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 台灣人在大陸

不適之地:台灣文創人在大陸

超過150萬台灣人在大陸定居,從1987年到現在,「前仆後繼」地尋找在台灣沒有的機會。我們採訪了漂在北京、上海、廣州的這群文化產業工作者,他們找到機會了嗎?他們愉快嗎?


不適之地,台灣文化工作者在大陸。圖為上海外灘。
不適之地,台灣文化工作者在大陸。圖為上海外灘。攝: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24年後,楊立德依然記得1992年北京的一場雪。那是台灣解嚴後的第五年,他和朋友坐車沿著故宮外的筒子河緩行。河面結冰,雪飄下來,襯著高高的紅墻,「就像回到了王朝時代」。朋友說:「我們真是太幸運了,又可以在這裏重新開始了。」

1987年,台灣宣布終結長達38年的戒嚴,並開放民眾到中國大陸觀光和探親。同年即有超過4萬台灣人到訪大陸,這一數字在第二年躍至44萬。

此後,到大陸定居、工作的台灣人以驚人的勢頭增長。據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常住大陸的台灣人有150萬到200萬人,接近台灣總人口的9%。

他們之中,以往最被對岸民眾熟悉的形象是「台商」,以及在台商企業工作的「台籍幹部」。而隨著中國的經濟結構多元化,尤其是知識經濟、創意經濟的勃興,越來越多的台灣文化產業工作者漂洋過海,來到這片大陸。他們尋找發展自己事業的機會,也在這些機會裏,小心翼翼地處理那些因為歷史、文化、政治語境的不同,產生的種種「雷區」。

一代人接著一代人,他們為什麼漂在北京、上海、廣州?他們愉快嗎?

桃花江是美人窩

1988年,37歲的台南人楊立德第一次到北京。彼時他是台灣知名作詞人,由他填詞的《親愛的小孩》傳唱大街小巷。

那是他的父親去世後第四年。

父親是湖南人,1949年攜兩個妻子遷至台灣,兩年後楊立德出生。印象中,父親每日都在講家鄉的故事,儘管它們沒有情節且一直重複。父親的口琴也只吹一首歌——《桃花江是美人窩》,唱的是湖南境內的一條小河。

但楊立德從小覺得自己是河北保定人,因為疼愛他的大媽來自保定。在北京街頭,楊立德看到了很多「扁臉、江青頭」的女人——像極了他的大媽,「好感動,都想叫『大媽』。」

楊立德在大陸生活15年了,他喜歡被稱作「資深創意人」。
楊立德在大陸生活15年了,他喜歡被稱作「資深創意人」。攝:鄒璧宇/端傳媒

1988年,台灣是耀眼的「亞洲四小龍」之一,已連續二十多年保持年均9%的經濟增長率。北京卻是一個連正規出租車都沒有的城市。楊立德從天安門叫了一輛三輪車去頤和園,蹬車的師傅足足蹬了兩個小時。

直到2010年,大陸的人均GDP才追平1987年的台灣。但90年代初在市場經濟中摸爬的大陸,已讓開拓者和冒險家們興奮不已。楊立德的法國朋友來北京開了第一家公關公司,他們在北京孔廟舉辦了一場有魚子醬和香檳的盛大宴會。

1997年,31歲的張釗維從英國學成紀錄片製作碩士。在香港停留時,他買了一張到北京的火車票,「我想要感受一下整個地面的狀態。」

張釗維記得,火車開到香港和深圳的交界羅湖口岸,還要更換車輪。在轟隆作響的綠皮火車上,他看到了這片大陸的南方和北方。「一過長江就不一樣了,」窗外的植被不再和台灣相似,田地裏的墳墓變成了一座座尖尖的土堆,「視覺上很有趣。」

那一次到了北京之後,張釗維在三環邊上的中國電影出版社淘了十幾本專業領域的書,「覺得如獲至寶,我們在台灣看不到這樣的書,很扎實。」

1999年,13歲在台中長大的施媖之和母親一起到廣西桂林和江蘇周莊旅遊。

彼時台灣中視正在熱播一檔叫《大陸尋奇》的節目,介紹大陸的風景、歷史古跡和民眾生活。施媖之記得每週末吃飯大家都會看,但到了大陸,她覺得「和節目(上播的)不一樣」,「怎麼那麼多人,這麼五顏六色!」

2000年底,23歲的台北姑娘劉毓雯被《電子時報》派駐北京兩個月。彼時大陸的互聯網行業已露出蓬勃生長力,網易、騰訊、阿里巴巴、百度紛紛成立,新興的互聯網用戶們整夜泡在網絡聊天室裏。

但線下的北京城仍浸在灰撲撲的冬天。「又黑又冷,」劉毓雯當時和朋友開玩笑,「我哪裏是來工作,根本就是來蘇武牧羊。」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除了來大陸蓋廠的台灣商人和一輛輛大巴滿載的旅行團,大陸並非理想的就業地。據《時代週報》報道,那時台資企業往往要提供住宿與雙倍薪酬,才有台灣人願意到大陸工作。這一情況隨著大陸經濟起飛及台灣經濟增速放緩而發生了變化。

2001年,台灣經濟出現自1947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那一年,在台灣唱片業和廣告業功成身就的楊立德正式定居大陸,做房地產的策劃和推廣。「從烏魯木齊到海南島一丈量,天啊,台灣真是好小。我想,這個資源要好好用一用。」

「大陸非常非常快」

2005年,張釗維賣掉台北的房子,定居北京。「紀錄片是社會金字塔上面1/3的人才會付錢支持的東西,台灣其實太小了,沒有辦法支撐你當做一輩子的事業。」

解嚴之後,台灣的電視台一下子從三個變成幾十個,節目不夠播,就從BBC買紀錄片。「我覺得他們做得很好,想說台灣有機會,」張釗維從英國學完紀錄片回來,才發現:「原來一塊餅3個電視台分,現在還是這麼大的餅,100個電視台在分。」

「錢越來越少,能做的題目不斷在重複,」張釗維說。而這個時候,北京的中央電視台可以一下子給出幾百萬人民幣的製作經費。

張釗維說:「你和社會的對話就在於你尊重這個社會原有的東西,你要給它一個新的感受。」
張釗維說:「你和社會的對話就在於你尊重這個社會原有的東西,你要給它一個新的感受。」受訪者提供

2006年,做城市規劃的台北人葉建德常在電視上看到有關大陸的新聞:「說大陸發展了,就想要來看看北京到底在發生什麼。」

他看Google Earth的北京航拍,又寬又長的一道白色——以為是條河,來了才發現是馬路。「怎麼會有馬路那麼寬?那種scale(比例)對一個在島嶼生活的人是很難理解的。」

2006年的北京,在葉建德眼中還是「沉睡的古都」,「街道很樸素,商業的業態也非常單調。」但他卻有點心動,想和同伴在北京開一家文化沙龍,「這種模式在大陸可能還有一些空間。那時北京服務業基本上是低起點、高速爬升。」

2008至2015年,台灣年均經濟增長率降至2.8%,大陸則保持在8%左右。經濟環境降温,讓文化產業領域的台灣人感受到更多的寒意。

在台灣唱片業工作27年的製作人吳清俊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心愛的產業「掉下去」。國際唱片業協會資料顯示,1996至2002年,台灣認證白金唱片的最低銷量是20萬張,但2009年起,這個門檻降到了3萬。儘管全世界的音樂產業都在轉型,但在大陸,龐大的市場多少承托住了仍在冒起的人才。2013年,時任台灣文化部長的龍應台在一次演講中提到,大陸市場對人才的磁吸效應是台灣文創產業發展的最大焦慮。她以歌唱真人秀節目《我是歌手》為例,選手唱的歌曲幾乎都是台灣音樂人創作的,但只有到大陸才能變成火紅產業。

「我們這一代人是想努力,但整個島的環境就是這樣,能怎麼辦?」從記者轉做戲劇的劉毓雯說。有些朋友到大陸以後,就再也回不去台灣,「環境太小了。」

「在台灣,有很強烈的窒息的感覺,」在IBM上海做體驗設計顧問的鄭衍偉說,「掌握資源的人都是5、60歲的那批,從經濟起飛時期就是這群人,年輕人不太可能獲得那樣的資源。」

鄭衍偉說自己在今天的大陸看到了20年前的台灣。那時台灣因為製造業成本上漲,台商紛紛轉戰大陸,未完成產業轉型,導致了衰落。現在,大陸也遇到相似的轉型壓力。

2015年,鄭衍偉到深圳參加一個體驗設計的年會,看到大量傳統產業積極參與。「體驗設計在台灣還沒起來,好像在大陸起來了,大陸非常非常快。」

葉建德2006年來北京時,整座城市只有兩條地鐵線,到2016年,北京的地下鐵密密麻麻交織著17條線。

「我們前僕後繼來大陸,」2010年,吳清俊從台北搬到北京,希望在大陸繼續挖掘、培養音樂人,「按人口比例來說,台灣2300萬人裏如果有1萬人才,那13億裏有多少人才?」

吳清俊說自己有些焦躁:「空有一身武功,想要把功運到某個人身體裏,運不進去。」
吳清俊說自己有些焦躁:「空有一身武功,想要把功運到某個人身體裏,運不進去。」受訪者提供

但他很快發現,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發展太快了,太可怕了。這樣發展,如果沒有對未來發展有遠見的人領導,那下面就是各憑本事,很難用力在刀口上。」

揣著夢想和野心來到大陸的台灣人發現,在遍地機遇和財富的蓬勃外表下,有細碎的摩擦、無序的生活和無孔不入的壓力。

「你們台灣也敢有國旗?」

據《今週刊》2013年一項調查顯示,七成以上來大陸工作的台灣人捱不到兩年就鎩羽而歸,駐留超過五年的不到3%。其中近一半的人表示「生活環境不適應」,近四成的人「不習慣大陸人做事方式」。

他們首先要面對的,是經由中國官方宣傳、根植在多數大陸人觀念裏的「台灣」。

在上海某網絡雜誌做編輯的施媖之有次和大陸朋友聊到身份問題:「我覺得我不是中國人。」對方一副受到驚嚇的表情:「那我不要跟你當朋友了。」

一些人表現得更為強勢。有個清華大學的學生曾對施媖之說:「你們台灣政治不是挺亂的麼?給我們來治理一下吧。」

葉建德記得一個大陸朋友第一次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時的驚訝:「啊?你們台灣也有國旗!你們也敢有國旗!」

幾乎每個在大陸生活的台灣人都被出租車司機問過支持藍還是綠;施媖之的同事會拿每一件事來問「這個台灣有沒有」……似乎每個大陸人都對台灣充滿好奇和熱情。這也讓在這裏生活的台灣人,時時體驗到身份的敏感。

在大陸拍紀錄片時,張釗維常常被問到一個「很中國」的問題——你哪個單位的?他不出聲,讓同行的大陸同事回答,「顯出台灣腔,就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想象,不管是好是壞。」

這位紀錄片導演熟知大陸的遊戲規則。拍中元節祭鬼的習俗,怎麼做才不會被定義為封建迷信?「我的說法是對於逝去的人的安撫,這就是文化了。」

2008年,台灣民間組織「台灣加油隊」帶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赴北京給參加奧運的台灣隊加油,被拒絕入境、原地遣返。劉毓雯當時正在跟拍這個加油隊,製作一部紀錄片,她的電話被公布給了記者。

「那一陣子,我有很明確地感覺到我的電話在被監聽,打電話有滋啦啦的聲音,」劉毓雯說,她無法確定這種感受的真假,但那是她在大陸離政治最近的一次。

兩岸關係的冷暖不可避免地吹拂過每個人的生活。

2008年,劉毓雯帶台灣劇團到北京辦展。劇目提交給北京文化局,審批的證書遲遲沒有下來。她輾轉打聽,得知原因竟是台灣選舉。當時謝長廷作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參加大選,呼聲較高。「如果謝長廷選上,我們就不用來了。」

劉毓雯說自己在跑兩岸中磨練出一定的敏銳度和應變。
劉毓雯說自己在跑兩岸中磨練出一定的敏銳度和應變。受訪者提供

8年之後,蔡英文領導民進黨在2016年台灣大選中贏回執政權。而兩岸的民間交流,隨之降至冰點。

無論是帝吧的青年洗版了蔡英文臉書,還是台灣電影人戴立忍被迫在網絡道歉,又或者滿載陸客旅遊巴士在台灣遇難背後的「仇恨」傳言,一個又一個的新聞事件,讓在大陸生活的台灣人,心裏繃緊了弦。

楊立德甚至感受到了北京出租車司機態度的變化:以前一聽他是台灣人就胡侃起來的司機師傅們,變得冷淡和沉默。

「這個舞台對我是重要的,不希望失掉它。我心裏會有一條線,『習』字開頭不要講,T(台灣)字開頭也不要講,」楊立德喜歡用「寶島」、「城市」、「帝都」(北京)、「魔都」(上海)等字眼。

吳清俊則擔憂:「讓人以為我在這裏混飯吃,卻看不起這裏。」

「敏感的事情不表態,動輒得罪,」葉建德說。

「嚇你、哄你、服你」

一位在大陸多年的台商朋友曾向楊立德提起大陸商人的談判手法——嚇你、哄你、服你。這六個字折射出台灣人對大陸人做事風格的不適。

15年來,楊立德在大陸的生意從來沒有一次正常收款。他遇到過會計偷錢、作品被抄襲,也因為代理的房子出現問題被公安局關了一天一夜。當他偶爾抱怨時,年輕的大陸同事會問他:「台灣那麼好你為什麼不回去?」

同樣是這群年輕人,在遇到物業人員、警察的時候卻表現得安靜隱忍。楊立德不明白,「他們怕制服真是怕得好惡心。」

2011年,葉建德和朋友在北京胡同開了一家咖啡館。他發現擺在館外的小盆植物總是會被偷走,只好換成兩個男人一起才能挪動的大盆植物。儘管三不五時地,花盆裏會出現魚湯、泡麵湯或中藥渣。還有一件事讓他百思不得其解——同樣的餡餅,樓下賣餡餅的阿婆為什麼要賣貴他五毛錢?

「每天回到家都會有一點不開心,」葉建德租住在北京一個60多平米的老房子裏,樓道裏堆滿雜物,廁所的味道綿延千里,回家一開門就能聞到。在房價飛漲的北京,這樣的房子月租也要6000多元人民幣。

他用一個射擊遊戲形容在北京騎電動車的心情:「你要開槍打死歹徒,但中間會有人質衝過來,如果你不小心打到人質就扣分。我騎車在路上就是這種感覺,隨時會有車、行人衝出來。」不少台灣朋友和葉建德說,第一次來大陸時,過馬路要站很久,不敢過去。

葉建德和朋友在北京方家胡同開了一間雙城咖啡,分享台灣的書籍、文化和生活方式。
葉建德和朋友在北京方家胡同開了一間雙城咖啡,分享台灣的書籍、文化和生活方式。受訪者提供

除了生活的無序帶來困擾,更令台灣人覺得驚奇的,是這裏永遠打了興奮劑一樣的亢奮。

吳清俊提到自己的困惑:這裏的每個人都在創業,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會成功,「我實在很難相信。」不少大陸朋友滿嘴都是「月入二、三十萬,明年就要融資」。

他一心想做好音樂,所以來到大陸,這種亢奮的氛圍卻令他覺得沮喪:「有那麼多機會,那麼多誘惑,(他們覺得)為什麼要傻傻地留在這裏慢慢做。」大陸音樂圈的浮躁早已不是秘密。

「在台灣(音樂圈),我們看到一朵小花、一個花苞不會摘;看到大花還要連根小心地摘下,不要讓它死了。但是在大陸,無論小花還是大花,都會被撲上去摘下。」

「你怎麼在大陸活下去啊」

「我在大陸沒有一個好朋友,」很多個夜晚,吳清俊會站在落地窗前看月亮。

有時和在大陸的台灣音樂人聚會,一群人難免抱怨幾句:「活該,誰叫台灣搞成這樣?你怨不得別人,你能阻止別人進步麼?那別人要怎麼進步還能由你麼?」

這群漂泊在大陸的台灣人,想在自己熱愛的事業上有所成就,卻無法在家鄉找到發展空間。他們能做的,就是努力適應腳下這片土地。

葉建德在談話中時常用到一個北方語系中的擬聲詞——嘚兒;楊立德最喜歡看北京衞視節目主持人王芳的節目;施媖之則很想聊一聊王寶強婚變的八卦。

2011年9月1日,吳清俊安排了一次兩岸音樂界的會晤。會議室的長桌前,右邊坐著台灣唱片公司的大佬,左邊則是大陸音樂界的大佬。此前三年,他一直在協助台灣唱片公司與大陸KTV協商版權問題。

他永遠也不會忘記那次會議的開場白——一位台灣代表看著他問:「你是哪一邊的?」

漂泊在大陸的台灣人發現,他們不但要應對大陸人想象中的台灣,還要應對台灣人想象中的大陸。他們需要不斷地回答台灣朋友的問題:「你怎麼在大陸活下去啊?」

「台灣人對大陸的了解少得可怕,」吳清俊記得有朋友第一次到北京,驚訝於路上的人明明和自己長得一樣,一開口卻是古裝戲。因為台灣播放的大陸電視劇多半是古裝劇。「對他們來講,講北方口音的人就是古裝人。」

到大陸之前,施媖之聽不少台灣人抱怨:大陸人很會競爭,可能會陰你或者落井下石。來了之後,她發現「辦公室完全沒有這樣的人」。

當台灣的朋友、家人抱怨大陸衞生差、人不禮貌時,施媖之也會不快地反駁——又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她討厭那些在機場大聲講電話的台商,「很多台灣人在這裏有種『我拿台灣護照』的驕傲,我不知道這自信從何而來。」

「兩岸開放三十多年了,(台灣人)對大陸的認識依然是不及格,」張釗維說,「至少你要知道文革、反右是什麼,你才知道它背後的心理機制。」

這像是一面墻,多年來被兩邊不加思辨的成見一層又一層地塗抹、固化,墻體越來越厚,顏色卻愈加單一,直到有人想要騎上墻頭去看一看。

騎在墻上的人

「我覺得來北京是真實地參與了一個城市的發展、感受她的温度,」這五年葉建德覺得很充實。他見證了自己的供貨商在電商極速發展的快車上,從小商販成長為擁有冷鏈倉庫的大供貨商,「如果我在台灣,只會記得哪一年流行什麼電視劇。」

這片土地和生活在這裏的人都在變化。楊立德回顧十幾年來在大陸做房地產營銷:「剛開始蓋了房子就賣掉了;後來,買房的人要知道你用的是什麼玻璃、地板,隔不隔音;再後來賣房子就是賣生活,你旁邊住的誰。」

施媖之發現,不少大陸年輕人理解她的政治立場。她有次和一對情侶聊天,男生提到「台灣也是中國的」,女生立刻打斷他:「那是因為你不了解歷史。」

他們鮮少因戴立忍事件、蔡英文臉書洗版而感到憤怒,並會把網絡上的偏激言論和現實中的大陸人區分看待。

「我覺得這些人(網絡上的攻擊者)好像不存在在上海誒,我完全沒有遇到過,」施媖之說。

施媖之說:「在上海生活你的個性會被磨掉,你會長出來適合這裡生存的個性。」
施媖之說:「在上海生活你的個性會被磨掉,你會長出來適合這裡生存的個性。」受訪者提供

吳清俊這樣理解網絡上的攻擊:「那裏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的是少數,絕大部分是附庸。」

「我不知道後面真正的角力是什麼狀態,」張釗維則對所有結論都很審慎,「台灣很多時候不是太政治,而是不夠政治。我們對政治的認識太膚淺了。背後的力量才是政治。」

對腳下這片土地,他們體驗到一種複雜的情緒。

「我也不會對於大陸沒有感情,但那種感情像親戚,不像家人,好像我們曾經很熟,現階段沒那麼熟了,比較少走動,」葉建德說,「以後會不會變得更熟,很難說啊。」

來大陸幾年後,幾乎每個人都放棄了機場入境的外國人通道,投奔了排隊時間很短的本國人通道。

他們願意結交一些政見相左的大陸朋友,並努力去理解對方。即便爭執起來,他們也不會計較一些說辭上的差異。

劉毓雯曾介紹一個自稱「小五毛」的大陸朋友在台灣寫專欄。朋友提出能不能在文中用「大陸」而非「中國」,劉毓雯說:「我尊重你的想法。」

「今天你來大陸,就要尊重當地的法律、民情,這是另外一種教養,」劉毓雯說。

「我有很多好朋友是忠貞的共產黨員,我有很多左派朋友,這都沒有問題,」張釗維說,「逃避不是辦法,它就在那裏,重點是你找到一個角度去詮釋它,而不是推翻它。」

不久前,張釗維突然對「統一還是獨立」的爭議產生一個想法:台灣的統獨爭議就好像小學生作文——《我的志願》。重點是,你現在是小學生啊,你其他功課怎麼樣?有好好吃飯、好好運動麼?小學生不是一天到晚在談志願啊。

「台灣沒有好好處理自己所面對的問題,」張釗維說,台灣人一直在想太平洋那一邊的美國,卻不太願意去知道離我們很近的大陸。

這位紀錄片導演學會用一種多數人難以達到的超脱去看自己的身份:「不是一個簡單的我和這片土地的關係,而是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我和我思考的關係。」

尾聲

但他們都說,終究是要回到對岸的。

每個人都在規劃自己的歸期:等小孩長大、等經驗攢夠、等玩夠了……近幾年,赴大陸工作的台灣人已經很難獲得當初的機遇,到大陸,又離開,這樣流動似乎比以往更快。

留下來的人,仍然在泡沫一樣的繁榮中看到可能性。吳清俊說:「如果今年大陸蹦出一個像張惠妹、周華健一樣的歌手,是不是會讓一群人看到希望,好好去做音樂?」

他還在等。

實習生王靜儀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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