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知識分子是不斷為社會創造「危機」的人，薩依德說，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思想上之流亡者——他們拒絕主流，對權力榮耀保持距離，質疑與挑戰一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體系，卻也沒有安身立命的「故鄉」，永遠難以釋懷。他們以生命介入社會，形成尷尬，締造一個有危機意識的時代。知識分子位處邊緣，抗拒成為「專家」，不靠依賴權力而活，不說專業意義下的術語，他們是思想上的業餘者——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煞的興趣，而這些喜愛與興趣在於更遠大的景象、越過界線和障礙、拒絕被某個專長所束縛、不顧一個行業的限制而喜好眾多的觀念和價值。
薩依德193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在英國佔領期間就讀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接受英美式教育，後於1950年代赴美就讀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哈佛大學碩士、博士。他曾說自己是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個美國人，就算稱不上詭異，也至少是古怪……我必須協調暗含於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種張力與矛盾」。這樣複合的身份為他帶來獨特的思考視角——「對立」、「對抗」、「對反」、「對位」是他經常強調的元素。他最受矚目的作品《東方主義》（Orientalism），探討「東方」的概念是被「西方」主流學術及媒體為帝國主義服務下所生產出來的偏頗與矮化再現。
本書《知識分子論》總結了薩依德長期在政治、文化和文學的系列反思，由幾篇1993年發表於英國廣播公司「李思系列演講」（Reith Lectures）的演講稿延伸而來。二十多年過去，薩依德對知識分子觀點，似乎於兩岸四地的我們仍有參考價值。政治權力不斷膨脹且入侵諸眾領域，我們總會發現有人投身權力圈，為政權之不義說項；即便有人樂於成為邊緣，教育體系以專業之名而來的出版壓力又使幾多知識人為著職業的晉升和承認，脫離挑戰群眾，動員其參與民主社會之責？知識分子在我們的社會之間，必然極具爭議，卻也急待探究。
接著昨天摘載本書第三章「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以下節選第四章「專業人與業餘者」，獲「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授權刊出。
《知識分子論》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
出版社：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薩依德（Edward Said）
譯者：單德興
第四章
專業人與業餘者
我們再度回到我的主題：知識分子的代表。我們想到個人的知識分子時——我在這裡的主要關懷是個人——究竟強調的是描繪此人的個性，還是把焦點放在此人身為一分子的團體或階級？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影響我們期盼於知識分子 對我們的說法：我們聽到或讀到的是獨立的看法，還是代表一個政府、一個有組織的政治理念、一個遊說團體？十九世紀對於知識分子的代表傾向於強調個性，知識分子經常像屠格涅夫的巴扎洛夫或喬伊斯的戴德勒斯那樣，是個獨立、孤高的人，根本不順服社會，因而是完全自外於社會定見的叛徒。二十世紀愈來愈多的人士屬於所謂知識分子或知識階層的團體（經理、教授、新聞從業人員、電腦或政府專家、遊說者、權威人士、多家報刊同時刊載的專欄作家、以提供意見受薪的顧問），不由得使人懷疑作為獨立聲音的個人知識分子根本不能存在。
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必須以兼顧現實與理想的方式，而非犬儒的方式，來探究。王爾德說，犬儒者知道每件事的價錢，卻連一件事的價值都不知道。僅僅因為知識分子在大學或為報紙工作謀生，就指控他們全部是出賣者，這種指控是粗糙、終致無意義的。「世界太腐敗了，每個人到頭來都屈服於金錢」，這種說法是不分青紅皂白的犬儒式說法。另一方面，把個人的知識分子當成完美的理想，像是身穿閃亮盔甲的武士，純潔、高貴得不容懷疑會受到任何物質利益的誘惑，這種想法也同樣草率。沒有人通得過這種考驗，即使喬伊斯的戴德勒斯如此純潔、極端理想派，最終還 是力不從心，甚至更糟的是，只得噤聲不語。
其實，知識分子既不該是沒有爭議的、安全的角色，以致只是成為友善的技術人員，也不該試著成為專職的卡桑德拉（Cassandra，希臘神話中的女先知，雖能預言卻不見信於人），不但正直得令人不悅，而且無人理睬。每個人都受到 社會的約束——不管社會如何自由開放，不管個人如何放蕩不羈。在任何情況下，知識分子都該為人所聽聞，實際上應該激起辯論，可能的話更要挑起爭議。但其他的選擇卻不是完全的靜止或完全的反叛。
……
我在本系列演講中一直主張，知識分子代表的不是塑像般的圖像，而是一項個人的行業，一種能量，一股頑強的力量，以語言和社會中明確、獻身的聲音，針對諸多議題加以討論，所有這些到頭來都與啟蒙和解放或自由有關。今天對於知識分子特別的威脅，不論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來自學院、郊區，也不是新聞業和出版業驚人的商業化，而是我所稱的專業態度。我所說的「專業」意指把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工作當成為稻粱謀，朝九晚五，一眼盯著時鐘，一眼留意什麼才是適當、專業的行徑—不破壞團體，不逾越公認的典範或限制，促銷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場性，因而是沒有爭議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觀的」。
……
我要討論的是我心目中挑戰著知識分子的誠信和意志的四種壓力，其中任何一種都不是某個社會所獨有的。儘管這些壓力普遍可見，但都可以用我所謂的業餘性（amateurism）來對抗。而所謂的業餘性就是，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煞的興趣，而這些喜愛與興趣在於更遠大的景象、越過界線和障礙、拒絕被某個專長所束縛、不顧一個行業的限制而喜好眾多的觀念和價值。
這些壓力中的第一個就是專業化。今天在教育體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於相當狹隘的知識領域。當然，沒有人會反對專業能力，但如果它使人昧於個人直接領域——比方說， 早期維多利亞時代的情詩——之外的任何事情，並為了一套 權威和經典的觀念而犧牲一己廣泛的文化時，那麼那種能力就得不償失。
例如，在研究文學時——文學是我的特別興趣——專業化意味著愈來愈多技術上的形式主義，以及愈來愈少的歷史意識（知道在創作文學作品時真正進入其中的真實經驗）。專業化意味著昧於建構藝術或知識的原初努力；結果就是無 法把知識和藝術視為抉擇和決定，獻身和聯合，而只以冷漠的理論或方法論來看待。成為文學專家也常意味著把歷史、音樂或政治排除在外。到頭來，身為完全專業化的文學知識分子變得溫馴，接受該領域的所謂領導人物所允許的任何事。專業化也戕害了興奮感和發現感，而這兩種感受都是知識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總之，我一向覺得，陷入專業化就是怠惰，到頭來照別人的吩咐行事，因為聽命於人終究成為你的專長。
如果專業化是各地所有教育體系中存在的一種廣泛的工具性壓力，那麼專業知識和崇拜合格專家的作法則是戰後世界中更特殊的壓力。要成為專家就得有適當的權威證明為合格；這些權威指導你說正確的語言，引用正確的權威，限制 正確的領域，尤其在敏感、有利可圖的知識領域受到威脅時 更是如此。近來有許多有關所謂「政治正確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討論，人們把這個陰險狡詐的用語套在學院裡的人文學者身上，批評這些人不獨立思考，而是依循一小撮左派所建立的正規來思考；這些正規被認為是對種族歧視、性別歧視諸如此類的事過於敏感，而不允許人們以「開放」的方式去辯論。
真相是：反對政治正確性運動的人士，主要是各式各樣的保守分子和其他提倡家庭價值的人。雖然他們所說的某些事確有些許可取之處——尤其注意到那些不加思索的偽善言詞所表現出的有口無心——但他們的運動完全忽略了在涉及軍事、國家安全、外交和經濟政策時驚人的一致性和政治正確性。例如，就在戰後的那幾年，一涉及蘇聯就得毫不懷疑地接受冷戰的先決條件：蘇聯是全然的邪惡諸如此類的事。有更長一段時間，大約從1940年代中期一直到1970年 代中期，美國的官方觀念主張在第三世界的自由就只意味脫離共產黨——這種觀念幾乎毫未受到挑戰地主宰著大家的思維；隨之而來的則是一大群一大群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無休無止地闡揚的觀念：「發展」（“development”）不涉及意識形態，是來自西方的，並包含了經濟起飛、現代化、反共以及某些政治領袖熱中於和美國正式結盟。
對於美國及其一些盟邦（如英國、法國）而言，這些有關國防和安全的看法經常意味著追隨帝國式的政策，其中，反暴動和全然反對本土的民族主義（一同被視為倒向共產主 義和蘇聯）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這些災難的形式是代價高昂 的戰爭和侵略（如越南），間接支持侵略和屠殺（如西方的盟邦印尼、薩爾瓦多、以色列的所作所為），出現經濟離奇 扭曲的附屬政權。不同意這一切就等於妨礙控制下的專業知識市場，而這個市場的目的是要符合並促進國家的努力。例如，如果你不是美國學院訓練出來的政治學者、以健康的心態尊敬發展理論和國家安全，就沒有人會聽你的，在某些情況下不許你發言，而挑戰你的理由是你不具備專業知識。
因為嚴格說來，「專長」到頭來幾乎和知識不相干。喬姆斯基對於越戰施壓的一些材料，在見解和正確性上遠高於合格專家的類似著作。但是，喬姆斯基逾越了儀式性的愛國觀念——那包括了下列的觀念：「我們」是來協助我們的盟邦；「我們」捍衛自由，防止莫斯科或北京所鼓動的接管——並呈現掌控美國行為的真正動機；而那些合格的專家，希望被國務院諮詢或在國務院發言的人，或為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工作的人，根本不誤闖那個領域。喬姆斯基說過一個故事：身為語言學家的他應數學家之邀去談論他的理論，經常有人表示尊敬及興趣，儘管他對於數學的行話相當無知；但是當他試著從反對立場去呈現美國的外交政策時，一些公認的外交政策專家嘗試阻止他發言，理由就是他並非合格的外交政策專家。對於他的論點幾乎連爭辯都不爭辯，只說他處於可接受的辯論或共識之外。
專業化的第三個壓力就是其追隨者無可避免地流向權力和權威，流向權力的要求和特權，流向被權力直接雇用。美國在與蘇聯競爭世界霸權時，國家安全的進程決定學術研究的優先順序及心態，其程度之深簡直嚇人。類似情況也出現在蘇聯，但在西方沒有人對於那裡的自由探索存有任何幻想。我們現在才剛開始意識到其所代表的意義——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對於大學的科技研究提供的金錢超過任何單一的捐獻者：對於麻省理工學院和史丹佛大學來說尤其如此，因 為這兩所大學幾十年來從這兩個政府部門得到最多的補助。
同樣地，同時期美國政府為了相同的進程也資助大學的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的學系。當然，所有社會都有類似的情形，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一些反游擊戰研究的進行， 是為了支持在第三世界——主要在東南亞、拉丁美洲、中東——的政策，這些研究直接應用於祕密行動、陰謀破壞，甚至公開的戰爭。有關道德和正義的問題遭到擱置，以便能履 行合約，其中之一就是社會科學家自 1964年開始為美國陸軍進行的惡名昭彰的卡美樂計畫（Project Camelot），研究的 不僅是全世界不同社會的崩潰，也包括了如何防止崩潰。
不僅於此。美國公民社會（American civil society）的集中化力量，如民主黨或共和黨；工業或特殊利益的遊說，如軍火、石油和菸草集團所成立或維持的遊說團體；大型基金會：如洛克斐勒（Rockefeller）家族、福特（Ford）家族、 美隆（Mellon）家族所建立的基金會—都雇用學院專家進 行研究和計畫，以推展商業和政治的進程。這當然是一般認為的自由市場體系正常運作的一部分，也發生於歐洲和遠東各地。從智庫能得到獎助和基金，休假及出版津貼，以及職業的晉升和承認。
有關體系的一切都是公開的，而且就像我所說的，根據競爭和市場反應的標準來說都是可以接受的；這些標準掌控了在自由、民主社會中先進的資本主義下的行為。然而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擔憂極權政府體系下對於思想和知識自由 的箝制，但在考慮獎賞知識的統一性、獎賞樂於參與由政府（而不是科學）所建立的目標的這種體系對於個別知識分子 的威脅時，卻未能同樣注意到枝微末節；因而研究和水準鑑 定遭到控制，以便獲得並維持較大的市場佔有率。
換言之，個別和主觀的知識分子所代表的空間——他們所質疑和挑戰的包括戰爭的智慧，或獎賞合約、頒獎的巨大社會計畫——與一百年前相比已經巨幅縮減，因為一百年前戴德勒斯能說，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職責就是根本不服侍任 何權力或權威。在此，我不要像某些人那樣主張我們應該回復到先前的時代，那時的大學並不那麼大，它們提供的機會不是那麼沒有節制；我認為那種主張過於感情用事。在我心目中，西方的大學，尤其在美國，依然能夠提供知識分子一個準烏托邦的空間（a quasi-utopian space），在其中能繼續進行省思與研究——雖然會處於新的限制和壓力之下。
因此，知識分子的問題是嘗試處理我所討論的現代專業化的衝擊，其方式不是假裝那些衝擊不存在或否認它們的影響力，而是再現另一套不同的價值和特有的權利。我把這些總結在業餘的名下，就字面而言，這類行為的動力來自關切和喜愛，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狹隘的專業化。
今天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個業餘者，認為身為社會中思想和關切的一員，有權對於甚至最具技術性、專業化行動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議題，因為這個行動涉及他的國家、國家的權力、國家與其公民和其他社會互動的模式。此外，身為業餘 者的知識分子精神可以進入並轉換我們大多數人所經歷的僅僅為專業的例行作法，使其活潑、激進得多；不再做被認為是該做的事，而是能問為什麼做這件事，誰從中獲利，這件事如何能重新連接上個人的計畫和原創性的思想。
每個知識分子都有閱聽大眾和訴求對象。重點在於是否要去滿足群眾，因而使客戶高興；還是去挑戰群眾，因而激起直接的對立，或使群眾動員成為更民主的參與社會。但這兩個情況都無法迴避權威和權力，也無法迴避知識分子與權 威、權力的關係。知識分子如何向權威發言：是要做專業性的懇求者，還是做不受獎賞的、業餘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