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挾不公平的選舉制度，建制派再次輸了民意，卻在議席數目佔優。不過，70個議席之中，非建制派仍佔30個議席，重大議案的 「1／3 議席否決權」，以及能阻止修改議事規則的「分組點票否決權」，仍牢牢控在非建制派手中。非建制派與建制派雙方得票率維持在 55:45，經歷了政改爭議、雨傘佔領運動、拉布、反拉布、反佔領運動、旺角衝突，及雙方大量動員的兩年後，這次選舉顯示，雙方的政治實力對比彷彿又回到原點，依然是誰也勝不了誰的狀況。
然而筆者認為，目前情況膠著，反而有利大局，因為這正好能給予香港亟需的緩衝時間，讓各方（特別是北京）放慢下來，重新思索究竟我們是要繼續步向長期鬥爭的不歸路，還是趁尚有轉圜餘地，重啟談判。
立選結果避開嚴重衝突
首先，若今次立法會建制派大勝，衝突升級勢必難免。自政改爭議展開以來，白皮書、8．31決定、周融的反佔領運動、梁振英鬥爭為綱的處事作風、Vote Them Out 的呼籲、陳文敏任命事件、銅鑼灣書店負責人「被失蹤」事件，以至最近的立法會選舉有候選人因政見被禁止參選，及選舉前後傳出候選人被恐嚇的消息等一連串事件，處處可見北京的身影及其在港代理人的各種操作。中央彷彿正以全面掌控香港為目標步步進迫，「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幾成虛語。
建制派選前民調上有壓倒泛民的聲勢，假若立法會選舉非建制派大敗，來自北京的進迫與打壓恐怕會變本加厲。因為若果建制派成功全面控制議會四年，便可透過立法、修改議事規則，甚至修改《基本法》為手段，全面削弱非建制派賴以反抗的資源。換言之，若建制派大勝，對北京陣營而言，那將是以短期決戰全面制伏香港反對派的黃金機會，餘下四年，反對派離開體制抗爭，雙方嚴重衡突必會是主旋律。
反之，若然非建制派奇蹟大勝，而取得立法會全體過半議席，嚴重衝突亦會無法避免。一方面是非建派必會認定機不可失而盡力迫使政府妥協。但另一方面則是若北京認為香港失控，特別是認為主張港獨的政治力量成功發展成主流，它就很有可能急於出手，加強打壓，以奪回主導權。換言之，無論是任何一方大勝，最可能的結局都是因為其中一方覺得無必要談判，而致使本身已相當嚴重的政治衝突進一步升級。
可幸的是，今次選舉結果剛好避開了最差狀況。隨著政局重新陷入膠著，建制派以至北京將難以隨意出手全面掌控香港。上一屆立法會已可看出，當政權總體上失去公民社會支持，而立法會中的反對派又以各種手段拉布，即使政府及建制派可挾其過半議席，強行推動一些民間強烈反對的法案和政策，他們亦必須付出高昂政治成本。而且拉布更會對建制派議員造成直接精神、體力和時間上的壓力和打擊。
今屆立法會尚未召開，但已傳出消息指建制派議員多對主席一職無興趣，亦有建制派議員表示必須讓泛民重掌部分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以免不停對抗。非建制派議會抗爭的威力，於此亦可睹一二。如是，未來數年，如果政府、建制派，以至北京仍銳意以鬥爭為綱，以強力剷平香港反對力量為主要目標，則非建制派，以至公民社會勢必將政府及建制派拉入抗爭的泥沼，即使最終不能獲勝，仍然有能力令抗爭曠日費時，並讓政權及其支持者付出極大代價。
緩和衝突，重建談判基礎
然而，正因為雙方極有可能陷入泥沼，香港才有希望迴避這種狀況。有能力作戰，才有實力言和，這是政治世界不變的原則。雙方陷入膠著，其實正好能為將來談判製造空間。只要雙方冷靜下來，便會明白在短時間內，誰也不能摧毀對方，而繼續單純地鬥爭並不能帶來任何利益。換言之，慢慢讓衝突降級，一步步為將來談判建立條件，這將會是香港的最佳出路。
這當然極其困難，因為雙方都未必有這樣的意願，而在劍拔弩張的繃緊情勢下，嚴重不信任，甚至敵意，更可能致使任何對話都無從展開。因此要步向談判，就必須令情勢降級，而第一步就是緩和衝突。
這次選舉，正好為雙方緩和衝突提供一定誘因。這一方面是因為建制派總體上仍主導局面，北京無必要急於出手，可以先觀察新興的非建制派政治力量，再作回應。而另一方面，隨著非建制派中「本土自決」勢力的興起，與泛民建制成鼎足之勢，非建制派在制度層面的洗牌總算初步完成。未來數月，泛民與本土自決派都必須花上大量精力重新發展組織、鞏固支持、整合陣營。特別是本土自決派的新任議員，必須忙於將立法會議席的制度資源轉化成政治能量，如擴充團隊、推展社區網絡建設計劃等。
因此，抗爭故然仍是非建制派的一大功能及政治能量來源，但他們同時亦要面對大量林林總總的發展挑戰。只要政府停止挑釁，並停止推動一些引起公憤的政策或法案，雙方要短暫地喘息，甚至在互相戒備的前提下，進行某種形式的合作，並非全然不可能。例如，如果政府願意就土地及鄉郊發展與本土自決派的議員討論，很難想像這幾位新晉議員會斬釘截鐵地拒絕。這種短暫地為局面降溫的做法可能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從重建談判基礎的角度看，每一步緩和都是極為重要的轉圜空間。
為何對話談判不可棄？
不過，兩邊陣營都可能有人會問：「時至今日，為何還想著對話談判？」特別是非建制派陣營，歷經多年打壓、欺騙、失望、憤怒後，為何仍要思考談判的可能？收拾心情，全面開戰，豈不更合理？筆者承認，某意義上，想著要談判，的確有點癡人說夢。但是基於兩個理由，筆者認為香港人仍不應輕易放過談判和解的可能。
第一，策略上，完全放棄談判的進路只會簡化對手的選擇，令對手能更簡單、廉價地團結陣營以推動高壓政策，因而使對手的物質及制度資源優勢得到最大發揮。試想，單是香港的建制派就已經不是鐵板一塊，中共內部更加是山頭林立，要統一不同派系對港政策，然後再要在港建制力量隊型一致地忠實執行，困難其實應該不少。單看近日《成報》與《大公報》有關梁振英的罵戰及背後不同勢力的身影，就可見中共對香港不可能只有一套看法。香港自由黨與梁振英政權的分歧更已完全公開，其他建制派對時局相信亦是各有看法，甚至各懷鬼胎。
然而，如果非建制派很純粹地只推動實力上對抗，而自絕所有談判的可能，則中共建制一方無論任何派別，都會明白只能用實力鎮壓香港的反對力量。任何主和的聲音都會自動消失，這便大大地減低中共協調路線與策略的成本。而中共在財政、公權力及武力方面的絕對優勢，便可在以實力打壓的路線上毫無限制地發揮出來。
任何戰略，都必定以最大化自身的行動自由，並盡量限制對手的行動自由為基本原則。「談判和解」路線，有助讓對手內部的溫和派牽制強硬派，令其硬實力優勢較難完整地發揮。因此，即使抗爭是非建制陣營的主策，「談判」作為副策仍不可輕易放棄。
第二，道義上，筆者始終認為合乎尊嚴的和平（dignified peace），比玉石俱焚來得有價值。凡是對抗打鬥，只有三種可能結果：勝、敗、談判和解。實力上，香港絕對無法壓到中共，而如果我們拒絕放棄抵抗，又拒絕任何談判和解的可能，則基本上只是等待玉石俱焚的結局。這在道德上無疑有其高尚可敬之處，更是人之為人、香港人之為香港人可敬的地方。不過，這不但成本極大，更會牽連到社會上不願意犧牲的人。如果我們不試著尋找成本較低的方法，而一心想著不計任何代價犧牲地抗爭，道義上很難說得過去。當然，筆者並非主張無底線地妥協，但若合乎尊嚴的和平仍有可能達致，則絕不應輕易放棄。
立法會選舉過後，香港面前是兩條分岔路。其一是北京繼續堅持強硬對待香港事務，致使港人繼續離心離德，反抗力量與政權周旋到底，而香港整體陷入鬥爭的泥沼之中。另一條路，則是務實地以這次立法會選舉為契機，改絃更張，撤換梁振英，讓局勢逐步降溫，為以後談判奠下基礎。無奈的是，由於主要權力都在北京及香港政府手上，是和是戰，主動權很大程度在權力者手中。
回歸以來，十數年抗爭幾近從未停止，而經過數年政改爭議、動員對抗，走了一圈，又重回原點。不過正正是因為走了一圈，我們看到即使經歷大規模對抗動員過後，香港仍是膠著狀態，沒有一方能斷言勝利，因此筆者對「談判和解」以達成合乎尊嚴的和平這出路，仍未絕望。
（陳永政，旅星香港學者，耶魯—新加坡國大學院（Yale-NUS College）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