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到17年，說是香港的「政治年」也不為過。
立法會換屆選舉在2016年9月初落幕，選民將多位主張「本土自決」的政治新人送入議會；接着是幾位非建制派議員當選人的宣誓風波；紛爭還沒落幕，退休大法官胡國興宣布參選特區行政首長，牽動有志者紛紛鬆口，特首選舉前哨戰提前開打。
事實上2016到17這個「政治年」，延續的是從2013到16這三年香港政治風起雲湧的變化：從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倡議「非暴力不合作的佔中運動」開始，到2016年初旺角警民衝突事件為止。
努力打破政治天花板
在這三年裏，香港政府總部旁的添馬公園無疑是最好的舞台：
2014年8月31日，北京發布後來被稱作「8．31決定」的香港特首普選框架，等於全面否決佔中醞釀期的普選方案，佔中三子在添馬公園豎起「抗命」二字，發起集會、宣布啟動公民抗命。
2014年9月，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再度聚集於添馬公園，大背板已由「抗命」換作「命運自主」，象徵他們不僅不接受北京的安排，還要自己決定香港未來。
2016年8月5日，由於多位立法會議員參選人被控主張「香港獨立」而被取消參選資格，香港民族黨號召3000人於添馬公園集會，高呼「香港獨立」。不久之後，抗議人士再度集結。此時，背板已變為「香港＿＿」，以噤聲表達對當局政治審查的強烈不滿。
或近距離觀察，或索性參與其中。在梳理這一段歷史之後，端傳媒總編輯張潔平和記者鍾耀華逐漸浮現了「香港三年」的概念與脈絡。他們進一步探索：曾經或正處於浪頭上的人們，有着什麼樣的生命經驗？他們對於反對運動又有什麼樣的理解？香港的未來，又該航向何方？這三年，和香港過去三十年的民主運動相比，究竟是往前進了一步，或者是過去三十年歷史的又一次輪迴？
《香港三年》這本書於焉誕生。10月12日到17日，端傳媒在台灣舉辦五場發表會，從桃園、高雄、台中再到台北，一方面與讀者分享香港民主運動的經驗，一方面也希望為讀者帶來更多港台兩地對照之下的思考。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完成民主化之前，香港不可能出現民主政治亞體制。」
張潔平引用研究民主轉型學者林茨（Juan J. Linz）的陳述。但她說，正是因為今日的香港人並不相信這套論述，這幾年才會持續抗爭，努力反抗這樣的「宿命」，希望突破這個政治天花板。
鍾耀華說，傘運期間，「三十年對話之路已盡，全面抗爭必然發生」的論述不絕於耳，運動過後，主張菁英議會路線的民主回歸派在新進的幾次選舉中各自交棒，泛民出現世代更替。
在《香港三年》裏，鍾耀華的角色和位置是多變的：在「雨傘運動」中，他被名列「學聯五子」之一，也就是運動決策的核心人士；在傘運過後，他加入端傳媒擔任記者，他說希望藉此「贖罪」，清償在運動中累積的資產與人脈，為社會做出貢獻；另一方面希望回到歷史脈絡，找尋香港未來的出路。
做記者的半年裏，鍾耀華訪談即將告別議會或步入議會的兩代人，看一代人從議會經驗中傳承對香港未來的想像，新生代又要如何擺脫舊有路線，走出新的議會政治。而後鍾耀華也回首七十年代，盼能從社運風生水起的火紅年代，啟發香港當下的困境。
為了用文字記錄下這場運動的參與者，鍾耀華採訪過去的戰友岑敖暉。兩人從運動期間互相支援的夥伴關係，轉為採訪者與受訪者，他們一起回到雨傘運動時的佔領區金鐘，回憶三年多來，岑敖暉如何從一位「不懂社運為何」的大學生、到當選學生會幹部，在參與運動後回歸校園所面臨的失落與困局。這一次，鍾耀華不再只是陪伴者，更是聆聽者與記錄者，也因為這層關係，讓他能將昔日戰友描寫得深刻而立體。
然而要談「香港三年」，又怎麼能夠只看2013到16這三年？ 鍾耀華說，傘運期間，「三十年對話之路已盡，全面抗爭必然發生」的論述不絕於耳，運動過後，主張菁英議會路線的民主回歸派在新進的幾次選舉中各自交棒，泛民出現世代更替。
從1983年中英談判、1989年天安門事件，再到1997年主權正式移交、2003年七一遊行提出普選訴求，以及往後中共人大幾次對香港普選的回應，《香港三年》不但講述反對運動的這三年，更溯及香港三十年來的歷史。從所經歷的時代中，試着爬梳香港未來要往何處去。
兩代香港人要求民主治港
和鍾耀華一同在台北出席發表會的嶺南大學教授羅永生，與鍾耀華恰好代表爭取民主的兩代香港人。1984年，時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的羅永生，收到趙紫陽對於「民主治港，理所當然」的承諾；三十年後，學聯找出這句話，要求北京兌現承諾。
在漫長的民主運動中，於兩代人而言，又是如何理解「群眾」與「組織」的呢？
鍾耀華認為，群眾之於老泛民，就是民主派的選票，是可受管控的；但對於學生來說，必須讓群眾參與抗爭，才能從中產生主體性，形成政治意識。他也坦承，學聯過去在組織學生群體時並不理想，而正是因為社區組織力不夠，無法轉化為全面抗爭的資源，讓群眾自發參與。
羅永生歸結出香港在傘運後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三個方向：政治目的由「民主回歸」轉向「獨立、自決」；抗爭手法由「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轉向「勇武抗爭」；組織方式則由「菁英政治」轉向「去組織化」。然而，在體制層面卻尚未完成轉移。
對於部分人指老泛民「留下爛攤子」的責備，羅永生承認過去路線在某種意義上的失敗，「但仔細分析，現在的抗爭有沒有超越當年？而在意識到困境之後，又提出克服問題的出路了嗎？」他說，並不是老泛民太天真、不夠聰明，而是「有些問題，再聰明的人也解決不了」。
面對當前的議會新政，有走出新的路線嗎？鍾耀華說，就算現在本土自決派的出現，看似產生新的「獨立」路線，但卻忽略了階級、性別、空間議題的討論，「那這樣與三十年前的路線又有何異？」
而這兩代人也都同意，在當下的困境裏，香港需要被放到更大的歷史脈絡中，才能尋找未來出路。
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無法歸為泛民或建制的新世代議員共取得38萬張選票，得到將近五分之一選民的支持。張潔平分析，這只能代表選民不滿意舊的，並不表示他們認同新的政治力量。
回到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無法歸為泛民或建制的新世代議員共取得38萬張選票，得到將近五分之一選民的支持。張潔平分析，這只能代表選民不滿意舊的，並不表示他們認同新的政治力量；鍾耀華也認為，選民想讓主張民主自決或本土的人試試看，至於後續如何，仍有待觀察。
羅永生對此次選舉的觀察，除了世代交替與泛民內部的更新之外，也是對雨傘運動「非暴力抗爭」路線的重新確認，更是對香港認同問題的轉換：從曖昧不明的民主回歸框架裏走出來，而且不會回頭。
在台灣的新書發表會中，無論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抑或是「今日台灣，明日香港」，近年來的變化總讓人習慣於兩地的相互參照。
一位香港聽眾在會後發表感想：「香港人不能忘記想要得到民主的想法，很多人認為只要生活安定就好。在香港的教育下，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其實是很少的。」台灣聽眾也回應：「台灣人的小確幸是建立在我們不知道自己的歷史上。台灣人要更了解自己，才能知道我們現在的自由有多可貴。」
另外，也有聽眾提出疑問：「香港最近崛起的本土派，是不是借鏡過去台灣民進黨的抗爭路線？」羅永生答覆道，台港本土派之間的互動確實密切，但都流於形式，「從台灣拿回來的經驗實際上真能運作嗎？我想唯有雙方深度交心，才能打開真正的對話。」鍾耀華與張潔平也認為，除了經驗學習之外，更重要的是「回到歷史脈絡」反思自身，才能有所啟發，並足以檢視兩地的經驗能否有效運作。
在中共極權政治之下，似乎也串連起兩岸三地的人，忽遠又忽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