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38歲的范傑臣告別妻子和兩個孩子，隻身來到上海，為台資企業在大陸的房產項目做「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對大陸人來說是個陌生的詞，卻是台灣公民社會養成中最重要的一環。它萌芽於1960年代，到90年代蓬勃發展，其理念是倡導同一個地理區域的居民，以持續的集體行動，參與和處理共同面對的生活及其它議題，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更緊密的社區聯繫。
社區營造的政治本質是個人的公共參與、集體行動與社區組織的形成。在日常生活中，它可以是解決亂停車、商討垃圾箱擺放位置等等非常具體的問題。不過，發展到今天，它更多成為商業公司的地產規劃中，提升服務質素，建立社區公共關係的一環。
范傑臣曾在台灣主持過多個社區營造項目與大型場館、園區經營，包括台北小巨蛋和松山文創園區。當他所在的地產公司，想要把這一概念放在中國大陸時，他的挑戰來了。
怎樣讓業主們明白「社造」（即社區營造，下同）是要做什麼？怎麼和原本在中國社區扮演主導角色的政府部門乃至黨組織打理好關係？台灣人的身份帶給他什麼？
以下是范傑臣自述自己這一年半來，逐漸「大陸化」的心路歷程。
「有些政府領導說『你開始會忽悠了』」
我到上海來是專心做社造的。
選擇上海是因為上海2014年有一個政策出台──「加強社會創新治理，鼓勵社區基層建設」。這個政策，可以讓居民想一點小方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我跟這裏的居委主任互動時，他們提到大部分居民還是想著靠政府來解決所有事情。而有了這個文件的支持，我們推動社區營造變得比較順利。
政府不允許的事情我們必定不談，可是政府已經開放某些政策，在居委會和黨的支持下，我們可以鼓勵居民在社區事務上做某些調整。
當「在黨跟政府的領導之下」從我嘴裏講出來時，台下人都笑了，有些政府領導說「你開始會忽悠了」，我說「我怎麼忽悠，我都是談政府出台文件上的東西」。
台灣的社區營造，我笑稱是因為居民對政府公共工程品質的不信任，而產生的自發、互助、由下而上的行為，而在大陸則要在黨與政府的引導下，開展相關工作。
跟政府部門互動就要知道政府部門談的是什麼，當「在黨跟政府的領導之下」從我嘴裏講出來時，台下人都笑了，有些政府領導說「你開始會忽悠了」，我說「我怎麼忽悠，我都是談政府出台文件上的東西」。
「你一定要知道怎麼談才不會觸及紅線」
我們可以私下諮詢哪些是禁忌哪些是紅線，這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比如「公民」兩個字不能談，「社區居民自主管理」不能談，所有的管理都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哪有自己管理自己的道理？大帽子先扣上，下面框框不超出才能談，這是在這邊做事的哲學。台灣社會開放一點，不會有大帽子，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帽子在哪裏，怎麼談才不會觸及紅線。
台灣政府比較能被民意監督。大陸地區沒有這樣的機制，反而要在短時間內達到某些成效。
大陸地區常常為了短時間的成效，大規模鋪開做事情，你會看到很多人穿志願者馬甲在馬路上做交通指揮，而且這一片區都在做， 三個月之後可能沒有了。但是在大陸，這是一個習慣路徑，往往需要先滿足績效，這樣領導才有比較多的時間跟你聊滿足居民需求的部分，你要傳達的理念也就能被聽進去。如果居委會想要短時間大規模看到成效，我可以做，但我會明確告知這沒辦法持久。
你看我從一個自由度一百分的地方，到一個自由度只有三四十分的地方，我當然要學在這種狀態下，做他們可以理解的東西，一步一步讓他們往一百分的地方走。但絕對不是通過我，而是通過他們自覺，這才是重要的。
大帽子先扣上，下面框框不超出才能談，這是在這邊做事的哲學。
剛開始我講台灣社造的經驗，很多人聽完之後，都會說：這個理念很好，但在這邊恐怕做不起來，台灣人民素質已經到一個程度了，我們這邊每個人素質都不一樣。
後來我想大陸還是希望講接地氣的東西。我不談台灣了，就談北京的老街區胡同改造，太倉市的農村改造，廣州的城市文化創新，你都有聽過，那些就是社造。說了這些案例，聽眾願意聽了，也開始相信他們也有機會參與社區工作、改善社區的狀況，讓居住品質變得更好。
我發現現在大家沒入住，對未來的事情不會多想，80%的居民都是這樣的心態──早想了會增加麻煩。這也沒有關係，我們找關心社區事務的核心業主們來討論，為將來的社區管理群作準備。
與大陸同胞談社造，第一步是重新建立信任關係。由於大陸對於人際關係的不信任已經很久了，要拾回不容易。我們就定一個基礎目標，今天跟80個人談社造，有1%的人觀念轉變，我們就成功了。
我盡量讓自己用接地氣的詞彙。比如台灣講「透過」，我盡量講「通過」，為的就是不讓大家有隔閡。
我有同事說：「你哪是什麼台灣人，你是新上海人。」我覺得這是表揚。
難免人家還是覺得你是台灣人，是不是有什麼政治企圖？甚至遇過聽眾直接問我是藍是綠，會問台灣人是不是都想要獨立？我說這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內容，台灣獨不獨立和我們的社區會不會變好沒有關係，若能把這些力氣拿來關注自己的小區，讓它變好，你為什麼不做？我這麼說，就化解了一場尷尬與衝突。
「避免台灣人的身份被拿作議題討論」
我有同事說：「你哪是什麼台灣人，你是新上海人。」我覺得這是表揚，他覺得你已經完全融入這個社會，跳出了藍綠、台灣中國的概念。
我有普世的建議：第一放開心胸去接受所有事情，第二不要戴任何眼鏡。不要去到異地還用我們本地的觀念和態度看待事情，若總是以自我觀點看事情，難免一切的文化批評、文化差異、文化歧視都會出現。我建議首要去學習如何不犯當地禁忌，這是最重要的。
在大陸看到有人亂扔垃圾、亂吐痰、室內抽煙，我不會表現出來（不愉快）。我覺得以我的身份沒有資格表現出來，我來這裏一直告訴自己，很多話本地人可以講但是身為台灣人不能說。在這邊我的一言一行被人家拿著放大鏡在觀察。如果我跳出來指責別人說這是公共場所不可以抽煙，有人會想：看，他就是用高人一等的身份在指責中國人。所以我不讓自己站在風口浪尖上。
我其實沒有背很重的台灣人包袱，但是時刻提醒自己不要拿自己的身份被別人做文章。前幾次跟政府領導去社區做交流， 領導突然話鋒一轉，談自己去台灣，覺得在台灣大陸人是受到歧視的，聽完我心裏一驚。當下就有居民跳出來說，自己在台灣也有這個感覺。場面就變得很尷尬，因為在現場只有我是台灣人，好像我在歧視他們，那個移情作用是很快的，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當時我立即回應：你們有感覺我歧視你們嗎？現場居民不作回應。我就跳過這個話題不談。這樣的事情很少，但是會讓我警惕：避免台灣人的身份被拿作議題討論。
你已經用經濟實力和國力向別人證明中國是很強大的國家了，可是中國人民有很強大的心胸嗎？
台灣有陸生，陸生在台灣的比例就是把台灣全部人放到大陸的比例。陸生在台灣看起來很可憐，很多條件、優惠都沒有，台灣人在大陸也是這樣：拼人、經濟、國防、外交都拼不過，什麼都拼不過又不能走出去，這樣的感覺很可悲。
「大陸同胞不需要太玻璃心了」
以前我覺得Facebook是我抒發心情的地方，來此工作後發現不對，它是一個公開的場域，許多大陸人也會翻牆去看，我就要留意自己談話的身份，在微信朋友圈上就完全不談自己的心情。談論太多時事一定會給我帶來麻煩，告誡自己能避免發表評論就避免。
問到戴立忍，我必須表態：我覺得大陸同胞不需要太玻璃心了。中國已經是世界強國了，還需要一直掛在嘴邊上中國很強嗎？中國人已經是全世界的中國人了，還需要走出去嗎？你用廣大的網路軍團讓一個明星在全世界公開場合低頭，不是你贏得勝利，而是讓全世界看到中國人的心胸。你已經用經濟實力和國力向別人證明中國是很強大的國家了，可是中國人民有很強大的心胸嗎？
我曾經研究過網路行為，很清楚這背後是怎樣的操作模式，網路上的鍵盤魔人不過就是政府操作的手。當你了解事情的真相你就不會太在意這些新聞。我學會切割，因為我所接觸到的居民，大部分在意的是安家樂業過生活，不在乎這些政治事件。
「所有人都問我太太：你敢讓他一個人到上海？」
來大陸工作要下非常大的決心，老婆小孩都在台灣。我選擇單身赴任。我的小孩已經上小學了，我不希望他中途調整，不希望小孩的成長歷程對於某些道德觀念會有些落差，我們希望他們的觀念是一致的。
不要覺得你來這邊沒人認識你，如果有人有心要陷害你，主動帶你去這種地方你才要提防。
一個好笑的事情是，當一個台灣男人要到大陸來，所有人都問我太太：你敢讓他一個人到上海那麼熱鬧的地方？我太太說沒有不可以的，我也說我不會做什麼逾越道德法治的事，但是他們聽過太多早期來這邊包二奶三奶四奶的事，所以總對我的行為持保留態度。
台灣的朋友來，難免讓我帶他們去一些聲色場所，這我就真的沒辦法，一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這些場所，二來圈子太小被熟人撞見也不好，一傳大家就都知道了，潔身自愛最重要。我也提醒他們不要覺得你來這邊沒人認識你，如果有人有心要陷害你，主動帶你去這種地方你才要提防。
我平時吃飯還是和三四個比較好的台灣夥伴，都是公司熟識的同事。如果是假日，我就跑市區找本地的社會工作者交流，或者宅在家裏休息。
做社區營造是對人性和社會抱著一定的希望和情懷才堅持下去做，即使微不足道，但能改變社會不好的風氣，變成一個正能量社會，何樂而不為？
來一年看到上海不斷在改變，速度非常快。去年在市區搭地鐵，我發現扶梯上大家都亂走，今年年初我發現大家自主靠右站立，左邊讓出一條通道。台灣有個習慣是垃圾分類，我們一些台灣同事也在這裏自覺做垃圾分類。這一年我觀察我的小區也有一兩個人在做改變，方便資源回收人員來了整袋拿走。
我來這邊做社造的大願，就是希望大家能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多一些關懷，多一些互動，彼此的隔閡少了，互相體諒就多了。
很慶幸我有機會在這邊，讓一個台灣人站在講台上拿著話筒跟大家講話，講一個建立信任的方法，講一個社區營造的理念，講一個讓社會和諧的願景。
實習生王靜儀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