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到了莊烈宏的信。匆匆幾行後，卻無心讀下去。他列舉了一些林祖戀的問題，他太輕信，對於政府過分軟弱，這位「林伯」的失職，導致了烏坎不僅無法解決要回土地的舊問題，還帶來了很多新問題。
那該是2014年的春天，我在紐約旅行。幾日前，我們在法拉盛的一家東北餐廳裏共進晚餐，菜的品色頗為不佳，卻毫不影響談話之熱烈。
對於我們，這都是意外的相逢。即使我再富想象力，也難以預料這一刻。2012年初，我在烏坎村第一次見到他，他正騎着摩托呼嘯而過。他是那個時刻的英雄之一，蜂擁到烏坎的每一個記者，都知道這一點。他是最早、也是最固執的上訪者。
童話
那時的烏坎頗沉浸於一種樂觀之中。在幾個無畏青年的帶領下，他們驅趕走了腐敗、專斷的村委會，並準備自己的民主選舉，期待收回那些被變賣的土地。這是個童話式的故事，普通的村民竟然有勇氣、有能力反抗當權者，選擇自己的治理形態，他們似乎還成功了。
對於新聞記者來說，這一次，他們不僅是旁觀者、記錄者，還是參與者、塑造者。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有夜晚潛伏入被封鎖的村莊、與村民同吃同住、被恐嚇的經歷。經由他們源源不斷的報導，一個村莊追回土地的努力，變成了一樁追求民主的敘事。
中國正處於政治權力轉型的微妙時刻，地方領導人恰有表現出某種協商姿態，這個東南沿海村莊的故事獲得了高度的象徵色彩，甚至如30多年前小崗村式的意義，倘若小崗村代表着經濟改革的先聲，烏坎則是政治變革的預兆，它們都是歷史變革的風向標。
這童話也令我沉醉。我與那些活躍分子交流，看着街上村民的微笑，那種恐懼突然釋放之後的自由感，那種認定自己可以決定明天的篤定，都令人興奮。在相當一段時間裏，村民們與外來的記者們，還有被這個村莊激勵的公民組織，結成了一個親密的共同體，認定自己看到了未來的方向。我記得在村中夜晚的大排檔上，香港的記者尤為激動，他們看到這個村不僅趕走了常年的權力壟斷者，還一人一票選出了自己的村委會，作為世界最富裕、自由、管治良好的城市之一的香港卻沒有權力選出自己的特首。
褪色
任何童話都有褪色之時，它的速度之快，超越所有人的想象。在最富戲劇性的選舉之後，充滿瑣碎、無聊的日常政治學開始湧來。備受期待的英雄們，並沒有人們期待的魔力，他們掌管了權力，卻沒法給村民帶來他們期望的結果。在村中散步時，你聽到他們彼此間的閒話，充斥着失落與憤懣，覺得既難以理解，也不知如何介入，終究，你不過是個旁觀者。
這是「後革命時期」再常見不過的症狀，也來自於結構性的問題，你怎樣能指望在一個高度壓制的政治生態中，突然出現一個可以自決的村莊。它暫時的自決不過來自於某種權力轉移時的某個猶疑、模糊的瞬間。而且你也感覺到，歷史不僅沒有隨着「烏坎模式」代表的方向演進──它更寬容、更自由、更具協商性──反而滑向了相反的方向。在這種新的時代情緒中，報導烏坎變得越來越困難。
我感到自己的厭倦。新聞記者們常處於一種深情與冷漠之間。當事件仍在繼續，吸引着眾人目光時，他奮不顧身投入，與當事人稱兄道弟，試圖分享他們的熱情與困惑。一旦熱情散去，注意力轉移，他們又奔向下一個興奮之事，他們只攫取最高潮的一刻。對很多曾前往烏坎的記者來說，厭倦與困難帶來的共同壓力，讓你興味索然。
在法拉盛，莊烈宏表現出從未有的熱情。在烏坎，當我與其他年輕的反抗者們酒酣耳熱時，卻覺得他總是冷冷的，總保持着謹慎與距離。但此刻，我們都身處異鄉，昔日的紐帶陡然變得牢固。他說起，即使在烏坎最輝煌的時刻，他也難以抑制內心的焦慮與恐懼，清算遲早到來。他精密的盤算自己的未來，在不斷的試探之後，利用一次旅行機會來到美國，並留了下來。
我們相遇時，他正在申請政治避難，並對未來充滿期待，去洛杉磯做一個洗船工，他喜歡海，太平洋另一端就是烏坎。烏坎自然是談話的中心。他擔心最好的朋友洪鋭潮的命運，也在指責林祖戀，似乎這位挺身而出、與他們共患難的老人家，突然變成了敵人。
沒有讀完他的信，這緣於厭倦，也緣於不安。我不知流亡會怎樣改變他的命運，他會獲得自己渴望的安全感，還是會陷入不斷的糾纏。在我所遇的流亡者，大多掉入了歷史的夾縫中，他們與昔日的紐帶失去聯繫，卻也沒有展開新生活。當莊烈宏對烏坎念念不忘時，另一些流亡者背後則是一個龐大與遼闊得多得歷史事件，這一事件曾激起全球熱烈的迴響。即使他們，也迅速被中國與世界所淡忘。
墜落
在紐約與莊烈宏一見後。烏坎的消息偶爾傳來。昔日的英雄們麻煩重重，洪鋭潮、楊色茂再度入獄。與他們上一次入獄不同，村民不再能集結起聲勢浩大的遊行，即使有抗議，也不再能帶來改變。他們的命運也是一股新的歷史潮流的縮影。
那些人權律師、公民組織、知識分子，這些曾代表着中國社會日漸自由的力量，在這股新潮流前脆弱不堪、紛紛潰敗。曾經參與塑造「烏坎模式」的新聞記者們，更是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調查性、批評性報導的記者們幾乎集體性的轉行、消失了。任何公權力，乃至一個地方的派出所長的濫權，似乎都讓人無能為力。
我感覺自己逐漸發展出一種特別的能力，即使再荒誕不經的指控、身邊的朋友莫名失去自由，都不會詫異。一場思維、概念上的混亂也到來，那些曾經激動你的名詞與概念——自由、人權、民主、公民社會——不僅被禁止使用，甚至失去了它本來的意味。它們都變成了「政治動盪、社會混亂」的代名詞。你甚至不知該如何爭辯。烏坎從我的視野中逐漸消失，但偶爾，碰到曾在村中結識的記者，還是會生出一陣唏噓。無一例外，他們都投入了創業之浪潮。
不過，當我看到林祖戀的離婚書——他為了不連累家人作為了這樣的選擇時——還是生出了憤怒。我憶起了對他的短暫拜訪，我們泡着功夫茶，談話時斷時續，他的孩子氣式的正直與堅硬，偶爾流露出的對未來的困惑，對已作出的選擇的遊移。倘若說，存在某種理想的共產黨員，一定是他這個樣子。但他不僅被迫作出離婚的決定，還是被抓捕，以一個他必定深為厭惡的罪行——貪污——而被指控。他還照例接受了電視審判，在地方電視台上，他着格子襯衫，面對鏡頭，供認了自己的「罪行」。
村內又開始持續性的遊行，與警方的衝突，與再度到來的抓捕。一切都像是5年前的重演。對於新村委會心懷不滿的村民們，或許最終要承認，比起內部的糾紛，更大的阻礙一直來自外界。在機場的有線電視，我看到了幾位前往烏坎的香港記者被捕，在寫下保證書後，被驅逐出內地。這個城市對於烏坎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們互為鏡像，也都自顧不暇。在另一則新聞中，我看到莊烈宏的名字，他說他的父親被捕。不知他這兩年的生活如何，在遙遠的紐約，會陷入怎樣的焦灼？他的預言似乎都對了，清算無法逃脱。
倘若從莊烈宏們最初的上訪算起，烏坎抗爭已經持續了7年，它從悲劇滑向喜劇又再滑向悲劇。它的確不僅是一個村莊的故事，而是中國的另一種縮影。那個談不上自由、僅僅是少許的寬鬆的時代結束了。在這背後，則是世界範圍「民主倒退」的時代。
我偶爾會想，或許像烈宏那樣逃離，是生活在這個時代最正確的選擇。但同時，我又覺得，故事仍在繼續，沒人真的能忘掉離去的薛錦波，或是獄中的洪鋭潮、林祖戀。終端與開始的界限，總是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