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不用多少年，人們就會意識到，十八屆六中全會意味着中共的轉折點。只是，到底這一轉折是通向鞏固還是崩潰，一時間可能並不容易看得清楚。然而，透過此次全會確立的習近平「核心」地位以及他主導通過的《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以下簡稱《準則》）和《黨內監督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外界不僅可以清晰地看到：過去四年習近平個人的集權化努力和中共的反腐運動正在接近收尾，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可以發現：反腐運動已經大大提升了反腐運動的機器——紀委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角色，甚至改變了黨自身的型態。
從紀委角度觀察中共黨的型態轉變，可能較諸「核心」角度更為重要。儘管人們也許可以輕易從本次全會「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核心」的宣示中，得出習已經取得過去三十年來中共領導人最高實際權力的結論，甚至推出中共轉向「個人黨」的趨勢研判。但是，更長期的、制度性的趨勢往往為人所忽視，焦點更容易滑向個人化的權力鬥爭，也難以解釋中國政治變動的內部動力。在這個意義上，十八屆六中全會，雖然是一次閉門會議，卻是一次絕好的窗口，可以檢驗以往對中共政治的觀察和假說，做出校正，然後得出未來的長期趨勢。
撮其要者，本文集中三點分述之，分別涉及此次全會從表及裏試圖解決的三個關鍵：「核心」問題、組織內卷化、和政黨轉型。
核心問題，媒體議論較多，天津新任市委書記在會前也高調喊出對核心「絕對忠誠」，算是此次全會和《準則》的焦點問題；而組織內卷化，則無論學界、政界還是媒體都談得不多，卻可能是習上任以來始終憂心忡忡的現實問題和制度痼疾，也是反腐運動和《準則》力圖挑戰與改變的。此外，組織內卷化還是理解紀委角色和中共轉型的關鍵。最後，由此引申，中共將發生怎樣的政黨再造或者轉型，相信仍然是絕大多數人想得不多的理論問題，亟需提出思考。
中共歷史上的「核心」問題
中共95年的歷史，幾乎就是路線鬥爭、派系鬥爭的歷史，從未斷過。但在中共黨史早期，這個黨的領袖——總書記的權威既來自列寧主義的黨組織本身，也來自蘇聯－第三國際的背書，並無核心之說。毛雖然在「七大」後便獲得黨內超然的領袖地位，但也曾在大躍進失敗之後的1959年被迫「退居二線」，直到發動文革才重新專斷。中共黨內核心概念的真正提出，要等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
1989年5月26日，面對學生的民主運動和黨內的反對力量，陳雲在主持中顧委常委會議時時，首次提出「我們作為老同志，現在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到6月16日，鄧小平在與江澤民和李鵬談話時正式論述了「核心」概念，他說，「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他藉助「核心」比擬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自我確認此前長達十年的事實「核心」地位，為鎮壓民主運動、廢黜趙紫陽尋求黨內合法性支持，並在十三屆五中全會上加持其指定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
因是之故，江澤民雖然以技術官僚之身入得大寶，卻挾「核心」皇冠，才得以在鄧之後的後強人政治時代保持巨大權力，開啟了市場經濟改革，圍繞核心的裙帶政治也逐漸形成。
待到胡錦濤時代，雖有鄧的「隔代指定」，胡在性格和派系基礎軟弱，導致他始終無法擺脱前任核心的陰影，也讓中共高層的裙帶政治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的迅猛經濟發展進程中，得以在集體領導的常委制下逐漸發育成「官商結合、權貴庇護」的寡頭政治。此種寡頭政治，既是習近平上任伊始面對的黨內腐敗癥結，也是中共新的派系政治或者政治競爭的基礎。他所發動的反腐運動因此有着雙重任務，並不完全處於權力鬥爭的需要。
這也是此次《準則》和《條例》着力應對的問題。
結合毛鄧手段的「習核心」
如今，如果對照毛、鄧、江三代核心的確立過程，不難發現習近平的「核心化」簡直集毛、鄧於大成，而跳過江、胡。簡言之，儘管官方黨史把毛的領袖地位追溯到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但是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後，陳伯達來到延安，與相同旨趣的毛澤東共同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運動手法推動，才最終在1943年樹立起毛的個人崇拜，在1945年春天的「七大」上正式確立了「毛澤東思想」，也就是毛的黨內核心地位，並得到了莫斯科的認可。這其中包括了發起哲學討論、以《矛盾論》等文章樹立自己的意識形態權威地位、同時（1938-40年）開展「幹部教育運動」、發展到1942年的「整風」。
而鄧小平則是利用人民不滿和1978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發動黨內「真理大討論」，才得以召開轉折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並於1979初推動中美建交、發動對越戰爭，贏得西方世界的支持，清洗軍隊。鄧最終團結「八老」，在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為第一代領導核心「蓋棺定論」、罷免華國鋒後出任軍委主席職務，並在翌年的十二大上設計、成立了「中顧委」，自擔主任，取得黨內「最後拍板」的核心地位。
習的上位背景是黨內派系日益分化、複雜化，並無江、胡的指定成分，很偶然。但和鄧類似，他也得到一群革命精英（二代）的支持。
不過，習近平上位之後四年的核心化過程，卻兼具毛、鄧兩條道路——即同時展開，交替以意識形態論戰和暴力鎮壓的方式展開路線鬥爭，隨路線鬥爭開展搞團結、分化，重新劃分派系和陣營。
一方面，無論毛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討論批判王明路線的「教條主義」、還是鄧發動「真理大討論」批判「兩個凡是」，都是以民族主義戰爭或者政權不穩作為背景。毛在抗日戰爭爆發的背景下，利用陳伯達的論述區隔莫斯科的「統一戰線」政策，而奪得路線主導權。（莫斯科的戰略對應着國統區的文化保守主義和王明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而在阿富汗戰爭爆發後，鄧小平以對越戰爭和放棄在「亞非拉」世界輸出革命，換得西方世界的支持，成功地以冷戰綏靖，為實用主義的改革開放路線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他們核心地位的鞏固都以內部清洗為前提，沒有1942年的「整風」運動，也難以召開「七大」；陳雲和鄧小平在1989年的核心之論，則以天安門的鎮壓和清洗黨內反對力量為代價。
如此，方能理解習近平在過去四年先後發動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他以類似1943年底延安「邊區高幹會」的方式，在2012年多次召開「紅二代」座談，模仿1942年整風運動中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方式，召開新的文藝座談會。他倡導儒家傳統、反對西方普世文明、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方式，回歸華爾德（Andrew G.Walder）意義上的「新傳統主義」——美國漢學家們對毛主義如何繼續的經典解讀。
並且，習近平是在南海緊張、顏色革命、香港問題等等一系列可能是被渲染、營銷的民族主義危機和黨存亡危機的背景下取得授權，然後同時展開反腐運動、淨網運動、鎮壓公民社會。換言之，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社會、政治領域多管齊下、「兩手都要抓」的運動式鬥爭方式，其導向正是為了「核心化」。十八屆六中全會，也因此可說是七大和十一屆六中全會、十三屆五中全會的合體，或許標誌着「新毛主義」的崛起。
中共組織內卷化，與新毛主義的崛起
什麼是新毛主義呢？
畢竟，人們要問，確立核心到底意味着什麼？僅僅是強化個人集權嗎？也許，僅僅通過過去四年核心化的過程，來定義新毛主義可能還為時過早。澳大利亞學者克里.布朗（Kerry Brown）不久前剛剛出版了新書[《中國和新毛主義者》]，從張志新寫到鄧力群和薄熙來，記錄了毛身後新毛主義者的興起，卻未能對習與新毛主義的關係做理論總結。十八屆六中全會，同樣未能提出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相媲美的習近平思想或者習近平理論，那也許要待到十九大或者更晚。
儘管如此，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安德魯.華爾德2015年的新書《毛的中國》，再次確認了毛從最初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如何一以貫之，一方面在1956年「秘密報告」後堅持斯大林主義，另一方面以斯大林式的清洗運動「不斷革命」，試圖打破官僚體制。
在毛看來，層級的官僚體制本身就是腐敗的根源，而需要「不斷革命」，包括下放勞動和「三結合」。留美學者呂曉波在2000年便提出了相應的假說，認為從「大躍進」之後，毛開始「退居二線」，開始了中共的「組織內卷化」，也就是中共體制性腐敗的根源。
按照呂曉波《幹部與腐敗：中共的組織內卷化》一書的說法，大躍進正是所謂組織內卷化的開始，「三面紅旗」引發毛和官僚體系的衝突政治，黨的官僚們抗拒革命的凝聚，而領袖又拒絕官僚們的程式化，「當革命運動拒絕逐漸地官僚主義化，又無力繼續以革命動員的方式整合組織的時候」，內卷化便發生了。
中共的此種組織內卷化與毛主義並行，它們之間的緊張，既可看作中共內部鬥爭乃至改革的內部結構性動力，也可解釋中國的體制性腐敗根源。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組織的內卷化直接導致如體制內普遍設置小金庫、大建樓堂館所等招待性設施和奢靡的吃喝招待風氣，也包括習近平在本次六中全會上提到的「團團夥夥吹吹捧捧」等。就在呂曉波提出這一假說的前一年，時任總理朱鎔基主導發動了反腐運動，最終無疾而終。而習近平過去四年從「八項規定」到「打老虎蒼蠅」的反腐運動，頗有毛氏作風，以重新樹立黨內生活作風和從嚴治黨的方式，挑戰積弊日久的「組織內卷化」。
不過，在江、胡時代，組織內卷而制度腐敗，已非小金庫之類那麼簡單，從裙帶政治到利益集團，黨的型態本身也在發生深刻轉變，往碎片化和庇護政治發展，黨內原有的派系、山頭愈益模糊的同時，出現了寡頭化型態，才有所謂「團團夥夥」之說。如此「黨內野心家、陰謀家」的温床，產生了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和徐才厚的權勢集團，以及各地各種「窩案」，尤以山西、能源系統為嚴重，腐敗機制催生了新的派系政治。這或許正是此次全會召開的背景和主旨所在。
因此，這次六中全會的走向才不奇怪：與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相比，前者強調民主生活、反個人崇拜和幹部的專業化、年輕化。而十八屆六中全會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則強調維護中央權威的核心論，強調組織紀律和操守，整個反其道而行。換言之，核心化的核心，反腐運動之所以到後期演變為「講政治」的「政治巡視」，主旨應與毛發動文革相去不遠，都在於試圖逆轉組織內卷化趨勢。
但習近平應對組織內卷化的方式，與毛所不同的有兩點：一者，習並無能力發動文革式的大規模運動，只能仰賴黨的機器本身進行發動連續、小規模、局部的清洗，其中包括組建各種臨時性領導小組，以多個「中央文革小組」的方式架空政治局，事實上廢除了常委級別的分工負責制（後者在江、胡時代已經演變為黨內新裙帶或新派系政治的機制）；二者，習並無歷史包袱，無需集合共識重寫《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他也沒有采取毛的下放幹部和成立各級革委會取代官僚機構的做法，而是相反，他傾向於各種制度化建設，即所謂「頂層設計」，來解決組織內卷化問題。這也許是新毛主義與毛主義的最大區別。
例如：六中全會剛結束，以紀委為主體的「監察委員會」就鋪開試點，首選北京、山西和浙江為試點省市。一方面，這是對紀委反腐的論功行賞，擴大紀委和監察機構，做實紀委對整個行政系統的監察權力。另一方面，如《條例》所反映的，加強紀委的垂直監督，既包括紀委系統本身垂直領導的加強，也包括增強紀委對下級機構的監督。特別對所謂高層幹部（包括中央委員）的監督，成為黨內監督的重點。黨內固有的派系活動，特別是高層的政治動作，便都將籠罩在嚴密的監視體系下而受到遏制。
這麼一來，如同國安會建立了向習個人負責的情報、安全協調和決策機制，加強黨內監督和監察委員會的建立，最終都服務於最高元首對黨和官僚系統的控制。這已經非常接近中國傳統政治下，監察體系服務於皇權控制的角色。「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核心」的高度威權模式便昭然若揭了。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