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特朗普（川普）壓倒共和黨建制領袖的抵制，成為該黨總統大選的候選人，但其提出的反自由貿易、反移民綱領，與共和黨一直支持自由貿易的立場相左。特朗普很多主張，例如聯邦政府應監視每家清真寺，看看裡面有無恐怖分子、政府大規模搜查和驅逐非法居留拉美移民、政府嚴懲將工作外移的公司等，都預示著龐大的政府干預。
特朗普的綱領，與幾十年來共和黨主張將所有事情交給市場無形的手處理的「小政府」右翼保守主義相左。怪不得不少人譏笑特朗普的真正主張，其實不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而是“make government huge again”。亦有學者指出，右翼離棄小政府大市場原則擴大國家干預，其實在小布殊（小布希）時代已經以只做不說的方式展開，因此有美國已出現「隱蔽發展型國家」（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的說法。
在歐洲，我們也看到類似趨勢。英國脫歐公投時，右翼脫歐派提出脫歐的一個好處，是英國可以將每年輸往歐洲的補貼調回英國本土，擴大本土社會福利，而他們支持貿易壁壘的傾向就更不用說。結果這種大政府反市場的右翼，贏了留歐派卡梅倫（卡麥隆）代表的小政府自由市場右翼。這代表了由1980年代美國列根（雷根）和英國戴卓爾夫人（柴契爾夫人）捲起、以推動國家退出人民生活為核心的新右旋風，正在步入尾聲。
從哲學變成科學的小政府右翼思潮
要理解小政府右翼思潮怎樣沒落，我們便要回顧它是如何誕生的。這個思潮源自1930年代一群奧地利背景的經濟學者。他們反對正在崛起、主張用擴大政府開支對抗經濟危機和帶動經濟增長的凱恩斯學派，當中的代表人物，當然是海耶克（Friedrick Hayek）。
海耶克在其名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對大政府的攻擊，主要基於道德的和政治哲學的判斷。他認為自由市場有自我調節功能，就算遇到經濟衰退，大家等一下經濟就會自動恢復活力。他攻擊戰後歐美社會民主主義政府積極刺激經濟，只會帶來政府官僚的權力膨脹，最後步向極權，讓人人失去自由。
但海耶克並無嘗試科學地證明自由市場比國家介入優勝，他有關國家干預最後會導致極權的論斷，也只是一個還未有實例支持的預測。在1930和1940年代，大家目睹德國納粹和其他國家的法西斯專制，怎樣從大衰退中崩塌的市場經濟中冒起，大都認為凱恩斯派更為正確，同意若政府不在自由市場失效時積極救亡，持久的失業和貧窮一定會帶來專制與戰亂。海耶克和其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因此在二戰時和戰後被打入冷宮。
在美國學術界，跟隨海耶克主張反對凱恩斯大政府的經濟學家，就只有在地理上與東岸建制隔絕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6去世的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傅利曼）。佛在1951年一篇名為《新自由主義及其前景》（Neo-liberalism and Its Prospects）的文章指出，現代新自由主義與19世紀英式自由主義相似之處，在於它們同樣信賴自由競爭與個人權利，反對大政府干預。而兩者相異之處，在於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在確保自由市場有效運作有重要角色。政府其中一個重要角色，便是為經濟提供穩定和適合的貨幣供應。
佛在隨後二十年的研究中，聲稱證實了政府通過赤字開支，以及中央銀行通過調控利率等方式決定的貨幣供應增長速度，對市場經濟的運作有巨大影響。他指出貨幣供應增長過慢或出現收縮，可以引發經濟衰退。美國在1929年出現經濟小危機時，聯儲局反應過度通過加息實行貨幣緊縮，乃是美國和全世界陷入大衰退的罪魁禍首。
佛也提出，若政府通過擴大開支和維持低息來增加貨幣供應，只能帶來一時的經濟刺激。長遠來說，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將會抹殺貨幣供應增長的短期刺激經濟效果，卻無法消除貨幣快速增長帶來的物價上脹。久而久之，政府擴張的效果便只剩下失控的高通脹。
通脹恐懼令大政府主張破產
在1950和1960年代，歐美先進國主流學者深信凱恩斯主張，認為通過增加政府開支與央行放水可以帶來長遠高增長。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只是無傷大雅的小小副作用。當時佛利民的貨幣主義理論和由此引申的大減政府開支、緊缩銀根等主張，一般被視為極右的異端邪說。
但到了1970年代，歐美經濟相繼陷入經濟無起色、物價卻失控狂飆的所謂滯脹（stagflation）危機。在此環境下，越來越多經濟學者認為佛的貨幣理論預測正確，覺得凱恩斯政策乃是經濟危機的根源。佛在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即標示他的貨幣理論和小政府主張，已取代凱恩斯學說成為經濟學主流。
在英美先後上台的右翼戴卓爾夫人政府與列根政府，於1980年代採取佛主張的政策配方，大幅緊縮政府開支，並支持中央銀行劇烈加息，以對抗通脹並恢復市場經濟活力。到了1980年代中，英美的高通脹已經結束，經濟亦成功反彈。以佛利民為代表的小政府右翼主張在各國經濟學和公共政策圈子的霸權地位，也就更穩固了。
在之後幾十年，很多經濟學家、保守政論家和右翼政客，在面對要增加社福、增加政府職能的主張時，總會以「當心高通脹再臨」為擋箭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這個「政府干預必帶來高通脹」的教條，仍然主導公共討論。
例如美國奧巴馬（歐巴馬）政府上場後推出一系列刺激經濟方案，聯儲局長期維持低息環境刺激經濟，便受到共和黨右翼大老不停攻擊，警告這些政策將會把美國經濟拖回1970年代的滯脹。哈佛著名經濟學家 Niall Ferguson，便在2011年的《新聞周刊》專欄，警告奧巴馬政府的政策，將會帶來被他稱為「2010年代大通脹」的雙位通脹災難。
在這種對通脹的恐懼之下，奧巴馬政府很多增加政府職能和開支的方案都被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嚴重削弱。很多共和黨當家的州政府，甚至在經濟危機之中大砍預算，令各地公共醫療與公共教育成為重災區。同時歐洲在歐羅危機全面爆發時，各國政府仍深受小政府教條影響，不但抗拒增加預算刺激經濟，更推行激烈的財政緊縮，造成失業嚴重、民不聊生。
通脹不來，右派轉向擁抱大政府
但久而久之，大家看到美國聯儲局（還有日本央行）的長期貨幣擴張政策，並無真的帶來小政府右翼一直警告的高通脹。歐美日富裕國家，反而陷入長期的通脹過低甚至通縮危機。對通脹的恐懼和對佛利民貨幣理論的崇拜，也就迅速減弱。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 Paul Krugman，近年不斷批判小政府右翼在經濟危機中推行財政緊縮，乃是毫無益處純粹以虐待人民為樂的 SM──即「虐待性貨幣主義」（Sado-monetarism）。
新近不少實證研究，也推翻了佛利民有關貨幣增長帶動物價增長的理論。例如我最近跟博士生合著，發表在《美國社會學評論》的論文，便發現真正導致先進國1970年代高通脹的，不是單純的貨幣擴張，而是有組織勞工階級的強勢和由此而來的工資猛脹；1980年代各富裕國右翼政府能成功控制通脹，原因不是其貨幣與政府開支緊縮，而是這些政府通過打擊工會和推動自由貿易工序外移，摧毀了工人運動和成功把工資壓下去。通脹的失控與受控，根本與政府的大小無關。
在這些新發展和新研究之下，建基於通脹恐懼的小政府右翼信條，正在溶解。這是近來歐美右翼保守派開始遠離小政府主張，轉向擁抱大政府的底蘊。現在無論左派和右派，都越來越不避嫌地公開支持擴大政府職能。歐美政治的左右分野，已經超越「大政府 v.s. 小政府」的辯論，並快速轉移到有關「我們要怎麼樣的大政府」的爭論。在即將舉行的希拉莉（希拉蕊）與特朗普總統辯論，一定能目睹這個新趨勢的端倪，我們可拭以目以待了。
（孔誥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副教授）
伸延閱讀
Fred Block. 2008. “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 The Rise of a 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6, No. 2.
Milton Friedman. 1951. “Neo-liberalism and Its Prospects” Farmand, 17 February 1951
Ho-fung Hung and Daniel Thompson. 2016. “Money Supply, Class Power, and Inflation: Monetarism Reassess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1(3)
Daniel S. Jones. 2012.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Hayek, Friedman,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