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外媒引述消息，指教廷和中國政府各派代表於羅馬會面商討，梵蒂岡或將承認8名由中國當局自行任命的主教，並會與中國當局達成協議，被視為中梵兩國積極步向正式建交的一大步；台灣中央社亦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國代表團將於11月初前往羅馬，進行最後一輪會談。同時，媒體亦報導教宗方濟各在上月初公開接見來自江蘇省蘇州教區的徐宏根主教，更與隨團教友在聖伯多祿廣場合照、握手示好，此舉被認為是教宗首次公開接見來自中國的主教，是次會面屬中梵關係改善的明證。
然而，天主教聖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林瑞琪博士指出，上述兩個事例對預示兩國建交的前景並無實質意義。
然而，天主教聖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林瑞琪博士指出，上述兩個事例對預示兩國建交的前景並無實質意義。教廷一概不承認未獲教宗任命、私自祝聖的中國主教，《天主教法典》第1382條訂明「主教無教宗任命祝聖別人為主教及被其祝聖為主教者，均處保留於宗座的自科絕罰」。「自科絕罰」即自動被開除教藉，但由於這刑罰是「保留給宗座的」，換句話說，這些『自選自聖』、不獲承認的主教一旦表示誠心懺悔，便有權向教廷提出懇求及申請寬免，最終結果則按教宗的意願。
林瑞琪解釋，「這個程序的具體操作一般有三個層次，第一個是施以赦免，第二個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在教會的地位、但不容許他以主教身份祝聖，並發通令要求他退休，比如2005年病逝的前湖北省宜昌教區主教張鳴謙，教廷一直沒有承認其主教身份；最後是公開確認其主教身份，如曾被教廷認可為天主教上海教區助理主教的金魯賢。」
中梵關係再成焦點 是突破還是誇大？
林瑞琪認為，「這個機制一向存在，而且審理需時經年，不少不被承認的中國主教一直試圖循此申請獲赦免，等候教廷有正面訊息『開綠燈』，才在自己的教區重新進行祝聖活動。舉例來說，自1958年中國教會自選自聖漢口教區董光清及武昌教區袁文華為主教以來，中國教會已經如此產生了逾一百位主教，當中很多主教都會循程序申請獲教宗赦免及被承認，而目前只剩下八名主教尚待教廷認可，呼聲最高的是湖南浦圻主教涂世華，以及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雲南昆明主教馬英林。」他續指，「現時外媒引述的消息僅說明雙方在『touch base』，與正式任命主教是截然不同的事。」
林瑞琪補充，圍繞主教任命的爭議亦不獨見於中國，比如1988年在瑞士的「聖庇護十世司鐸兄弟會」（SSPX）自選自聖事件，就令主持祝聖的主教與四位被祝聖的主教被時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施以公開絕罰。「不同的是，此例子主要涉及教會派系之間的神學理解差異，與中國的情況不同。」
端傳媒經查閱獨立天主教媒體「天主教亞洲通訊社」（天亞社）的報導後發現，事實上有一些中國境內教區的主教原本就能夠同時得到中國和教廷的認可。
不少媒體圍繞著徐宏根是中國愛國教會「自選自聖」的主教，認定方濟各公開接見他，意味著極大的突破。端傳媒經查閱獨立天主教媒體「天主教亞洲通訊社」（天亞社）的報導後發現，事實上有一些中國境內教區的主教原本就能夠同時得到中國和教廷的認可。最近一位是2010年晉牧的廈門教區蔡炳瑞主教，此前還有山東省臨沂教區房興耀、青島教區李明述、長沙總教區總主教屈藹林等等。而徐宏根也屬這一類。
早在1981年，若望保祿二世已在梵蒂岡接見了時任廣州教區主教鄧以明。同時，據林瑞琪了解，其實過去中國教會與朝聖團都與教廷有不少非正式的會面交流，這包括被中國官方認可的公開教會，也包括地下教會成員；惟由於中國禁止主教與教廷接觸，一般人避免公開露面，寧採取低調安排，才令外界對徐宏根主教到訪梵蒂岡之行有「首次接見」之印象。
過去32年間，林瑞琪長期觀察並研究教廷涉外關係，同時關注內地與香港教區事務。在他眼中，雖然中梵關係有改善跡象，但最近一年外媒熱議的中梵建交「破冰」進展，實屬言過其實。「兩國關係的好轉是一定的，如習近平上台後三年多以來開始禁止教會非法自選自聖，只容許合法主教祝聖，又整頓宗教事務局的貪污醜聞，既顯示中央有意打擊國內宗教界的弊端外，亦說明中央願意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主教任命的合法性問題，向教廷釋出善意。」
但他指出，「從國際關係學的角度，兩國建交須經歷由低至高四個階段：互助了解、有默契的合作、共識建立，到協議的正式擬訂與落實。中梵關係在過去三十年來都僅算處於『有默契的合作』的階段，即雙方有一定溝通並有意識地不觸及彼此禁忌，還未達致能夠初步向外界公開的共識。因此，兩國要邁向建交的工程尚未全面開動，相信這三五年內都不會有顯著變化。事實上，歷來除本篤十六世外的所有主教，都有積極推動中梵關係，但多年來還是未見重大進展，暫時難以預見教宗方濟各下會有突破性發展。而且，方濟各遇到的問題比歷任教宗在任期間都來得多，包括梵蒂岡銀行的貪腐醜聞與容許女性擔任司鐸的爭議，中梵建交不是教廷當下的首要任務。」
「除非有天梵蒂岡正式組成代表團高調前往北京，或是有較高層次的非正式接觸，如教廷退休高官或教長以非正式身份出訪北京，否則單以上述個別事例，遠遠不能佐證中梵邁向正式建交。」
「除非有天梵蒂岡正式組成代表團高調前往北京，或是有較高層次的非正式接觸，如教廷退休高官或教長以非正式身份出訪北京，否則單以上述個別事例，遠遠不能佐證中梵邁向正式建交。」林瑞琪說。
台海問題存懸念 零和邏輯不符實
除了主教任命權與中國三自教會的制度爭議外，外界關注到中梵建交面對最大的障礙在於台海問題。
教廷目前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有正式外交關係，也是台灣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從今年年初總統大選結果揭曉之後，「外交孤立」就一直被媒體、政治觀察家、智庫乃至於台灣政府自己所認定為北京當局最可能採用的打擊手段之一，特別是現任教宗方濟各對於進入中國傳教早已抱有極大期待；相對地教廷更是台灣極少數具有高能見度和影響力的邦交國之一，一旦丟失，將給蔡英文政府帶來相當的打擊。
對蔡英文政府而言，維繫與教廷的邦交是外交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現任副總統陳建仁不僅恰好是天主教徒，而且有「耶路撒冷聖墓騎士團騎士」的頭銜。因此他九月初率團訪問教廷，一方面是參加德雷莎修女的封聖典禮，但另一方面也有「鞏固邦交」的重責大任。
一般相信台灣和教廷的外交關係會不會中斷，更多取決於中國和教廷建交談判的進度。在陳建仁訪問教廷前後，台北傳出了總統府高層與外交部對於台梵邦交前景的判斷並不一致：外交部回報的狀況始終稱台梵邦交尚稱穩固，言下意之意是中、梵的外交談判並不順利；但總統府高層則認為情況不容樂觀。
讓台灣總統府高層不敢樂觀的原因，是認定中、梵建交談判面臨的最大問題：主教任命權，很可能雙方會各退一步，藉著「越南模式」，或者稱「拿破崙模式」達成協議，也就是由中方控制的愛國教會提出主教人選，教廷再正式任命。
日前教宗方濟各公開接見中國蘇州教區主教徐宏根及朝聖團，就讓台梵外交關係再次成為話題。 台灣總統府公開的說法是：副總統陳建仁剛訪完教廷，台梵關係穩定，台灣一直以來與梵蒂岡分享一樣的價值觀，對民主人權、宗教自由有高度共識。總統府強調外交本來就不是零和遊戲，台灣會持續與梵蒂岡維持邦交。
台灣外交部則強調，教廷非世俗國家，其對外關係首重全球牧靈及福傳，對於中國大陸地下教會教友待遇及地上教會未能與羅馬教會共融十分關切。部長李大維在立法院接受質詢，立法委員直截了當問道「會不會斷交」，李大維回答：「目前不會」。
一名負責相關事務的台灣官員向端傳媒透露，台灣方面關注對梵關係真正使用的指標，是對於一些「爭議主教」的處理上，中、梵有沒有「和解」的跡象。例如2006年9月瞞著中國官方私下前往教廷朝聖，獲得當時教宗本篤接見的邵祝敏主教，事後被依「非法出境」的罪名遭判刑。另一位同樣引起中梵緊張的是教廷任命的上海教區輔理主教馬達欽。
相對地，中方任命的主教也有教廷認為不適任而拒絕承認，甚至遭到「絕罰」的前例，例如哈爾濱的岳福生主教、和四川樂山教區的雷世銀主教等。
上述台灣官員認為，中、梵要能順利建交，除了要對未來的主教任命權達成協議，更需要處理上述雙方「互不承認」的歷史遺留問題。換言之，一旦這一類的問題開始處理，而且有正面消息公布出來時，才是台梵邦交真正的警訊。
兩岸亞太局勢高於中梵議程
林瑞琪亦認為，以零和邏輯為重心的舊思維，未必能準確解釋全球化下中國的外交考量。「對中國來說，處理海峽兩岸關係的輕重緩急，遠高於中梵建交的議程。況且，中梵建交牽涉太多複雜問題，根本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得出結果，再加上中梵本已有不少共同邦交國，對中國的外交版圖擴展並不算起著非常關鍵性的作用。」
林瑞琪續說，「相反，在應對兩岸關係上，中國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過份冒進推動中梵建交只會造就台灣的民情反彈，動搖台灣的地方選情，長遠只是火上加油，令綠營執政的台灣更會向美國與日本為首的亞太戰略關係靠攏，更進一步激化中國在東海與南海一帶的矛盾。」
他指出，今年8月27日台灣花蓮市長補選由國民黨提名的魏嘉賢勝出，令藍營重奪民進黨執政6年的花蓮市，而選舉適逢梵蒂岡代表赴京之時；又舉例回顧2009年馬英九上台後，提出「外交休兵」一說、向中國示好，但其民調因而下挫，他認為北京不會沒有考慮過這些微妙的局勢變數。「再舉一個例子，2013年11月馬英九執政期間，與台灣有18年邦交關係的非洲國家甘比亞總統賈梅私下宣佈『無預警斷交』，甚至趕走駐當地的台灣大使。但甘比亞這個行徑，沒有即時換來北京的禮遇，相反，北京對此並無表態，更延至今年三月才與甘比亞正式建交。這都說明北京在兩岸問題的考量上，斷不是貿然行事的。」
「天主教教廷可以說是一個『史上最惡』的政治實體，歷經千年仍屹立不倒、有自我革新的能力，絕對實現『又傾又砌』（意即邊溝通、邊批評爭取的策略）的典範。教廷不會執著一時三刻的政治考慮，而是整個天主教世界的傳續與長期影響力。中共的計劃多長遠，都不會比得上梵蒂岡。」
有教友也認為，坊間評論輕視了梵蒂岡的政治實力與考量，北京不能獨力影響建交進程。「天主教教廷可以說是一個『史上最惡』的政治實體，歷經千年仍屹立不倒、有自我革新的能力，絕對實現『又傾又砌』（意即邊溝通、邊批評爭取的策略）的典範。教廷不會執著一時三刻的政治考慮，而是整個天主教世界的傳續與長期影響力。中共的計劃多長遠，都不會比得上梵蒂岡。」以「法政匯思」成員為港人熟知的律師任建峰對端傳媒記者這樣說。任建峰是天主教教徒，早在11歲就於澳洲領洗，近日更決定以教友身份，循天主教選委會參選，務求將爭取民主公義的聲音帶入教區討論；他對中梵關係的政治意義，自有一種見解。
向北京拋橄欖枝 教廷面對「道德危機」？
另一方面，梵蒂岡明言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又積極展開初步磋商，令中港兩地關心國內地下教會狀況的教友群體出現分歧。不少與中國地下教會有聯繫的宗教界人士擔憂，教廷一旦向中方讓步太多，只會令地下教會受官方打壓的情況更難改善，甚至有指這將令教廷陷入「道德危機」。其中，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更曾公開質疑中梵協議，認為此舉等同「跟魔鬼打交道」；他並表示教會有責任要求北京首先釋放在獄中的神父及教友，呼籲國內信徒要守住良心，其言論惹來現任主教湯漢樞機反駁批評，一度引起熱議。
林瑞琪相信，中梵建交後，對地下教會狀況的改善是利多於弊的，因為建交後教廷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北京在宗教事務上的微調，以人權為單一重心的道德姿態，向來不適用於國際關係的現實操作之上。
任建峰則指出，雖然香港教區於中梵建交上沒有任何角色，但本港教友一般都對兩國建交持開放及傾向正面的態度，認為建交能一定程度改善內地教友面對的惡劣狀況，只有較少數教友認為教廷捨棄「民主政權」台灣而擁抱中共政權是背離教會的價值。
「大部份香港教友雖不致是樂見其成，但要說教廷『妥協』也是不準確的。」
任建峰表示，「大部份香港教友雖不致是樂見其成，但要說教廷『妥協』也是不準確的。大部份教友都會關心協議的條件，例如是否能促進國內地上與地下教會的合一，逐漸開放宗教自由，令本港神學院院士到內地傳福音面對更少阻礙等等。爭取成效往往不會即時呈現，但縱觀天主教教廷的發展歷史，很多改革的時機都是在意料之外出現的。」
任建峰續指，反過來說，中共也不敢將其打壓國內基督教會的手法放諸天主教教會上。「基督教會不由單一架構主導，在國內可以輕易被官方連根拔起；但天主教是不易打壓的對象，而教廷對此也不會輕易退讓。」
「天主教經過近二千年的動盪也生存至今，史上最好與最壞的時代都經過了，影響力絲亳未減。中共是不會『惡得過』天主教的。」任建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