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致力推廣香港研究的香港學者方志恒在網上分享了黃鶴回、馬嶽和林蔚文三位政治學者的一篇學術論文，談到新移民的政治態度，在社會上出現了頗大的迴響。
該篇論文其實不太複雜。它先提出實證數據，指非本地出生的香港市民，比在香港出生的市民在政治和社會態度上較為保守。而靠社教化（socialization）來消除這些差異，需要非常長的時間。所以，文章結論是有意無意也好，「輸出移民」是中國對鄰近國家產生影響的方式之一，各國需考慮如何應對。
概括如上，分析涉及的不外乎三個問題：
第一，從內地來港定居者的政治和社會態度，是否真的比本地出生的居民保守？
第二，若有此現象，社教化是否真的不能在較短時間內消除這些差異？
第三，面對數據顯示出來的客觀現象，大眾應該如何應對？
本文的目的，是根據另一批研究數據，先把頭兩個問題再分析一次。社會科學中，研究結果的可重複性（replicability），即結果能否被重複地展現，是很重要的。與其只集中討論黃鶴回等三位作者的數據分析是否可以商榷，不如試試能否在其他調查研究中找到什麼。最後，根據分析結果，我們可以再討論第三個問題。
幾年前，中文大學同事馬傑偉開展了一個香港文化指標研究計劃，筆者負責其中一個部分，在2012、2014和2016年分別進行了三次電話調查。雖然問卷內容並不包括受訪者對政府、政策或政治組織的態度，但一些關於受訪者對社會認知和基本價值取向的問題，跟本文的主旨也有重要關係。
在問卷題目中，筆者建構了六個變項作分析。它們分別是：
- 人們是否認為香港社會公平開放；
- 是否認為香港社會的財富分配嚴重不平等；
- 對前景是否悲觀；
- 社會包容度；
- 政治包容度；
- 後物質價值取向。
前三者是對社會的認知。一個對社會和政府持批判態度的市民，通常傾向不認為香港社會公平開放，但會認為香港貧富懸殊，而且對前景悲觀。後三個變項則是價值取向。包容（tolerance）是民主社會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的組成部分。民主社會中的理想公民，應該願意接納不同類別人士到自己生活的世界之中（社會包容），以及願意尊重不同類別人士的公民權利（政治包容）。至於後物質取向，則是指人們會否重視如自我表達等非物質理念，多於經濟發展或治安等物質價值。後物質取向，也跟人們對自由民主等理念的重視程度相關。
篇幅所限，而且是媒體文章的關係，筆者不詳細解釋調查的抽樣方法和以上變項的測量方式，有興趣的讀者可在兩篇學術論文中找到相關資料。（註一）
新移民與一般港人的差異
表一比較了新移民跟其他被訪者在六個變項上的差異。新移民是指不在香港出生，而在香港居住了不超過十年、能操粵語的人。他們只佔所有被訪者的3.8%，但由於我們將三年的調查合併起來，樣本總數為2407，所以新移民數量雖然不多，但在樣本中也有92人。
如果只看新移民與一般港人兩個組別的平均值，新移民比一般港人對香港社會的公平和開放程度，持較正面的觀感，對社會不平等的感覺沒那麼強烈，對未來較不悲觀。價值觀上，新移民的社會和政治包容度較低，同時較少傾向後物質價值。若論差異的方向，六個變項的結果是一致的：新移民對香港社會的認知比一般港人正面，價值取向則沒有那麼貼近民主社會所崇尚的一些公民文化價值。換句話說，雖然這些變項不直接指向人們對政府和政策的態度，但它們跟「新移民比一般港人在社會政治問題上較保守及較少支持民主」這說法是一致的。
不過，我們也要留意兩點。第一，在六個變項上，兩組的差異都不大。嚴格來說，兩個組別只在對社會公平開放程度的認知，以及對未來是否悲觀兩個變項上，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第二，由於兩組差別不大，新移民和一般港人在六個變項上的整體傾向，大部分都是一樣的。例如新移民在社會財富分配是否不平等的變項上，平均值較低一點，但他們的平均值（3.56）仍然高於量表的中間點（3.00），這代表在整體上，新移民也認為香港社會貧富不均。同樣，新移民在後物質價值取向上的平均數是負數，即是他們整體上傾向物質價值稍多於非物質價值，但一般港人在後物質價值取向上的平均數也是負數，與新移民一樣。
另外，在一個技術問題上需補充一點：表一的分析沒有考慮新移民和一般港人在人口特徵上可能有差異，若果在多變項分析中把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的影響排除掉後，新移民和一般港人在六個變項上的差異，都會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不過，兩組之間的實質差異仍不算大。
社會科學分析的基本常識之一，是「統計上顯著」不等於「現實上顯著」。所謂統計學上顯著，只是指我們有信心認為那些差異真的存在而已，不等於那些差異一定很大和很重要。我們可從上面的分析看到，新移民的確一致地對社會較少批判和抱持著較保守的價值理念。我們不能抺殺這一點，但亦毋須有意或無意地誇大新移民和一般港人的差異。
社教化的力量有多大？
既然新移民和一般港人還是會有一些差異，那麼我們仍然要嘗試探討第二個問題，即社教化的力量。
首先需要指出，在理論上，社教化這概念多少有點缺乏批判性。它讓我們聚焦於外來者能否融入本地文化，而不是去問到底外來者是否也可對本地文化帶來正面衝擊，亦不是去留意外來者能否令社會更多元化。
當然，任何社會都希望外來者至少在某些方面融入到本地社會中。姑且放開社教化這概念的保守性不談，假設我們希望新移民在表一的題目上能更貼近一般港人，那麼，回到實證層面，我們可以怎樣審視社教化的影響？
在黃鶴回等三位的論文中，社教化的影響由居港年期來代表，若居港年期的效應和作為移民本身的效應相反，就代表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間的差異會隨時間減弱，亦即是說移民能慢慢融入香港社會的主流價值理念之中。三位學者的分析結果是，居港年期的效應的確存在，但非常弱，移民和非移民之間的差異，要約四十年才能消除。
不過，用居港年期來代表社教化，雖不能說完全不合理，但也有很大局限。其實，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一個人在一個地方住得久了，就一定很自然地獲取及認同該地方的價值觀或生活方式。社教化有其過程及動因（agents），即實際上帶來社教化效果的人、機構或制度。例如談論小孩的社教化時，學校、家庭和媒體是最重要的動因。
如果我們看重社教化動因的功能，分析方法就會不一樣。在以上分析中所用的香港社會與文化轉變研究的調查，問到被訪者平日花多少時間看電視新聞和讀報。我們可以問，新移民能否通過關心香港社會和通過媒體吸收時事資訊，從而在社會認知及價值觀上變得更貼近一般港人？
要回答這問題，在技術上，就是於一個多變項迴歸分析中，除「新移民 vs. 一般港人」外，加上新聞媒體使用，以及一個新聞媒體使用和新移民價值觀的交互作用變項。分析結果顯示，交互作用變項對人們是否認為社會公平開放、是否認為社會中財富分配很不平等，和政治包容度，均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影響。
根據迴歸分析結果，我們可以計算完全不看新聞的新移民和一般港人，以及花很多時間看新聞的新移民和一般港人，在該些變項上的平均值。圖一就顯示，完全不看新聞的新移民，的確比完全不看新聞的一般港人更傾向認為香港社會公平開放。但花很多時間看新聞的新移民，和花很多時間看新聞的一般港人，看法卻接近毫無差異。
圖二顯示同樣情況，完全不看新聞的新移民，的確比完全不看新聞的一般港人更傾向不認為香港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但花很多時間看新聞的新移民，和花很多時間看新聞的一般港人，對財富不平等的認知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圖一和圖二顯示，關注時事，可以收窄新移民和一般港人在社會認知上的距離。
不過，世界很複雜，也不一定多看傳媒就能收窄雙方價值觀距離。圖三就顯示，完全不看新聞的新移民，在政治包容度上不低於一般港人。反而是最常看新聞的新移民，政治包容度較低。進一步分析顯示，經常看新聞的新移民，特別容易對性工作者和同性戀者公開爭取權益感到反感。
所以，整體而言，我們不能說，鼓勵新移民多關心本地社會和新聞，他們就一定會在所有問題上變得跟一般港人無異。在這裡也要指出，無論是黃鶴回等三位的論文所用到的 Asian Barometer Survey，抑或這裡所用的香港社會與文化轉變調查，都不是專為分析新移民社教化問題而設計的。所以，兩個分析都難免有其局限：新移民樣本數較少，使一些研究結果不一定很穩定，另外一些跟社教化相關的變項亦不存在。
不過，以上分析至少表明，看社教化有沒有效果，我們需要關注社教化動因的作用。進一步說，新移民會否在認知和價值上融入香港社會，重點很可能不在他們來了多久，而是在於社會上有什麼社教化動因在運作，社會為他們提供了什麼融入機會，以及他們自己在來港後選擇了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如何應對新移民
這裡，我們也可以轉入第三個問題：我們如何應對新移民。
筆者上個月在 Facebook 簡單回應相關討論時，已經寫過：「移民較本地出生的人在社會和政治態度上保守，這是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只是，你要趕走他們，限制他們的數量，還是盡力爭取他們的支持，希望改變他們的態度？」後來有些朋友回答：「趕走他們，不合情理；限制他們的數量，可以爭取，但目前做不到；盡力爭取他們的支持，是唯一選擇。」
上面的分析提到，其實毋須誇大新移民和一般市民之間的鴻溝。新移民中很多人在政治上很保守，正如香港人本來就有很多很保守的人。在大學教了十幾年書，筆者身邊不少從國內來港，讀本科也好，研究院也好，最後定居香港的同學。而至少在筆者個人圈子中，這些「新移民」或「港漂」，政治取態為非建制甚至反建制的比例，肯定比一般香港市民還要高。其中幾位剛在立法會選舉中成為「首投族」，投的都是非建制派候選人。當然，這是因為這批新移民教育程度較高，而且筆者任教的院系，向來強調言論和新聞自由這些價值。在研究院，就算不直接談政治，大家仍然會強調思想自由、批判精神、尊重知識和事實這些最基本的理念。
這又回到社教化的過程和動因那一點。我們要問的，是公民社會有沒有為新移民提供什麼社教化的動因。進一步問，我們對不同類別的「新移民」的日常生活，其實有多少認識。
例如兩年前一位碩士研究生的論文，就讓我感到很有趣。她分析港漂的居住環境和媒體使用的關係。研究發現，很多年輕單身港漂，會幾人合租一個公寓。而為了省錢，他們會把客廳也當成睡房，可讓多一個人合租。加上合租者中隨時有人離開香港，他們不會把公寓當成穩定的家。結果，他們屋裡不會有電視，每個人都只用電腦接觸媒體資訊。而用電腦的話，看香港媒體的內容，不比看國內或歐美媒體內容方便，所以整體效果是他們其實較少接觸香港媒體。
該論文是一個質化研究，不能說明那種生活形態有多普遍，但它能夠顯示，新移民跟香港社會的關係，紮根於不同類別的新移民的具體生活形態。而我們也許要先多了解他們的生活形態，才能更有效地討論社教化問題。
是遊說，不是「幫助」新移民
最後，也要澄清一點東西。在如何看待新移民的問題上，有一種說法是，香港一日未能奪回單程證審批權、未能限制新移民數量，以及在誰可以來港這問題上有基本話事權，幫助新移民，客觀上是幫助了大陸的「殖民政策」。這想法一方面建基於某種關乎政治效果的計算，同時亦建基於一種價值取捨，即本土或「香港民族」的利益，置於平等博愛包容等「普世價值」之上。
筆者無意糾纏於抽象的價值取捨問題中。順著本文的討論，筆者要指出的是，對新來港人士進行社教化，讓他們了解並接納香港的文化和價值，其實並不是基於一種博愛包容精神來「幫助」他們在香港定居（settle down），而是指遊說（persuasion）新來港人士，使他們明白自己身處的社會現狀，懂得用我們的眼光看問題，以我們的價值理念來思考。而要有可能做到這一點，最起碼的，就是不可能一開始就把新來港人士當做敵人看待。
（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註一：有關社會及政治包容度的測量方式和2012年調查研究的方法，可見Lee, Francis L. F. (2014). “Tolerated one way but not the other”: Levels and determinan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olerance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8, 711-727。2014年和2016年調查研究的方法基本上跟2012年一樣。有關社會認知和後物質價值傾向的測量方式，則可見《再看世代差異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主義》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