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選立法會? 觀點 立法會選舉之後

陳永政:政局膠著才是香港良機

目前情況膠著,反而有利大局,因為這正好能給予香港亟需的緩衝時間,讓各方(特別是北京)放慢下來……


陳永政:隨著政局重新陷入膠著,建制派以至北京將難以隨意出手全面掌控香港。
陳永政:隨著政局重新陷入膠著,建制派以至北京將難以隨意出手全面掌控香港。攝:盧翊銘/端傳媒

香港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挾不公平的選舉制度,建制派再次輸了民意,卻在議席數目佔優。不過,70個議席之中,非建制派仍佔30個議席,重大議案的 「1/3 議席否決權」,以及能阻止修改議事規則的「分組點票否決權」,仍牢牢控在非建制派手中。非建制派與建制派雙方得票率維持在 55:45,經歷了政改爭議、雨傘佔領運動、拉布、反拉布、反佔領運動、旺角衝突,及雙方大量動員的兩年後,這次選舉顯示,雙方的政治實力對比彷彿又回到原點,依然是誰也勝不了誰的狀況。

然而筆者認為,目前情況膠著,反而有利大局,因為這正好能給予香港亟需的緩衝時間,讓各方(特別是北京)放慢下來,重新思索究竟我們是要繼續步向長期鬥爭的不歸路,還是趁尚有轉圜餘地,重啟談判。

立選結果避開嚴重衝突

首先,若今次立法會建制派大勝,衝突升級勢必難免。自政改爭議展開以來,白皮書8.31決定、周融的反佔領運動、梁振英鬥爭為綱的處事作風、Vote Them Out 的呼籲、陳文敏任命事件、銅鑼灣書店負責人「被失蹤」事件,以至最近的立法會選舉有候選人因政見被禁止參選,及選舉前後傳出候選人被恐嚇的消息等一連串事件,處處可見北京的身影及其在港代理人的各種操作。中央彷彿正以全面掌控香港為目標步步進迫,「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幾成虛語。

建制派選前民調上有壓倒泛民的聲勢,假若立法會選舉非建制派大敗,來自北京的進迫與打壓恐怕會變本加厲。因為若果建制派成功全面控制議會四年,便可透過立法、修改議事規則,甚至修改《基本法》為手段,全面削弱非建制派賴以反抗的資源。換言之,若建制派大勝,對北京陣營而言,那將是以短期決戰全面制伏香港反對派的黃金機會,餘下四年,反對派離開體制抗爭,雙方嚴重衡突必會是主旋律。

反之,若然非建制派奇蹟大勝,而取得立法會全體過半議席,嚴重衝突亦會無法避免。一方面是非建派必會認定機不可失而盡力迫使政府妥協。但另一方面則是若北京認為香港失控,特別是認為主張港獨的政治力量成功發展成主流,它就很有可能急於出手,加強打壓,以奪回主導權。換言之,無論是任何一方大勝,最可能的結局都是因為其中一方覺得無必要談判,而致使本身已相當嚴重的政治衝突進一步升級。

可幸的是,今次選舉結果剛好避開了最差狀況。隨著政局重新陷入膠著,建制派以至北京將難以隨意出手全面掌控香港。上一屆立法會已可看出,當政權總體上失去公民社會支持,而立法會中的反對派又以各種手段拉布,即使政府及建制派可挾其過半議席,強行推動一些民間強烈反對的法案和政策,他們亦必須付出高昂政治成本。而且拉布更會對建制派議員造成直接精神、體力和時間上的壓力和打擊。

今屆立法會尚未召開,但已傳出消息指建制派議員多對主席一職無興趣,亦有建制派議員表示必須讓泛民重掌部分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以免不停對抗。非建制派議會抗爭的威力,於此亦可睹一二。如是,未來數年,如果政府、建制派,以至北京仍銳意以鬥爭為綱,以強力剷平香港反對力量為主要目標,則非建制派,以至公民社會勢必將政府及建制派拉入抗爭的泥沼,即使最終不能獲勝,仍然有能力令抗爭曠日費時,並讓政權及其支持者付出極大代價。

緩和衝突,重建談判基礎

然而,正因為雙方極有可能陷入泥沼,香港才有希望迴避這種狀況。有能力作戰,才有實力言和,這是政治世界不變的原則。雙方陷入膠著,其實正好能為將來談判製造空間。只要雙方冷靜下來,便會明白在短時間內,誰也不能摧毀對方,而繼續單純地鬥爭並不能帶來任何利益。換言之,慢慢讓衝突降級,一步步為將來談判建立條件,這將會是香港的最佳出路。

這當然極其困難,因為雙方都未必有這樣的意願,而在劍拔弩張的繃緊情勢下,嚴重不信任,甚至敵意,更可能致使任何對話都無從展開。因此要步向談判,就必須令情勢降級,而第一步就是緩和衝突。

這次選舉,正好為雙方緩和衝突提供一定誘因。這一方面是因為建制派總體上仍主導局面,北京無必要急於出手,可以先觀察新興的非建制派政治力量,再作回應。而另一方面,隨著非建制派中「本土自決」勢力的興起,與泛民建制成鼎足之勢,非建制派在制度層面的洗牌總算初步完成。未來數月,泛民與本土自決派都必須花上大量精力重新發展組織、鞏固支持、整合陣營。特別是本土自決派的新任議員,必須忙於將立法會議席的制度資源轉化成政治能量,如擴充團隊、推展社區網絡建設計劃等。

因此,抗爭故然仍是非建制派的一大功能及政治能量來源,但他們同時亦要面對大量林林總總的發展挑戰。只要政府停止挑釁,並停止推動一些引起公憤的政策或法案,雙方要短暫地喘息,甚至在互相戒備的前提下,進行某種形式的合作,並非全然不可能。例如,如果政府願意就土地及鄉郊發展與本土自決派的議員討論,很難想像這幾位新晉議員會斬釘截鐵地拒絕。這種短暫地為局面降溫的做法可能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從重建談判基礎的角度看,每一步緩和都是極為重要的轉圜空間。

為何對話談判不可棄?

不過,兩邊陣營都可能有人會問:「時至今日,為何還想著對話談判?」特別是非建制派陣營,歷經多年打壓、欺騙、失望、憤怒後,為何仍要思考談判的可能?收拾心情,全面開戰,豈不更合理?筆者承認,某意義上,想著要談判,的確有點癡人說夢。但是基於兩個理由,筆者認為香港人仍不應輕易放過談判和解的可能。

第一,策略上,完全放棄談判的進路只會簡化對手的選擇,令對手能更簡單、廉價地團結陣營以推動高壓政策,因而使對手的物質及制度資源優勢得到最大發揮。試想,單是香港的建制派就已經不是鐵板一塊,中共內部更加是山頭林立,要統一不同派系對港政策,然後再要在港建制力量隊型一致地忠實執行,困難其實應該不少。單看近日《成報》與《大公報》有關梁振英的罵戰及背後不同勢力的身影,就可見中共對香港不可能只有一套看法。香港自由黨與梁振英政權的分歧更已完全公開,其他建制派對時局相信亦是各有看法,甚至各懷鬼胎。

然而,如果非建制派很純粹地只推動實力上對抗,而自絕所有談判的可能,則中共建制一方無論任何派別,都會明白只能用實力鎮壓香港的反對力量。任何主和的聲音都會自動消失,這便大大地減低中共協調路線與策略的成本。而中共在財政、公權力及武力方面的絕對優勢,便可在以實力打壓的路線上毫無限制地發揮出來。

任何戰略,都必定以最大化自身的行動自由,並盡量限制對手的行動自由為基本原則。「談判和解」路線,有助讓對手內部的溫和派牽制強硬派,令其硬實力優勢較難完整地發揮。因此,即使抗爭是非建制陣營的主策,「談判」作為副策仍不可輕易放棄。

第二,道義上,筆者始終認為合乎尊嚴的和平(dignified peace),比玉石俱焚來得有價值。凡是對抗打鬥,只有三種可能結果:勝、敗、談判和解。實力上,香港絕對無法壓到中共,而如果我們拒絕放棄抵抗,又拒絕任何談判和解的可能,則基本上只是等待玉石俱焚的結局。這在道德上無疑有其高尚可敬之處,更是人之為人、香港人之為香港人可敬的地方。不過,這不但成本極大,更會牽連到社會上不願意犧牲的人。如果我們不試著尋找成本較低的方法,而一心想著不計任何代價犧牲地抗爭,道義上很難說得過去。當然,筆者並非主張無底線地妥協,但若合乎尊嚴的和平仍有可能達致,則絕不應輕易放棄。

立法會選舉過後,香港面前是兩條分岔路。其一是北京繼續堅持強硬對待香港事務,致使港人繼續離心離德,反抗力量與政權周旋到底,而香港整體陷入鬥爭的泥沼之中。另一條路,則是務實地以這次立法會選舉為契機,改絃更張,撤換梁振英,讓局勢逐步降溫,為以後談判奠下基礎。無奈的是,由於主要權力都在北京及香港政府手上,是和是戰,主動權很大程度在權力者手中。

回歸以來,十數年抗爭幾近從未停止,而經過數年政改爭議、動員對抗,走了一圈,又重回原點。不過正正是因為走了一圈,我們看到即使經歷大規模對抗動員過後,香港仍是膠著狀態,沒有一方能斷言勝利,因此筆者對「談判和解」以達成合乎尊嚴的和平這出路,仍未絕望。

(陳永政,旅星香港學者,耶魯—新加坡國大學院(Yale-NUS College)助理教授)

香港 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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