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總統杜特地自六月就職以來，因「反毒戰」成為國際焦點，其口無遮攔的作風，更多次引起外交風波。杜特地在東盟高峰會前夕辱罵美國總統奧巴馬為「妓女之子」，令美方取消原定的兩國總統會面，惹來《經濟學人》上周一改其正經論政風格，以「去他的外交！（“Fuck diplomacy!”）」為副題，撰文調侃杜特地的出格言論。但七月底的民調顯示，菲律賓民眾對杜特地的信任度逾九成，在中低收入以及低收入階層間的信任度甚至高達92%，顯示其民望未有隨著他接連失言與反毒戰引發之爭議所累。
同時，外媒也分析杜特地上台預示美菲關係的轉向，例如他主張與中國就南海爭議談判、要求美國特種部隊撤出南部棉蘭老島的反恐前沿、單方面宣佈停止參與美方主導的南海聯合巡邏，甚至計劃向中俄兩國入口軍備等。但杜特地在媒體上的「狂人」形象，除卻嘩眾獵奇的色彩，其實更準確地體現了菲律賓以至東南亞國家對待中美爭霸下的外交務實主義，同時折射菲律賓社會渴望脫離美國「後花園」宿命的民意所向。
但杜特地在媒體上的「狂人」形象，除卻嘩眾獵奇的色彩，其實更準確地體現了菲律賓以至東南亞國家對待中美爭霸下的外交務實主義，同時折射菲律賓社會渴望脫離美國「後花園」宿命的民意所向。
杜特地「狂言」背後的盤算
沒有甚麼比屢屢為杜特地失言打圓場的菲律賓外長雅賽（Perfecto Yasay）最近在華府的演說，更能點出這種務實主義與國族意識的交纏。雅賽公開重提美國殖民菲律賓的歷史，聲言「我們不能永遠被美國視為『棕色皮膚小弟』」、「菲律賓需要發展並成為國民與下一代的『老大哥』」，並強調菲律賓需要建立自身的外交政策、以本國利益優先。如果不跳脫中美博奕正邪兩立的淺薄史觀，就難以理解杜特地「狂言」背後的政治盤算與歷史脈絡。
首先，杜特地的反美姿態有其堅實的民意支持，不能被視作是他本人獨斷妄言的表現。對美立場本來就是這屆菲律賓大選的重要副旋律：早在去年五月、菲律賓大選投票日一年前，當時的總統候選人大熱、女參議員格蕾絲·傅（Grace Poe，台譯柏吾）就因為鬧出美國國籍風波而人氣大挫，更一度被選舉委員會取消參選資格。時任達沃市市長的杜特地宣佈參選時，曾公開表示這場風波，正是他決意參選的緣由。
杜特地為此甚至說過：「我對格蕾斯本人沒有意見。但給我一個伊富高人或巴瑤族人（按：分別是菲律賓的山區原住民與海上遊牧民族），給我一個水喉匠、木匠，或是會計師，只要他們都是菲律賓人。不要給我一個非我族類。(“I have nothing against Grace. But give me an Ifugao, Badjao. Give me a plumber, a carpenter, or an accountant as long as they are Filipino. Don’t give me someone who is not Filipino.”)」 如此，杜特地既強調「菲人治菲」的從政理念，亦不忘向弱勢邊緣社群展示團結，都與出身名門望族、親美色彩濃厚的格蕾絲·傅構成鮮明對比。這一點，再加上他著重基建民生、反貪打毒的施政綱領，都是其競選工程此後無往而不利，穩守新興中產階級、草根大眾與海外移工群體支持的原因。
「美菲關係急轉彎」言過其實
這亦說明，阿基諾三世（台譯艾奎諾三世）執政時藉華資貪腐醜聞與南海爭端做文章、出動親美反華攻勢打擊政敵阿羅約夫人（Gloria Macapagal Arroyo）的策略，並未如外界想像般，引起國人的同仇敵愾。事實上，菲律賓對於美國扶植、包庇獨裁者馬可斯與朋黨家族的殖民歷史記憶猶新；時至今日，民間亦長期有反美軍基地的呼聲。正如反美與反華意識不相伯仲，菲律賓要與美中兩國分別結盟合作，亦同樣是出於歷史原因與時勢所迫之下的現實選擇，沒有絕對的正邪之分。
正如反美與反華意識不相伯仲，菲律賓要與美中兩國分別結盟合作，亦同樣是出於歷史原因與時勢所迫之下的現實選擇，沒有絕對的正邪之分。
因此，與其說杜特地「親中」，倒不如說，杜特地對菲律賓之於美國和中國的特殊地緣位置，有著更務實的理解。對菲律賓來說，作為經濟與軍事實力俱弱的小國，在中美對奕前沿的夾縫處游走取利，總比靠邊站的零和邏輯來得實際。
杜特地為何敢於公然反嗆美國？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菲律賓在美國亞太戰略的角色同樣舉足輕重，屬美國在東南亞的重點盟友。日本期刊《外交家》駐華盛頓副總編輯Prashanth Parameswaran於月前曾分析指，美國重視美菲關係的戰略意義，主要基於三重考量：一，美國仍然擁有菲律賓不少軍事設施的使用權（當中包括美國在蘇比克灣的前海軍基地），而菲律賓與美國在2014年簽署通過的《加強國防合作協議》（EDCA）更加是白宮的強心針；二，較少人注意到的是，馬尼拉一直有積極拓展與日本、澳洲為首的美國亞太盟友的國防合作關係，有助美國擴大區域領導實力；最後，南海仲裁案令菲律賓成為國際法規以至「普世價值」的區域代言人，有利各國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區域秩序（rule-based order），亦符合美國在南海的國防利益。
而上述考量，不一定會隨著杜特地執政而有明顯的轉變。關鍵是，杜特地也許是借「反毒戰」粉飾肅清政敵之實，但他本人一則難以全盤推翻前朝建立下來的雙邊關係碩果；其次，他斷不會不清楚得失軍方支持的政治風險。對缺乏名門家族承襲政治資本的杜特地來說，他在現階段最不能貿然進犯的，正正是過往有多次策動政變往績的菲律賓軍方。
是故，杜特地政府在上月宣佈一律削減衛生局、農業、外務部與政府常設營運公共開支的同時，卻乘南海局勢乘溫，大幅增加國防預算達15%，以推動軍隊現代化及應對南部反恐的需要。這都說明了他積極鞏固軍方的支持，在國防政策上，亦並未有偏離前朝的軌跡。
美菲歷史夙怨削人權論述之效
而今天的美菲關係展望，也離不開兩國的百年歷史恩怨脈絡。二戰爆發初期，不少菲律賓精英與知識份子曾經對日本宣傳的「大東亞共榮圈」願景有所期許，寄望日治能助菲國脫離被西方列強殖民宰制的宿命。到日本在1941年入侵菲律賓，美菲盟軍因為錯估形勢，在翌年的巴丹半島戰役失守；當時的指揮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上將（Douglas MacArthur）丟下一句「我會回來 (“I shall return”)」就撤退到澳洲。一直到兩年後，麥克阿瑟才再率領盟軍反攻日本，期時日治下的菲律賓早已死傷枕籍、生靈塗炭，不少倖存者在戰後對此難以釋懷。
二戰結束後，菲律賓終以貿易協議與美軍基地合同換取獨立，但美國介入越南的冷戰亞洲部署，造就了「美國小弟」、獨裁者馬可斯的崛起。學者大多相信，當時美國政府與情報單位早已知悉馬可斯的戰時英勇事蹟為杜撰故事，卻照樣協助馬可斯陣營操縱選舉、鞏固權力，以至動用親美媒體為之歌功頌德。而在戰時組織游擊隊奮勇抗日的左翼武裝組織，卻因反共之名，淪為被血腥清剿的對象。這些殘餘武裝勢力在菲律賓的山區有如不滅星火，加劇法外處決的暴力循環，直至最近杜特地上台，才終見和解契機。但南部照樣動盪不已，戰火最近甚至蔓延到杜特地的政治生涯起點、有全國管治模範美名的達沃市，這都令杜特地不得不延續對美國軍事援助的依賴。
馬可斯執政期間的反對派領袖阿基諾二世，年少時曾任駐外記者採訪韓戰，對美國在亞洲的政治介入有切身觀察。本來出身政治世家的他，因此對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冒起，不無同情。他當年曾經寫道，「對亞洲人以言，所謂『共產主義得勢會失去公民權利』的西方說詞是無意義的……對他們來說，『民主』和『壓迫』是同義詞。」諷刺的是，阿基諾二世後來成為馬可斯的政治宿敵，期間被打成共產主義份子下獄，又被迫流亡美國，最後在1983年回國後迅即被暗殺，敲響革命之鐘。但阿基諾二世這句話，毋寧是一語成讖，道破「菲律賓式民主」的吊詭、西方人權話語的蒼白疲弱。
一如任何歐洲殖民地或曾經遭遇西方挫敗的第三世界國家，如果真要談人權與公義，歷史的帳又該當如何說起？杜特地講的話，正是不少菲律賓草根大眾的心聲。歷史固然不能合理化犬儒的道德相對主義，卻能解釋菲律賓人對美國愛恨交織的情感、對人權問題的不置可否，其實一體兩面、互為因果。
杜特地現象，也許是呼應全球「強人政治」與民粹主義的回歸；但把杜特地的狂言貶為鬧劇，卻無疑令我們易於忽視，他其實正在收割一股更難以普世價值論述梳理導正、與菲律賓國族意識密不可分的情感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