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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三年》,定義下一個三十年的民主路?

1984年,羅永生收到趙紫陽對於「民主治港,理所當然」的承諾;三十年後,學聯找出這句話,要求北京兌現承諾。


《香港三年》在高雄三餘書店的發表會。
《香港三年》在高雄三餘書店的發表會。攝:徐翌全/端傳媒

2016到17年,說是香港的「政治年」也不為過。

立法會換屆選舉在2016年9月初落幕,選民將多位主張「本土自決」的政治新人送入議會;接着是幾位非建制派議員當選人的宣誓風波;紛爭還沒落幕,退休大法官胡國興宣布參選特區行政首長,牽動有志者紛紛鬆口,特首選舉前哨戰提前開打。

事實上2016到17這個「政治年」,延續的是從2013到16這三年香港政治風起雲湧的變化:從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倡議「非暴力不合作的佔中運動」開始,到2016年初旺角警民衝突事件為止。

努力打破政治天花板

在這三年裏,香港政府總部旁的添馬公園無疑是最好的舞台:

2014年8月31日,北京發布後來被稱作「8.31決定」的香港特首普選框架,等於全面否決佔中醞釀期的普選方案,佔中三子在添馬公園豎起「抗命」二字,發起集會、宣布啟動公民抗命。

2014年9月,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再度聚集於添馬公園,大背板已由「抗命」換作「命運自主」,象徵他們不僅不接受北京的安排,還要自己決定香港未來。

2016年8月5日,由於多位立法會議員參選人被控主張「香港獨立」而被取消參選資格,香港民族黨號召3000人於添馬公園集會,高呼「香港獨立」。不久之後,抗議人士再度集結。此時,背板已變為「香港__」,以噤聲表達對當局政治審查的強烈不滿。

或近距離觀察,或索性參與其中。在梳理這一段歷史之後,端傳媒總編輯張潔平和記者鍾耀華逐漸浮現了「香港三年」的概念與脈絡。他們進一步探索:曾經或正處於浪頭上的人們,有着什麼樣的生命經驗?他們對於反對運動又有什麼樣的理解?香港的未來,又該航向何方?這三年,和香港過去三十年的民主運動相比,究竟是往前進了一步,或者是過去三十年歷史的又一次輪迴?

端傳媒總編輯張潔平和記者鍾耀華在桃園讀字書店發表會後進行簽書。
端傳媒總編輯張潔平和記者鍾耀華在桃園讀字書店發表會後進行簽書。攝:徐翌全/端傳媒

《香港三年》這本書於焉誕生。10月12日到17日,端傳媒在台灣舉辦五場發表會,從桃園、高雄、台中再到台北,一方面與讀者分享香港民主運動的經驗,一方面也希望為讀者帶來更多港台兩地對照之下的思考。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完成民主化之前,香港不可能出現民主政治亞體制。」

張潔平引用研究民主轉型學者林茨(Juan J. Linz)的陳述。但她說,正是因為今日的香港人並不相信這套論述,這幾年才會持續抗爭,努力反抗這樣的「宿命」,希望突破這個政治天花板。

鍾耀華說,傘運期間,「三十年對話之路已盡,全面抗爭必然發生」的論述不絕於耳,運動過後,主張菁英議會路線的民主回歸派在新進的幾次選舉中各自交棒,泛民出現世代更替。

在《香港三年》裏,鍾耀華的角色和位置是多變的:在「雨傘運動」中,他被名列「學聯五子」之一,也就是運動決策的核心人士;在傘運過後,他加入端傳媒擔任記者,他說希望藉此「贖罪」,清償在運動中累積的資產與人脈,為社會做出貢獻;另一方面希望回到歷史脈絡,找尋香港未來的出路。

做記者的半年裏,鍾耀華訪談即將告別議會或步入議會的兩代人,看一代人從議會經驗中傳承對香港未來的想像,新生代又要如何擺脫舊有路線,走出新的議會政治。而後鍾耀華也回首七十年代,盼能從社運風生水起的火紅年代,啟發香港當下的困境。

為了用文字記錄下這場運動的參與者,鍾耀華採訪過去的戰友岑敖暉。兩人從運動期間互相支援的夥伴關係,轉為採訪者與受訪者,他們一起回到雨傘運動時的佔領區金鐘,回憶三年多來,岑敖暉如何從一位「不懂社運為何」的大學生、到當選學生會幹部,在參與運動後回歸校園所面臨的失落與困局。這一次,鍾耀華不再只是陪伴者,更是聆聽者與記錄者,也因為這層關係,讓他能將昔日戰友描寫得深刻而立體。

然而要談「香港三年」,又怎麼能夠只看2013到16這三年? 鍾耀華說,傘運期間,「三十年對話之路已盡,全面抗爭必然發生」的論述不絕於耳,運動過後,主張菁英議會路線的民主回歸派在新進的幾次選舉中各自交棒,泛民出現世代更替。

從1983年中英談判、1989年天安門事件,再到1997年主權正式移交、2003年七一遊行提出普選訴求,以及往後中共人大幾次對香港普選的回應,《香港三年》不但講述反對運動的這三年,更溯及香港三十年來的歷史。從所經歷的時代中,試着爬梳香港未來要往何處去。

羅永生教授出席《香港三年》在閱樂書店的發表會。
羅永生教授出席《香港三年》在閱樂書店的發表會。攝:徐翌全/端傳媒

兩代香港人要求民主治港

和鍾耀華一同在台北出席發表會的嶺南大學教授羅永生,與鍾耀華恰好代表爭取民主的兩代香港人。1984年,時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的羅永生,收到趙紫陽對於「民主治港,理所當然」的承諾;三十年後,學聯找出這句話,要求北京兌現承諾。

在漫長的民主運動中,於兩代人而言,又是如何理解「群眾」與「組織」的呢?

鍾耀華認為,群眾之於老泛民,就是民主派的選票,是可受管控的;但對於學生來說,必須讓群眾參與抗爭,才能從中產生主體性,形成政治意識。他也坦承,學聯過去在組織學生群體時並不理想,而正是因為社區組織力不夠,無法轉化為全面抗爭的資源,讓群眾自發參與。

羅永生歸結出香港在傘運後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三個方向:政治目的由「民主回歸」轉向「獨立、自決」;抗爭手法由「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轉向「勇武抗爭」;組織方式則由「菁英政治」轉向「去組織化」。然而,在體制層面卻尚未完成轉移。

對於部分人指老泛民「留下爛攤子」的責備,羅永生承認過去路線在某種意義上的失敗,「但仔細分析,現在的抗爭有沒有超越當年?而在意識到困境之後,又提出克服問題的出路了嗎?」他說,並不是老泛民太天真、不夠聰明,而是「有些問題,再聰明的人也解決不了」。

面對當前的議會新政,有走出新的路線嗎?鍾耀華說,就算現在本土自決派的出現,看似產生新的「獨立」路線,但卻忽略了階級、性別、空間議題的討論,「那這樣與三十年前的路線又有何異?」

而這兩代人也都同意,在當下的困境裏,香港需要被放到更大的歷史脈絡中,才能尋找未來出路。

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無法歸為泛民或建制的新世代議員共取得38萬張選票,得到將近五分之一選民的支持。張潔平分析,這只能代表選民不滿意舊的,並不表示他們認同新的政治力量。

回到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無法歸為泛民或建制的新世代議員共取得38萬張選票,得到將近五分之一選民的支持。張潔平分析,這只能代表選民不滿意舊的,並不表示他們認同新的政治力量;鍾耀華也認為,選民想讓主張民主自決或本土的人試試看,至於後續如何,仍有待觀察。

民眾於發表會後進行提問。
民眾於發表會後進行提問。攝:Billy H.C.Kwok/端傳媒

羅永生對此次選舉的觀察,除了世代交替與泛民內部的更新之外,也是對雨傘運動「非暴力抗爭」路線的重新確認,更是對香港認同問題的轉換:從曖昧不明的民主回歸框架裏走出來,而且不會回頭。

在台灣的新書發表會中,無論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抑或是「今日台灣,明日香港」,近年來的變化總讓人習慣於兩地的相互參照。

一位香港聽眾在會後發表感想:「香港人不能忘記想要得到民主的想法,很多人認為只要生活安定就好。在香港的教育下,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其實是很少的。」台灣聽眾也回應:「台灣人的小確幸是建立在我們不知道自己的歷史上。台灣人要更了解自己,才能知道我們現在的自由有多可貴。」

另外,也有聽眾提出疑問:「香港最近崛起的本土派,是不是借鏡過去台灣民進黨的抗爭路線?」羅永生答覆道,台港本土派之間的互動確實密切,但都流於形式,「從台灣拿回來的經驗實際上真能運作嗎?我想唯有雙方深度交心,才能打開真正的對話。」鍾耀華與張潔平也認為,除了經驗學習之外,更重要的是「回到歷史脈絡」反思自身,才能有所啟發,並足以檢視兩地的經驗能否有效運作。

在中共極權政治之下,似乎也串連起兩岸三地的人,忽遠又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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