民日）以總統身份向原住民道歉。若出現警察與族人衝突的畫面，無疑是給新政府低落的民調提油救火。
直轄市民高雄負債最高
碰上原住民議題，與面對其他拆遷案件的強硬態度相比，陳菊在拉瓦克確實相對小心。高雄市原民會主委谷縱說，「市長親自告訴我，處理拉瓦克的最高原則就是：溝通、溝通、再溝通，絕對不要動到強拆。」
陳菊在公開回應媒體詢問時，也認為市府已盡力協調，仍引起抗爭，讓她感到挫折；與族人在溝通過程中失去互信，她覺得相當感傷、難過。
取回這塊被「佔用」的地對高雄市政府有多重要？數字會說話：
高雄市政府曾依2015年土地公告現值計算，拉瓦克部落佔用土地，帳面價值達1.5億元（約3606萬港幣/467萬美元/ 3203萬人民幣）。對於債務居高不下、財政壓力極大的高雄市政府而言，不是一筆小數字。
根據監察院在2016年7月公布的調查報告。截至2015年12月底，各市縣政府平均每位市、縣民負擔債務，直轄市部分以高雄市平均每位市民負債9.16萬元（約2.2萬港幣/ 2853美元/1.9萬人民幣）最高。甚至有媒體和市議員指高雄市就是「下一個苗栗」，瀕臨破產風險。
高雄市政府推動這些商業開發計畫，絕對比將拉瓦克部落族人「就地安置」對充實市庫更加有利。
該怎麼增加市庫收入？2014年總決算審核報告書裏提到，「農業局、財政局經管被佔用之公有土地，亟待積極排除佔用」，亦被列為市府財政改善方案，而拉瓦克部落正是屬於高雄市財政局「經管被佔用之公有土地」之一。
而拉瓦克部落的搬遷，又是高雄市政府整個「亞洲新灣區」開發計畫的一部分。例如台塑的陳情書中可以看到，他們除了訴求保留創辦人王永慶遺跡外，另外提出「建議變更為公園用地或文化廣場用地，且容許從事銷售、餐飲及住宿等商業行為。」高雄市政府推動這些商業開發計畫，絕對比將拉瓦克部落族人「就地安置」對充實市庫更加有利。
記者問道尚未搬遷的拉瓦克部落會何時清空？會不會因此延遲王永慶紀念公園的建造時程？對此，台塑方面低調回應，「土地是市政府的，一切要看市府進度，這部分我們不清楚，也無法決定。」
註定要拆的違建，為何曖昧多年？
的確，如果站在法律的角度論，拉瓦克部落確實是違建，土地所有權屬於市政府，現在的房屋和居住者都是「佔用」市地。
但如果追問這些「佔用」是怎麼發生的，很可能對這些「違法行為」會另有一番評價：
根據市政府資料，早在1955年，就有居民開始設籍於此，但沒有編釘門牌。然而，1990年開始，居民開始依照《高雄市道路名牌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有關違章建築物編釘門牌相關規定，向市政府申請門牌。市政府陸續發放門牌，並向部分的住戶收取地價稅——這是土地所有權人才需繳納的稅金。
即便編了門牌收了稅，市政府卻從未放棄拆遷計畫。2015年至2016年短短一年間，部落陸續發生兩次火災，共燒毀14棟房屋，出身高雄的監察委員仉桂美領頭調查本案，責問高雄市政府為何多年都未拆除這批違建？相關單位是否有過失？最新一波的拆遷行動於焉展開。
但問題是一處早已註定要拆除的違建，應該自始就不該發放門牌、接通水電，為何要曖昧多年後才決意拆除？
這群人向國家「借用」一隅土地，建起被定義稱為「違建」的房屋；但相對的，國家向他們借了一生的時間、借走整個部落的命運，成就了城市的繁榮，迄今仍不知如何清算。
「早年國家對於違建的存在，其實是有意縱容的，」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楊友仁如此評論，國家為緩和集體消費壓力、引進廉價勞動力，以「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安置底層住民的政策，不單只有高雄如此，聚集了戰後各省移民與各地勞工的台北市也如是。楊友仁以「循環的債務」稱呼這些城市中的違建，並預言，當常態的都市規劃無力合理安排空間資源，「單用推土機式的清除，只會造成貧民窟的移轉效果。」
楊友仁的評論，與高雄城市發展史相互印證。自50年代開始，加工出口區與石化工業像一塊磁鐵，吸引原住民下山、越嶺，來到高雄工作。根據2016年6月的最新數據計算，高雄原住民人口總數33209人，在茂林、桃源、那瑪夏三個原住民鄉設籍的人口卻僅有8461人，戶籍設在其他行政區域的則有24748人，換言之，高雄七成以上的的原住民都是「都市原住民」。
這群都市原住民固然有成功在都市成家立業的案例，卻仍有為數甚多的人口因為貧窮而「佔用」土地維生。較為知名的有新北市溪州、三鶯部落；與高雄同為海港城市的基隆有快樂山部落；鄰近桃園工業區的河岸邊，亦有崁津部落、撒烏瓦知部落。這群人向國家「借用」一隅土地，建起被定義稱為「違建」的房屋；但相對的，國家向他們借了一生的時間、借走整個部落的命運，成就了城市的繁榮，迄今仍不知如何清算。
這一大群在都市掙扎求生原住民人口，在國家法律框架中時常被隱形。谷縱直言，「《原住民基本法》當中，完全沒有關於都市原住民的相關規定。」這些長久在制度中「隱形」的族群，不只一次地讓地方首長感到頭痛，最近一次要屬2008年，台北縣（編按：2010年12月25日起改制升格為直轄市，改稱新北市）的三鶯部落反拆遷抗爭。數波激烈抗爭中，不但有女學生被警察打斷鎖骨，現場送醫急救，知名導演侯孝賢亦落髮聲援，登上全國版面，儼然是另一場政治風暴的前奏。當時的台北縣政府不敢大意，暫緩拆遷，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趁機提出「部落自力造屋」方案，讓拆遷政策開始轉向。
都市原住民自力造屋是否有解？
夏鑄九的提案，實有醞釀已久的理論基礎。他在1998年發表〈三鶯橋下野草花〉一文，將原住民在都市營造的違建聚落定義為第三世界城市住宅問題，引介英國無政府主義建築師J.Tuner在70年代的自助式住宅知識系譜，說服地方政府改變原有政策，讓原住民在都市土地上自力造屋。他樂觀（起碼在文章中樂觀）地認為，這是一個可以改變都市原住民經濟生活的空間營造提案。
美好的提案要成真，並不容易。台灣原住民在原鄉擁有細緻而嚴謹的部落文化，卻早已在現代化過程中逐步崩解，所謂的都市原住民部落，往往是數個部落或族群混居的臨時組合，並非真正緊密的生活共同體，要以此進行「自力造屋」實際上困難重重。
例如2016年，溪州、三鶯部落發現，儘管族人已經努力工作儲蓄，仍無法負荷原先設計的自力造屋方案，最後由夏鑄九與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出面協調，獲得和碩董事長童子賢善款挹注，以解燃眉之急。在運動的推進下，個別部落的處境無疑得到了改善，但距離理想中的都市原住民自力造屋提案，恐怕還有一段距離。
「會需要住在這裏，關鍵還是我們（原住民）太弱，我們不能一直弱下去，原民會有相關一系列的脫貧計畫，讓族人擺脫這個弱者的處境。」
「你是帶不走的姑娘，是山裏的小姑娘／
我們現在已經都回來，為了山谷裏的大合唱／
我會回到這片山下，再也不走了。」
2016年蔡英文總統就職典禮上，由原住民歌手巴奈Panai Kusui演唱的〈大武山美麗的媽媽〉，正是一首刻劃都市原住民命運的經典歌曲。它由原住民運動者、歌手胡德夫於1974年創作，彼時正逢台灣經濟起飛、部落體制逐漸瓦解，許多少女遭販賣下山，被迫成為性工作者。胡德夫在一次救援行動中，眼見一位來自大武山的女孩，因過度頻繁接客，身體嚴重受創，難以回復。胡德夫痛心不已，改編部落曲調成歌，撫慰幾代被迫離鄉的部落少男少女。
當都市原住民部落消失，數年後出現了內建「王永慶紀念園區」的城市公園，或許可以償還財政帳面上的債務，但長遠而言，是否能逃離城市的循環債務？或者僅僅是轉移都市原住民居住問題，創造了新的貧民窟？
谷縱的答案相對樂觀，「會需要住在這裏，關鍵還是我們（原住民）太弱，我們不能一直弱下去，原民會有相關一系列的脫貧計畫，讓族人擺脫這個弱者的處境。」
事實上，在2016年之前，高雄市政府早已多次暫緩拆遷，公文書上的理由，亦是考量部落居民居於經濟弱勢，不忍強拆，並非毫無人道考量。只是這筆巨大的城市發展債務，顯然需要更宏觀的住宅政策來償還，市政府在現行框架中努力進行改良的安置政策，能夠發揮多少作用？族人很悲觀。
「我的兒子已經回不去了。他從小就跟我在平地打工，沒有在山上生活的經驗，怎麼可能回山上呢？他只能在高雄上班。以後房子越來越貴，你們都買不起，他更買不起。我已經告訴他啦，你們以後都會成為流浪漢，他們會說你是都市的毒瘤。」
Siyang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