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至27日，中共即將在北京召開十八屆六中全會。這是2012十八大形成的領導層，最後一次召開有實質性內容的中央全會。在十八大報告確立「全面實現小康」，三中全會討論「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會明細「全面依法治國」之後，六中全會將以「全面從嚴治黨」為主題，為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的「四個全面」作一總結。
六中全會即將審議並通過兩項重磅治黨文件，鎂光燈自然會落在改革開放以來最受矚目的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身上。
十八大以來，中共面對更嚴峻的經濟下行、社會矛盾以及國際安全形勢挑戰，嘗試以廉潔、團結打造新的合法性來源。王岐山作為頭號「黨鞭」，無疑成為這一合法性工程的頭號設計師。在雷厲風行的4年內，除了肅貪反腐，王也與總書記習近平一道，以顯著不同於往屆領導層的要求，嘗試把黨紀（甚至是只能意會不可言傳的「規矩」）的緊窄外衣，包裹在慵懶糅雜，近9千萬的黨員隊伍身上，要求他們整齊劃一做出各種高難度動作：如讓幹部減少包括合法福利在內的軟性收入，同時戒掉慵懶作風，積極貫徹中央政策。
而隨著今年68歲的王岐山接近他政治生涯的終點，這名中共黨鞭即將留下的，是一個重新向原教旨主義靠攏的執政黨。
顛覆江胡時代的執政黨
幾年來，中共向原教旨主義的靠攏，顛覆了過去近20年的演化趨勢。
《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中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但實際上，中共已經向「全民黨」的方向大步邁進。江澤民在其第二個任期即將結束的2000年，提出「三個代表」，其中「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為資本家入黨敞開大門。
這一提法，曾經引來黨內強硬派的質疑，更有在改革開放之初就遠赴朝鮮進修經濟學的時任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的「妄議」。但有江在黨內的權威護航，「三個代表」很快得以確立，並在2002年的十六大寫入黨章。張德江也在兩年後表示，在浙江工作期間，加深了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認識。「三個代表」和允許資本家入黨，意味著中共向傳統意義上的對立階級打開大門，標誌著中共包容度和黨員多元化程度的顯著上升。
到了缺乏個人權威的胡錦濤年代，政治相對開明的團派幹部大量佔據中高層職位，加之2008年奧運，更需要以寬容形象示人，中共實質上出現了意識形態上的明顯分派。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與重慶省委書記薄熙來著名的「蛋糕論」之爭，這兩名副國級官員高調的隔空辯論，代表了黨內對經濟發展與財富再分配關係的兩種思路。
同時期，即使在政治局常委會中，也有不少觀點碰撞。
2011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人大報告中指出，中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同年兩會餘下期間，吳以外的8名政治局常委參加人大不同代表團分組討論時，5人均表示「完全贊同」吳的報告。只有胡錦濤、温家寶和賀國強對吳的報告隻字不提，其中温還在任內多次高調呼籲政治體制改革，中共高層出現「思想多元化」的結論已經呼之欲出。
但十八大之後，無論是魚龍混雜的黨員隊伍，或是黨內七嘴八舌的討論氛圍，都不是總書記習近平所能容忍的。
而在龐大的治黨工程中，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執起黨鞭，指引中共向政治光譜的原教旨主義一側大步行進。正如王在今年1月的中紀委六次全會的工作報告中提到的：「黨章……每一條都凝結着黨的建設的歷史經驗，是共產黨人的『原教旨』，是全黨必須遵循的根本行為規範」。
「核心意識」籠罩下的政治新規矩
本月下旬即將舉行的六中全會，王岐山無疑是最關鍵的操盤手。從牌面上看，黨務總管劉雲山是中央黨建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王岐山是副組長。但劉的角色無法與王相提並論。
從劉雲山過去四年的公開報道可以看出，他在其主管的黨建、意識形態和宣傳的個人思想不多。這些特點都與王岐山明顯不同。
而也有政論者留意到，在六中全會之前，劉雲山竟然外訪蒙古、希臘和匈牙利三國，剛好涵蓋整個內地國慶黃金周，休假性質明顯。劉在本次六中全會中的角色可見一斑。
9月27日中共政治局舉行會議，決定了六中全會的具體時間，並聽取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稿在黨內外一定範圍徵求意見的情況報告，決定根據這次會議討論的意見進行修改後將文件稿提請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
不少評論者已經指出，1980年中共曾經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份準則以反思文革、總結歷史教訓為基調，內容包括「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發揚黨內民主，正確對待不同意見」以及「保障黨員的權利不受侵犯」。而7月26日的政治局會議指出：「同時一個時期以來，黨內政治生活中也出現了一些突出問題……有必要制定一部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準則」。
從公開報道可以明顯看出，高層最憂慮的「突出問題」，當數周永康、令計劃案暴露出的政治忠誠問題。
7月的會議公報續稱：「新形勢下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重點是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關鍵是高級幹部特別是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
由此可見，這份不會代替1980年準則的新文件，即將嘗試明確中共黨內規章一直模糊的領域——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會的關係。
然而，這並非中共首次作出這類嘗試，80年代後期，趙紫陽時代的政治體制改革設想中，中共也曾經想界定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員會之間關係的具體規則。
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曾經在討論中提出：「 我們往往過分強調核心，變成了政治局領導中央委員會，常委領導政治局、書記處。 缺了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局置於中委監督之下，常委置於政治局監督之下。」趙紫陽指，這種劃分是必須的，並作出具體建議：「 能不能這樣劃分：常委會決定日常問題，政治局決定重大問題，書記處是政治局的辦事機構。」（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趙紫陽文集》第三卷 P468）
趙紫陽當時的擔憂，是「過分強調核心」，這顯然並非本屆領導層的擔憂。今年1月份，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首次系統的提出包括「核心意識」在內的「四大意識」，各省部級單位隨後紛紛表態支持，部分更進一步細化至「支持習近平總書記這個核心」。本月即將出台的這份準則，相信是政治局常委會從政治局、中央委員會的進一步收權。也有政論人士猜測，六中全會會以某種方式確定習在黨內的「核心」地位。
另一份六中全會即將審議的文件，是修訂版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近4年來，王岐山主導下訂立或修訂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等多項治黨條例，六中全會即將通過的黨內監督條例，也會成為王岐山「制度創新」的又一項成果。在黨內條例操作性逐漸提升的時候，王岐山也堅信中共能自己解決腐敗問題，這一點和總書記習近平高度一致。
當「開明」遇上從嚴治黨
2015年2月，王岐山在紀檢監察系統老幹部新春團拜會發表講話時指出：「這就是總書記說的：人家老說咱們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還就不信這個邪！我們就是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本質特徵。我們應該有這個自信，就是我們發現了自己的問題，我們自己能夠解決。」
這與黨內部分開明派的觀點並不一致。在2014年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四中全會開幕前夕，《人民日報》原副總編周瑞金以「皇甫欣平」的筆名發表三萬字長文《終結腐敗》，為反腐制度化建言。文章指出，反腐的制度化需要「七位一體」，包括政黨、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審計機關、公民社會和私人部門七個方面共同發揮作用。
這位曾以「皇甫平」為筆名在南巡前高壓的政治氣氛中打破沉寂呼籲改革的媒體人，這次建言並沒有被採納，黨內法規完善仍然壟斷了所有反腐制度化的議程。允許在內地主流媒體傳播的這篇文章的刪節版本中，「公民社會」、「私人部門」的論述都被沒有出現，原文僅能在主頁已無法打開的「共識網上」找到。
師從開明派改革先鋒杜潤生的王岐山，曾經被視為中共內部的自由派。1980年代，被視為代表中國當時知識分子思想前言的《走向未來叢書》出版，王岐山擔任編委。這一在叢書的作者名單中不缺乏金觀濤、茅於軾、陳子明等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代表。王在80年代的經歷，也決定了他明顯有別於其他人的言行。例如，王是首個用源自西方政治學理論的合法性概念，公開談論共產黨執政的領導人；他也公開推薦著名政治學者托克維爾（Tocquev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今年年初，自稱與王岐山有「師生之誼」的紅二代地產巨頭、中共黨員任志強公開批評習近平「黨媒姓黨」的提法，隨後微博賬號被刪除，被多個官方媒體立案番口誅筆伐，部分學者稱為「十日文革」。2月29日，王岐山麾下的紀委媒體《中國紀檢監察報》發文《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文章指出，「周武王身邊不乏諤諤之士，最後能夠成就大業；殷紂王周圍都是趨炎附勢之徒，最後亡國亡身」。文章在輿論緊控的兩會期間廣泛傳播，不少人認為這是王岐山對任志強甚至是黨內批評聲音的一種保護。
但同時，王岐山也有很多與他偏自由派經歷背道而馳，甚至截然相反的言行。他曾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就意味着主動放棄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就必須多盡一份義務，就要在政治上講忠誠、組織上講服從、行動上講紀律」。
王岐山這一罕有回答公民法定權利與黨內條例衝突的表述，並非來自於對習近平觀點的重複。一年之後，「放棄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成功上升到制度層面。而2015年10月的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新版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加入另一條大家如今耳熟能詳的可治罪條目：「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破壞黨的集中統一」。《條例》規定，這一行為若情節嚴重，即可開除黨籍。2014年5月，王還提到：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政黨，黨是領導一切的。這一提法從2000年後，已經很久不見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公開講話中。王岐山不僅重提，還在之後多次重複。這一源自毛時代、強調中共在國家生活各方面中絕對權威的提法，也終於在今年1月出現在較少有公開報道的政治局常委會報道上，但更為簡練：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理論上將在十九大退休的王岐山，從右到左的遊走很難用「打左燈向右轉」或「打右燈向左轉」等定論簡單概括。
擁有文革時期的知青經歷，王岐山應該深知中國基層的法治不彰，以及下級官員應對高層政令的狡黠與韌性。王來自國民黨家庭，卻成了中共80年代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姚依林的女婿，證明他深諳中共政治規則，其政治表現也足以獲得保守派信任。而他對於世界主流文明的理解程度，約決不止於能背下書名。王的自信還來自於他仕途中多次處理高難度問題，包括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廣東經濟、2003年非典中的北京、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等等。
而作為黨鞭的王岐山，在強勢領導人習近平嚴格限定的活動範圍內，仍然能做出在政治光譜左端的自選動作，則說明他並非單純迎合習近平。但無論用皈依者的狂熱，或是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心態來分析「黨鞭」的言行，都不能否認這樣一個事實：他雖然能看到中共改革的迫切性，卻執行了一套與世界潮流相反的解決方法。
而一旦使用了這套方法，即使擁有習近平在今年七一講話引用毛澤東詩詞「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豪情和決心，也很難逃離擊鼓傳花的邏輯。
（孫筱樺，香港傳媒人，時政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