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元朗橫洲公屋發展計劃，政府棄綠化地保棕地（Brownfield），擱置收回主要用作車場、回收場的棕土範圍，改為發展附近的綠化地帶，需要逼遷三條非原居民村，亦由原訂興建17000個公屋單位縮減為4000個，做法惹來非議。
事件隨著候任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受恐嚇一事，得以提升至全港關注層面。雖然官方解釋並非「欺善怕惡」（編按：指怕鄉紳犧牲非原居民），亦非全盤放棄，只是分階段進行，但不見政府對收回棕土的階段有具體時間表。日前發展局長陳茂波、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會見朱凱廸及姚松炎時，更承認署方就計劃只向鄉事巨頭「摸底」，沒有作公眾諮詢，更遑論受影響的非原居民。及後有政府內部文件流出，揭發特首梁振英親自主持橫洲發展工作小組會議，一來證實特首知悉「摸底」內容，二來文件亦證實基於「摸底」結果而改變發展計劃，先發展綠化地帶興建公屋。連日來的揭發和解話，只令市民對「官鄉商黑」印象更深。
新界土地問題的「黑」，非新鮮事。除了時有聽見的暴力收地、突然的倒泥毀農地、「套丁」猖獗、各大發展商的開發大計等事件外，從政府的新界規劃方式中，亦可窺看到當中的「潛規則」，如何不公義。
我們就舉以下四例子，加以說明：
一、龍鼓灘一直不設執管權
早前有環保團體揭發龍鼓灘有濕地被傾倒泥頭，但龍鼓灘一直未受法定圖則管制，儼如城市規劃的「三不管」地帶。規劃署要有權管制該地，先要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DPA Plan），但規劃署一直推卻，只以「資源許可」和「適時檢討」，作為迴避規管的藉口。眾所周知，龍鼓灘是劉皇發（發叔）地頭（地盤），當局欠合理解釋，難免令人懷疑是厚待鄉事，「放生」龍鼓灘。
二、縱容新市鎮綠化地帶「棕土化」
因為歷史原因，1990年以前的鄉郊土地沒有受法定圖則規劃土地用途，政府一直只能以「集體官批」（Block Crown Lease）規管農地用途。但經過1983年著名的「生發案」後，法院判定了集體官批對土地的臨時用途毫無約束力，官批上註明的用途如廁所僅是描述性質，土地擁有者可以不依從，各類貨櫃場車場等「無王管」問題因而蔓延。
到1990至91年，政府才正式修訂《城市規劃條例》，對新界鄉郊土地製訂 DPA Plan，先就土地用途作凍結調查，令規劃署對鄉郊範圍中的違例發展有執管權。這些受 DPA Plan 覆蓋的範圍，其後會以分區計劃大綱圖（OZP）覆蓋，但因 DPA Plan 而存有的執管權仍然存在。
然而，早已被 OZP 覆蓋的新市鎮及市區範圍，一直沒有被 DPA Plan 覆蓋，面對綠化地帶被破壞變成棕土，如元朗工業邨及大埔教育大學旁一帶，棕土不斷蔓延，但規劃署一直無權執法。當民間追問何以不能修改城市規劃條例（城規條例），重新對已受 OZP 覆蓋的範圍進行執管，官方只不斷以問題複雜推搪。但當年正是政府沒有將執管權延伸至新市鎮及市區，就種下禍根延至今天。
三、「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無依據擴張
「鄉村式發展」地帶（俗稱 V Zone，在新界的 V Zone 主要是涵蓋認可原居民鄉村的範圍）面積的爭論，在近年邊境禁區開放範圍及「不包括土地」的新法定圖則製訂時出現。原居民村代表一方，往往搬出己村未來十年合資格申建丁屋的男丁數字，以合理化 V Zone 的擴大。
既有趣又悲哀的是，從來這些由村代表提供的十年建丁屋需求，村代表說多少就多少，分區地政處沒有就此作核實，而規劃署再以地政處沒有核實的數字去劃出 V Zone 範圍。更奇怪的是，沒有核實數字的澄清均會寫在相關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文件中（註），從來無人質疑，圖則照樣通過。地政總署、規劃署及城規會，一直為遷就丁屋政策而作出缺客觀理據的規劃，實屬荒謬。
四、順著囤地佈局而劃的「綜合發展區」
再宏觀一點看整個新界版圖。除了政府如火如荼推進的新界東北、元朗南及洪水橋新發展區及大型發展區外，新界中部還有大片平原土地，有潛在的大興土木危機。運輸及房屋局（運房局）於2014年公布的「我們未來的鐵路」研究，重提以前曾構思過的港鐵北環線，連接錦上路站及未來的古洞站，駁通東西兩鐵。途中經過凹頭、牛潭尾、新田，有機會設北環線站，屆時三區很有可能面臨「被發展」。
其實這三區被發展的命運，不獨是北環線到來才發生。這三區各有形狀不規則的「綜合發展區」地帶（CDA zone），並且在1990年代的法定圖則上就開始存在。「綜合發展區」規劃原意，美其名是鼓勵整合土地業權以作大型綜合發展，其實是縱容發展商囤地的規劃。
早在八九十年代，已有大發展商在三區囤地，到90年代初城規會制訂 OZP 時，就在此三區劃出奇怪形狀的 CDA。這三區 CDA 範圍的地權，各由主要大地產商佔大部分。若非政府配合地產商囤地，難以解釋為何90年代就在這些鄉郊區域劃出形狀不規則的 CDA。目前新田那幅蝴蝶形 CDA（見上圖）主要是草披及荒廢農地；牛潭尾 CDA 內主要有漁塘戶及非原居民村落，但已陸續有收地逼遷的個案發生；而凹頭的 CDA 則已逐步被發展。
以發展主義角度去看，以上一切可謂理所當然，但政府整個規劃由最初起就是鼓勵囤地、縱容囤地、造就大發展商受惠、扼殺鄉郊社區的留存，所謂的發展就是將各種社會成本「界外化」，讓他人承擔。當北環線真正到來，為地區帶來升值潛力，就是現有村落及農田的死期。
是「權宜」，還是製造矛盾？
以上的四大例子，檢閱了政府規劃管制的缺失、對丁屋發展的放任，及對大發展商的造就，始於殖民年代延至今日。此等規劃，不只明顯遷就鄉事，還便利大商家，及所有受惠於新界土地破壞土地發展的群體。反而在地居住的村民、農戶及魚塘戶，都是被規劃排擠的一眾。有這一切明目張膽的「潛規劃」，難以說服公眾政府毫無偏袒、毫無欺善怕惡。
研究殖民時代新界管治的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博士，曾分析到1970年代殖民政府推出丁屋政策，乃「權宜」之計，為著背後更重要的開發新界大計。今天看來，這一切難以自圓其說的新界規劃方式，已不只是「權宜」，而是不斷種下禍根，挑撥起社會矛盾。如今政府難以對自己橫洲發展的（先） 「棄綠保棕」自圓其說，相信將來有更多的自製矛盾曝露於人前。
（陸佳兒，本土研究社成員）
註：例如谷埔，鳳坑及榕樹凹分區規劃圖編號S/NE-KP/B的城規會文件（會議日期：29-1-2016），第6頁註釋1：“As advised by DLO/N, LandsD, the 10-year Small House demand forecasts are provided by the respective IIRs without any supporting evidence and his office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figures.”
“IIRs”的全稱是“Indigenous Inhabitants Representatives”，即「原居民村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