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變動中國

許知遠:墜落的烏坎童話,是終結還是開端?

烏坎抗爭從悲劇滑向喜劇又再滑向悲劇。它的確不僅是一個村莊的故事,而是中國的另一種縮影。那個談不上自由、僅僅是少許的寬鬆的時代結束了。


兩名在衝突中受傷的烏坎村民。
兩名在衝突中受傷的烏坎村民。攝:Damir Sagolj/Reuters

我收到了莊烈宏的信。匆匆幾行後,卻無心讀下去。他列舉了一些林祖戀的問題,他太輕信,對於政府過分軟弱,這位「林伯」的失職,導致了烏坎不僅無法解決要回土地的舊問題,還帶來了很多新問題。

那該是2014年的春天,我在紐約旅行。幾日前,我們在法拉盛的一家東北餐廳裏共進晚餐,菜的品色頗為不佳,卻毫不影響談話之熱烈。

對於我們,這都是意外的相逢。即使我再富想象力,也難以預料這一刻。2012年初,我在烏坎村第一次見到他,他正騎着摩托呼嘯而過。他是那個時刻的英雄之一,蜂擁到烏坎的每一個記者,都知道這一點。他是最早、也是最固執的上訪者。

童話

那時的烏坎頗沉浸於一種樂觀之中。在幾個無畏青年的帶領下,他們驅趕走了腐敗、專斷的村委會,並準備自己的民主選舉,期待收回那些被變賣的土地。這是個童話式的故事,普通的村民竟然有勇氣、有能力反抗當權者,選擇自己的治理形態,他們似乎還成功了。

對於新聞記者來說,這一次,他們不僅是旁觀者、記錄者,還是參與者、塑造者。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有夜晚潛伏入被封鎖的村莊、與村民同吃同住、被恐嚇的經歷。經由他們源源不斷的報導,一個村莊追回土地的努力,變成了一樁追求民主的敘事。

中國正處於政治權力轉型的微妙時刻,地方領導人恰有表現出某種協商姿態,這個東南沿海村莊的故事獲得了高度的象徵色彩,甚至如30多年前小崗村式的意義,倘若小崗村代表着經濟改革的先聲,烏坎則是政治變革的預兆,它們都是歷史變革的風向標。

這童話也令我沉醉。我與那些活躍分子交流,看着街上村民的微笑,那種恐懼突然釋放之後的自由感,那種認定自己可以決定明天的篤定,都令人興奮。在相當一段時間裏,村民們與外來的記者們,還有被這個村莊激勵的公民組織,結成了一個親密的共同體,認定自己看到了未來的方向。我記得在村中夜晚的大排檔上,香港的記者尤為激動,他們看到這個村不僅趕走了常年的權力壟斷者,還一人一票選出了自己的村委會,作為世界最富裕、自由、管治良好的城市之一的香港卻沒有權力選出自己的特首。

褪色

任何童話都有褪色之時,它的速度之快,超越所有人的想象。在最富戲劇性的選舉之後,充滿瑣碎、無聊的日常政治學開始湧來。備受期待的英雄們,並沒有人們期待的魔力,他們掌管了權力,卻沒法給村民帶來他們期望的結果。在村中散步時,你聽到他們彼此間的閒話,充斥着失落與憤懣,覺得既難以理解,也不知如何介入,終究,你不過是個旁觀者。

這是「後革命時期」再常見不過的症狀,也來自於結構性的問題,你怎樣能指望在一個高度壓制的政治生態中,突然出現一個可以自決的村莊。它暫時的自決不過來自於某種權力轉移時的某個猶疑、模糊的瞬間。而且你也感覺到,歷史不僅沒有隨着「烏坎模式」代表的方向演進──它更寬容、更自由、更具協商性──反而滑向了相反的方向。在這種新的時代情緒中,報導烏坎變得越來越困難。

我感到自己的厭倦。新聞記者們常處於一種深情與冷漠之間。當事件仍在繼續,吸引着眾人目光時,他奮不顧身投入,與當事人稱兄道弟,試圖分享他們的熱情與困惑。一旦熱情散去,注意力轉移,他們又奔向下一個興奮之事,他們只攫取最高潮的一刻。對很多曾前往烏坎的記者來說,厭倦與困難帶來的共同壓力,讓你興味索然。

在法拉盛,莊烈宏表現出從未有的熱情。在烏坎,當我與其他年輕的反抗者們酒酣耳熱時,卻覺得他總是冷冷的,總保持着謹慎與距離。但此刻,我們都身處異鄉,昔日的紐帶陡然變得牢固。他說起,即使在烏坎最輝煌的時刻,他也難以抑制內心的焦慮與恐懼,清算遲早到來。他精密的盤算自己的未來,在不斷的試探之後,利用一次旅行機會來到美國,並留了下來。

我們相遇時,他正在申請政治避難,並對未來充滿期待,去洛杉磯做一個洗船工,他喜歡海,太平洋另一端就是烏坎。烏坎自然是談話的中心。他擔心最好的朋友洪鋭潮的命運,也在指責林祖戀,似乎這位挺身而出、與他們共患難的老人家,突然變成了敵人。

沒有讀完他的信,這緣於厭倦,也緣於不安。我不知流亡會怎樣改變他的命運,他會獲得自己渴望的安全感,還是會陷入不斷的糾纏。在我所遇的流亡者,大多掉入了歷史的夾縫中,他們與昔日的紐帶失去聯繫,卻也沒有展開新生活。當莊烈宏對烏坎念念不忘時,另一些流亡者背後則是一個龐大與遼闊得多得歷史事件,這一事件曾激起全球熱烈的迴響。即使他們,也迅速被中國與世界所淡忘。

墜落

在紐約與莊烈宏一見後。烏坎的消息偶爾傳來。昔日的英雄們麻煩重重,洪鋭潮、楊色茂再度入獄。與他們上一次入獄不同,村民不再能集結起聲勢浩大的遊行,即使有抗議,也不再能帶來改變。他們的命運也是一股新的歷史潮流的縮影。

那些人權律師、公民組織、知識分子,這些曾代表着中國社會日漸自由的力量,在這股新潮流前脆弱不堪、紛紛潰敗。曾經參與塑造「烏坎模式」的新聞記者們,更是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調查性、批評性報導的記者們幾乎集體性的轉行、消失了。任何公權力,乃至一個地方的派出所長的濫權,似乎都讓人無能為力。

我感覺自己逐漸發展出一種特別的能力,即使再荒誕不經的指控、身邊的朋友莫名失去自由,都不會詫異。一場思維、概念上的混亂也到來,那些曾經激動你的名詞與概念——自由、人權、民主、公民社會——不僅被禁止使用,甚至失去了它本來的意味。它們都變成了「政治動盪、社會混亂」的代名詞。你甚至不知該如何爭辯。烏坎從我的視野中逐漸消失,但偶爾,碰到曾在村中結識的記者,還是會生出一陣唏噓。無一例外,他們都投入了創業之浪潮。

不過,當我看到林祖戀的離婚書——他為了不連累家人作為了這樣的選擇時——還是生出了憤怒。我憶起了對他的短暫拜訪,我們泡着功夫茶,談話時斷時續,他的孩子氣式的正直與堅硬,偶爾流露出的對未來的困惑,對已作出的選擇的遊移。倘若說,存在某種理想的共產黨員,一定是他這個樣子。但他不僅被迫作出離婚的決定,還是被抓捕,以一個他必定深為厭惡的罪行——貪污——而被指控。他還照例接受了電視審判,在地方電視台上,他着格子襯衫,面對鏡頭,供認了自己的「罪行」。

村內又開始持續性的遊行,與警方的衝突,與再度到來的抓捕。一切都像是5年前的重演。對於新村委會心懷不滿的村民們,或許最終要承認,比起內部的糾紛,更大的阻礙一直來自外界。在機場的有線電視,我看到了幾位前往烏坎的香港記者被捕,在寫下保證書後,被驅逐出內地。這個城市對於烏坎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們互為鏡像,也都自顧不暇。在另一則新聞中,我看到莊烈宏的名字,他說他的父親被捕。不知他這兩年的生活如何,在遙遠的紐約,會陷入怎樣的焦灼?他的預言似乎都對了,清算無法逃脱。

倘若從莊烈宏們最初的上訪算起,烏坎抗爭已經持續了7年,它從悲劇滑向喜劇又再滑向悲劇。它的確不僅是一個村莊的故事,而是中國的另一種縮影。那個談不上自由、僅僅是少許的寬鬆的時代結束了。在這背後,則是世界範圍「民主倒退」的時代。

我偶爾會想,或許像烈宏那樣逃離,是生活在這個時代最正確的選擇。但同時,我又覺得,故事仍在繼續,沒人真的能忘掉離去的薛錦波,或是獄中的洪鋭潮、林祖戀。終端與開始的界限,總是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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