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後，楊立德依然記得1992年北京的一場雪。那是台灣解嚴後的第五年，他和朋友坐車沿著故宮外的筒子河緩行。河面結冰，雪飄下來，襯著高高的紅墻，「就像回到了王朝時代」。朋友說：「我們真是太幸運了，又可以在這裏重新開始了。」
1987年，台灣宣布終結長達38年的戒嚴，並開放民眾到中國大陸觀光和探親。同年即有超過4萬台灣人到訪大陸，這一數字在第二年躍至44萬。
此後，到大陸定居、工作的台灣人以驚人的勢頭增長。據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常住大陸的台灣人有150萬到200萬人，接近台灣總人口的9%。
他們之中，以往最被對岸民眾熟悉的形象是「台商」，以及在台商企業工作的「台籍幹部」。而隨著中國的經濟結構多元化，尤其是知識經濟、創意經濟的勃興，越來越多的台灣文化產業工作者漂洋過海，來到這片大陸。他們尋找發展自己事業的機會，也在這些機會裏，小心翼翼地處理那些因為歷史、文化、政治語境的不同，產生的種種「雷區」。
一代人接著一代人，他們為什麼漂在北京、上海、廣州？他們愉快嗎？
桃花江是美人窩
1988年，37歲的台南人楊立德第一次到北京。彼時他是台灣知名作詞人，由他填詞的《親愛的小孩》傳唱大街小巷。
那是他的父親去世後第四年。
父親是湖南人，1949年攜兩個妻子遷至台灣，兩年後楊立德出生。印象中，父親每日都在講家鄉的故事，儘管它們沒有情節且一直重複。父親的口琴也只吹一首歌——《桃花江是美人窩》，唱的是湖南境內的一條小河。
但楊立德從小覺得自己是河北保定人，因為疼愛他的大媽來自保定。在北京街頭，楊立德看到了很多「扁臉、江青頭」的女人——像極了他的大媽，「好感動，都想叫『大媽』。」
1988年，台灣是耀眼的「亞洲四小龍」之一，已連續二十多年保持年均9%的經濟增長率。北京卻是一個連正規出租車都沒有的城市。楊立德從天安門叫了一輛三輪車去頤和園，蹬車的師傅足足蹬了兩個小時。
直到2010年，大陸的人均GDP才追平1987年的台灣。但90年代初在市場經濟中摸爬的大陸，已讓開拓者和冒險家們興奮不已。楊立德的法國朋友來北京開了第一家公關公司，他們在北京孔廟舉辦了一場有魚子醬和香檳的盛大宴會。
1997年，31歲的張釗維從英國學成紀錄片製作碩士。在香港停留時，他買了一張到北京的火車票，「我想要感受一下整個地面的狀態。」
張釗維記得，火車開到香港和深圳的交界羅湖口岸，還要更換車輪。在轟隆作響的綠皮火車上，他看到了這片大陸的南方和北方。「一過長江就不一樣了，」窗外的植被不再和台灣相似，田地裏的墳墓變成了一座座尖尖的土堆，「視覺上很有趣。」
那一次到了北京之後，張釗維在三環邊上的中國電影出版社淘了十幾本專業領域的書，「覺得如獲至寶，我們在台灣看不到這樣的書，很扎實。」
1999年，13歲在台中長大的施媖之和母親一起到廣西桂林和江蘇周莊旅遊。
彼時台灣中視正在熱播一檔叫《大陸尋奇》的節目，介紹大陸的風景、歷史古跡和民眾生活。施媖之記得每週末吃飯大家都會看，但到了大陸，她覺得「和節目（上播的）不一樣」，「怎麼那麼多人，這麼五顏六色！」
2000年底，23歲的台北姑娘劉毓雯被《電子時報》派駐北京兩個月。彼時大陸的互聯網行業已露出蓬勃生長力，網易、騰訊、阿里巴巴、百度紛紛成立，新興的互聯網用戶們整夜泡在網絡聊天室裏。
但線下的北京城仍浸在灰撲撲的冬天。「又黑又冷，」劉毓雯當時和朋友開玩笑，「我哪裏是來工作，根本就是來蘇武牧羊。」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除了來大陸蓋廠的台灣商人和一輛輛大巴滿載的旅行團，大陸並非理想的就業地。據《時代週報》報道，那時台資企業往往要提供住宿與雙倍薪酬，才有台灣人願意到大陸工作。這一情況隨著大陸經濟起飛及台灣經濟增速放緩而發生了變化。
2001年，台灣經濟出現自1947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那一年，在台灣唱片業和廣告業功成身就的楊立德正式定居大陸，做房地產的策劃和推廣。「從烏魯木齊到海南島一丈量，天啊，台灣真是好小。我想，這個資源要好好用一用。」
「大陸非常非常快」
2005年，張釗維賣掉台北的房子，定居北京。「紀錄片是社會金字塔上面1/3的人才會付錢支持的東西，台灣其實太小了，沒有辦法支撐你當做一輩子的事業。」
解嚴之後，台灣的電視台一下子從三個變成幾十個，節目不夠播，就從BBC買紀錄片。「我覺得他們做得很好，想說台灣有機會，」張釗維從英國學完紀錄片回來，才發現：「原來一塊餅3個電視台分，現在還是這麼大的餅，100個電視台在分。」
「錢越來越少，能做的題目不斷在重複，」張釗維說。而這個時候，北京的中央電視台可以一下子給出幾百萬人民幣的製作經費。
2006年，做城市規劃的台北人葉建德常在電視上看到有關大陸的新聞：「說大陸發展了，就想要來看看北京到底在發生什麼。」
他看Google Earth的北京航拍，又寬又長的一道白色——以為是條河，來了才發現是馬路。「怎麼會有馬路那麼寬？那種scale（比例）對一個在島嶼生活的人是很難理解的。」
2006年的北京，在葉建德眼中還是「沉睡的古都」，「街道很樸素，商業的業態也非常單調。」但他卻有點心動，想和同伴在北京開一家文化沙龍，「這種模式在大陸可能還有一些空間。那時北京服務業基本上是低起點、高速爬升。」
2008至2015年，台灣年均經濟增長率降至2.8%，大陸則保持在8%左右。經濟環境降温，讓文化產業領域的台灣人感受到更多的寒意。
在台灣唱片業工作27年的製作人吳清俊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心愛的產業「掉下去」。國際唱片業協會資料顯示，1996至2002年，台灣認證白金唱片的最低銷量是20萬張，但2009年起，這個門檻降到了3萬。儘管全世界的音樂產業都在轉型，但在大陸，龐大的市場多少承托住了仍在冒起的人才。2013年，時任台灣文化部長的龍應台在一次演講中提到，大陸市場對人才的磁吸效應是台灣文創產業發展的最大焦慮。她以歌唱真人秀節目《我是歌手》為例，選手唱的歌曲幾乎都是台灣音樂人創作的，但只有到大陸才能變成火紅產業。
「我們這一代人是想努力，但整個島的環境就是這樣，能怎麼辦？」從記者轉做戲劇的劉毓雯說。有些朋友到大陸以後，就再也回不去台灣，「環境太小了。」
「在台灣，有很強烈的窒息的感覺，」在IBM上海做體驗設計顧問的鄭衍偉說，「掌握資源的人都是5、60歲的那批，從經濟起飛時期就是這群人，年輕人不太可能獲得那樣的資源。」
鄭衍偉說自己在今天的大陸看到了20年前的台灣。那時台灣因為製造業成本上漲，台商紛紛轉戰大陸，未完成產業轉型，導致了衰落。現在，大陸也遇到相似的轉型壓力。
2015年，鄭衍偉到深圳參加一個體驗設計的年會，看到大量傳統產業積極參與。「體驗設計在台灣還沒起來，好像在大陸起來了，大陸非常非常快。」
葉建德2006年來北京時，整座城市只有兩條地鐵線，到2016年，北京的地下鐵密密麻麻交織著17條線。
「我們前僕後繼來大陸，」2010年，吳清俊從台北搬到北京，希望在大陸繼續挖掘、培養音樂人，「按人口比例來說，台灣2300萬人裏如果有1萬人才，那13億裏有多少人才？」
但他很快發現，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發展太快了，太可怕了。這樣發展，如果沒有對未來發展有遠見的人領導，那下面就是各憑本事，很難用力在刀口上。」
揣著夢想和野心來到大陸的台灣人發現，在遍地機遇和財富的蓬勃外表下，有細碎的摩擦、無序的生活和無孔不入的壓力。
「你們台灣也敢有國旗？」
據《今週刊》2013年一項調查顯示，七成以上來大陸工作的台灣人捱不到兩年就鎩羽而歸，駐留超過五年的不到3％。其中近一半的人表示「生活環境不適應」，近四成的人「不習慣大陸人做事方式」。
他們首先要面對的，是經由中國官方宣傳、根植在多數大陸人觀念裏的「台灣」。
在上海某網絡雜誌做編輯的施媖之有次和大陸朋友聊到身份問題：「我覺得我不是中國人。」對方一副受到驚嚇的表情：「那我不要跟你當朋友了。」
一些人表現得更為強勢。有個清華大學的學生曾對施媖之說：「你們台灣政治不是挺亂的麼？給我們來治理一下吧。」
葉建德記得一個大陸朋友第一次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時的驚訝：「啊？你們台灣也有國旗！你們也敢有國旗！」
幾乎每個在大陸生活的台灣人都被出租車司機問過支持藍還是綠；施媖之的同事會拿每一件事來問「這個台灣有沒有」……似乎每個大陸人都對台灣充滿好奇和熱情。這也讓在這裏生活的台灣人，時時體驗到身份的敏感。
在大陸拍紀錄片時，張釗維常常被問到一個「很中國」的問題——你哪個單位的？他不出聲，讓同行的大陸同事回答，「顯出台灣腔，就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想象，不管是好是壞。」
這位紀錄片導演熟知大陸的遊戲規則。拍中元節祭鬼的習俗，怎麼做才不會被定義為封建迷信？「我的說法是對於逝去的人的安撫，這就是文化了。」
2008年，台灣民間組織「台灣加油隊」帶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赴北京給參加奧運的台灣隊加油，被拒絕入境、原地遣返。劉毓雯當時正在跟拍這個加油隊，製作一部紀錄片，她的電話被公布給了記者。
「那一陣子，我有很明確地感覺到我的電話在被監聽，打電話有滋啦啦的聲音，」劉毓雯說，她無法確定這種感受的真假，但那是她在大陸離政治最近的一次。
兩岸關係的冷暖不可避免地吹拂過每個人的生活。
2008年，劉毓雯帶台灣劇團到北京辦展。劇目提交給北京文化局，審批的證書遲遲沒有下來。她輾轉打聽，得知原因竟是台灣選舉。當時謝長廷作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參加大選，呼聲較高。「如果謝長廷選上，我們就不用來了。」
8年之後，蔡英文領導民進黨在2016年台灣大選中贏回執政權。而兩岸的民間交流，隨之降至冰點。
無論是帝吧的青年洗版了蔡英文臉書，還是台灣電影人戴立忍被迫在網絡道歉，又或者滿載陸客旅遊巴士在台灣遇難背後的「仇恨」傳言，一個又一個的新聞事件，讓在大陸生活的台灣人，心裏繃緊了弦。
楊立德甚至感受到了北京出租車司機態度的變化：以前一聽他是台灣人就胡侃起來的司機師傅們，變得冷淡和沉默。
「這個舞台對我是重要的，不希望失掉它。我心裏會有一條線，『習』字開頭不要講，T（台灣）字開頭也不要講，」楊立德喜歡用「寶島」、「城市」、「帝都」（北京）、「魔都」（上海）等字眼。
吳清俊則擔憂：「讓人以為我在這裏混飯吃，卻看不起這裏。」
「敏感的事情不表態，動輒得罪，」葉建德說。
「嚇你、哄你、服你」
一位在大陸多年的台商朋友曾向楊立德提起大陸商人的談判手法——嚇你、哄你、服你。這六個字折射出台灣人對大陸人做事風格的不適。
15年來，楊立德在大陸的生意從來沒有一次正常收款。他遇到過會計偷錢、作品被抄襲，也因為代理的房子出現問題被公安局關了一天一夜。當他偶爾抱怨時，年輕的大陸同事會問他：「台灣那麼好你為什麼不回去？」
同樣是這群年輕人，在遇到物業人員、警察的時候卻表現得安靜隱忍。楊立德不明白，「他們怕制服真是怕得好惡心。」
2011年，葉建德和朋友在北京胡同開了一家咖啡館。他發現擺在館外的小盆植物總是會被偷走，只好換成兩個男人一起才能挪動的大盆植物。儘管三不五時地，花盆裏會出現魚湯、泡麵湯或中藥渣。還有一件事讓他百思不得其解——同樣的餡餅，樓下賣餡餅的阿婆為什麼要賣貴他五毛錢？
「每天回到家都會有一點不開心，」葉建德租住在北京一個60多平米的老房子裏，樓道裏堆滿雜物，廁所的味道綿延千里，回家一開門就能聞到。在房價飛漲的北京，這樣的房子月租也要6000多元人民幣。
他用一個射擊遊戲形容在北京騎電動車的心情：「你要開槍打死歹徒，但中間會有人質衝過來，如果你不小心打到人質就扣分。我騎車在路上就是這種感覺，隨時會有車、行人衝出來。」不少台灣朋友和葉建德說，第一次來大陸時，過馬路要站很久，不敢過去。
除了生活的無序帶來困擾，更令台灣人覺得驚奇的，是這裏永遠打了興奮劑一樣的亢奮。
吳清俊提到自己的困惑：這裏的每個人都在創業，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會成功，「我實在很難相信。」不少大陸朋友滿嘴都是「月入二、三十萬，明年就要融資」。
他一心想做好音樂，所以來到大陸，這種亢奮的氛圍卻令他覺得沮喪：「有那麼多機會，那麼多誘惑，（他們覺得）為什麼要傻傻地留在這裏慢慢做。」大陸音樂圈的浮躁早已不是秘密。
「在台灣（音樂圈），我們看到一朵小花、一個花苞不會摘；看到大花還要連根小心地摘下，不要讓它死了。但是在大陸，無論小花還是大花，都會被撲上去摘下。」
「你怎麼在大陸活下去啊」
「我在大陸沒有一個好朋友，」很多個夜晚，吳清俊會站在落地窗前看月亮。
有時和在大陸的台灣音樂人聚會，一群人難免抱怨幾句：「活該，誰叫台灣搞成這樣？你怨不得別人，你能阻止別人進步麼？那別人要怎麼進步還能由你麼？」
這群漂泊在大陸的台灣人，想在自己熱愛的事業上有所成就，卻無法在家鄉找到發展空間。他們能做的，就是努力適應腳下這片土地。
葉建德在談話中時常用到一個北方語系中的擬聲詞——嘚兒；楊立德最喜歡看北京衞視節目主持人王芳的節目；施媖之則很想聊一聊王寶強婚變的八卦。
2011年9月1日，吳清俊安排了一次兩岸音樂界的會晤。會議室的長桌前，右邊坐著台灣唱片公司的大佬，左邊則是大陸音樂界的大佬。此前三年，他一直在協助台灣唱片公司與大陸KTV協商版權問題。
他永遠也不會忘記那次會議的開場白——一位台灣代表看著他問：「你是哪一邊的？」
漂泊在大陸的台灣人發現，他們不但要應對大陸人想象中的台灣，還要應對台灣人想象中的大陸。他們需要不斷地回答台灣朋友的問題：「你怎麼在大陸活下去啊？」
「台灣人對大陸的了解少得可怕，」吳清俊記得有朋友第一次到北京，驚訝於路上的人明明和自己長得一樣，一開口卻是古裝戲。因為台灣播放的大陸電視劇多半是古裝劇。「對他們來講，講北方口音的人就是古裝人。」
到大陸之前，施媖之聽不少台灣人抱怨：大陸人很會競爭，可能會陰你或者落井下石。來了之後，她發現「辦公室完全沒有這樣的人」。
當台灣的朋友、家人抱怨大陸衞生差、人不禮貌時，施媖之也會不快地反駁——又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她討厭那些在機場大聲講電話的台商，「很多台灣人在這裏有種『我拿台灣護照』的驕傲，我不知道這自信從何而來。」
「兩岸開放三十多年了，（台灣人）對大陸的認識依然是不及格，」張釗維說，「至少你要知道文革、反右是什麼，你才知道它背後的心理機制。」
這像是一面墻，多年來被兩邊不加思辨的成見一層又一層地塗抹、固化，墻體越來越厚，顏色卻愈加單一，直到有人想要騎上墻頭去看一看。
騎在墻上的人
「我覺得來北京是真實地參與了一個城市的發展、感受她的温度，」這五年葉建德覺得很充實。他見證了自己的供貨商在電商極速發展的快車上，從小商販成長為擁有冷鏈倉庫的大供貨商，「如果我在台灣，只會記得哪一年流行什麼電視劇。」
這片土地和生活在這裏的人都在變化。楊立德回顧十幾年來在大陸做房地產營銷：「剛開始蓋了房子就賣掉了；後來，買房的人要知道你用的是什麼玻璃、地板，隔不隔音；再後來賣房子就是賣生活，你旁邊住的誰。」
施媖之發現，不少大陸年輕人理解她的政治立場。她有次和一對情侶聊天，男生提到「台灣也是中國的」，女生立刻打斷他：「那是因為你不了解歷史。」
他們鮮少因戴立忍事件、蔡英文臉書洗版而感到憤怒，並會把網絡上的偏激言論和現實中的大陸人區分看待。
「我覺得這些人（網絡上的攻擊者）好像不存在在上海誒，我完全沒有遇到過，」施媖之說。
吳清俊這樣理解網絡上的攻擊：「那裏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的是少數，絕大部分是附庸。」
「我不知道後面真正的角力是什麼狀態，」張釗維則對所有結論都很審慎，「台灣很多時候不是太政治，而是不夠政治。我們對政治的認識太膚淺了。背後的力量才是政治。」
對腳下這片土地，他們體驗到一種複雜的情緒。
「我也不會對於大陸沒有感情，但那種感情像親戚，不像家人，好像我們曾經很熟，現階段沒那麼熟了，比較少走動，」葉建德說，「以後會不會變得更熟，很難說啊。」
來大陸幾年後，幾乎每個人都放棄了機場入境的外國人通道，投奔了排隊時間很短的本國人通道。
他們願意結交一些政見相左的大陸朋友，並努力去理解對方。即便爭執起來，他們也不會計較一些說辭上的差異。
劉毓雯曾介紹一個自稱「小五毛」的大陸朋友在台灣寫專欄。朋友提出能不能在文中用「大陸」而非「中國」，劉毓雯說：「我尊重你的想法。」
「今天你來大陸，就要尊重當地的法律、民情，這是另外一種教養，」劉毓雯說。
「我有很多好朋友是忠貞的共產黨員，我有很多左派朋友，這都沒有問題，」張釗維說，「逃避不是辦法，它就在那裏，重點是你找到一個角度去詮釋它，而不是推翻它。」
不久前，張釗維突然對「統一還是獨立」的爭議產生一個想法：台灣的統獨爭議就好像小學生作文——《我的志願》。重點是，你現在是小學生啊，你其他功課怎麼樣？有好好吃飯、好好運動麼？小學生不是一天到晚在談志願啊。
「台灣沒有好好處理自己所面對的問題，」張釗維說，台灣人一直在想太平洋那一邊的美國，卻不太願意去知道離我們很近的大陸。
這位紀錄片導演學會用一種多數人難以達到的超脱去看自己的身份：「不是一個簡單的我和這片土地的關係，而是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我和我思考的關係。」
尾聲
但他們都說，終究是要回到對岸的。
每個人都在規劃自己的歸期：等小孩長大、等經驗攢夠、等玩夠了……近幾年，赴大陸工作的台灣人已經很難獲得當初的機遇，到大陸，又離開，這樣流動似乎比以往更快。
留下來的人，仍然在泡沫一樣的繁榮中看到可能性。吳清俊說：「如果今年大陸蹦出一個像張惠妹、周華健一樣的歌手，是不是會讓一群人看到希望，好好去做音樂？」
他還在等。
實習生王靜儀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