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動中國

周海燕:「盛世螻蟻」悲劇後,媒體能做什麼?

媒體對家庭糾紛細節的討論,卻容易讓人忽視對公共政策的檢討,也忽略了由此基點出發,對相關信息的進一步調查和追問。


編按:2016年8月24日下午,生活在中國甘肅省康樂縣的28歲村民楊改蘭殺死了自己的四名子女之後自殺。料理完妻子與孩子的後事,丈夫李克英也服毒身亡,造成一出「滅門」慘劇。事件隨即在中國互聯網上發酵,並通過一篇評論文章「盛世中的螻蟻」掀起輿論漩渦。在圍繞這件慘案的種種討論中,我們能夠反思什麼?對中國農村處境,又能有怎樣的理解?《端傳媒》觀點版近日陸續刊載一系列評論文章,嘗試從各個角度關注「盛世螻蟻」爭議的公共意義。

周海燕:目前似乎還沒有足夠的報導,進入到這些比推測楊家家庭糾紛更為重要的議題之中。圖為四川漢源縣一條村落。
周海燕:目前似乎還沒有足夠的報導,進入到這些比推測楊家家庭糾紛更為重要的議題之中。圖為四川漢源縣一條村落。攝:Kevin Frayer/GETTY

2007年夏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短暫駐留。這期間,一起慘劇震驚全港:一位母親將一雙兒女捆綁手腳,自24樓一一推下,而後跳樓自殺。發生慘劇的家庭中,47歲的父親陳啟林罹患鼻咽癌,在醫院治療,兩個孩子一個12歲,一個9歲。親手將他們推出樓外的母親麥福娣,是領取失業綜援仍然生活艱難的內地來港移民,事發時36歲。報導認為,因貧病而致的巨大壓力,是讓麥福娣做出如此行動的原因。

隨之媒體進行的一系列調查發現,麥福娣的母親有精神病史,在懷着麥福娣期間,與前夫離婚,生下的麥福娣則跟隨繼父姓。麥的童年曾經遭受繼父虐待,後回到外婆家長大並與同村香港居民陳啟林結婚,生下兩個孩子後前往香港與陳定居,但生活貧苦,需要領綜援金度日。陳的患病,成為壓垮家庭的最後一根稻草。

以上這些信息,很容易讓人推導出:麥家的慘劇純屬家庭內部問題所致的偶發事件。但令我這個外來客印象深刻的是,當時的媒體報導,不僅僅只關注到此一家庭內部的特殊狀況,而是更多討論:類似天水圍這樣的新市鎮社區,如何能夠增加更多公共健康資源,如何增加更多社工服務,如何對面臨困境的家庭及時施以援手。媒體對現狀的調查、對政府的批評與建議、政府的自我檢討,都聚焦於公共議題而非麥家的個體,力求通過社區扶持和社會救助等公共產品,使麥福娣事件中透露出的天水圍「悲情城市」狀況有所改善。

以此來對比8月24日下午,最終導致一家六口人死亡的甘肅臨夏康樂縣楊改蘭殺子自殺事件,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媒體對楊改蘭殺子的討論,經歷了從貧困問題轉向楊有無精神疾患的質證,而後再轉向楊家家庭糾紛,尤其是老人的「控制欲」問題。換言之,討論的焦點在於歸因:是制度問題?還是當事人的個人和家庭因素導致了這起極端事件?

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將討論導向兩極:一端是楊家應該為自身的悲劇負責,同時也暗示着外人(包括政府)的無能為力;另一端的論點則認為,長期貧窮和低保(政府提供的最低收入保障)資格被取消,是楊家發生慘劇的主因,從而將責任與政府的不作為相聯繫。於是毫不意外地,當地政府部門透露的信息,都着力於撇清自身責任,尤其是被視為導火索的「取消楊家低保資格」的責任。政府列出一系列精細計算的收入數字,試圖證明楊家不符低保申請標準。

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殺,很多時候出自無法獲得救助時的絕望。自殺本身並不是目的,而僅僅是她們的抗爭手段。外人眼裡「特別温柔」的楊改蘭,和以鐵斧錘殺四子而後餵灌毒藥以求必死的駭人行為,不可避免形成鮮明對比。楊改蘭本人是否存在潛在精神疾患這一疑問,成為議論紛紛的難解之謎。

但從目前披露的楊家狀況,可以看到,楊的行為無論是否因精神疾患發作所致,都和在艱難境況中贍養2位老人和撫養4個孩子帶來的巨大壓力密切相關。此外,村民反映,楊的家中老人有很強控制欲。如果情況屬實,「控制欲」恐怕也和無人養老送終的恐懼不無關係──老人要牢牢抓住楊改蘭夫婦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

換言之,公共產品,如低保、養老、醫療、社區扶持乃至信息在鄉村的極度匱乏,是釀成這一家庭慘劇的重要原因。從這一點來看,楊改蘭的經濟狀況,雖然和香港領取綜援度日的新移民麥福娣不可同日而語,但無人伸出援手的絕望,才是楊改蘭、麥福娣們不堪重負最終崩潰的原因所在。

而目前媒體對家庭糾紛細節的討論,卻容易讓人忽視對公共政策的檢討,也忽略了由此基點出發,對相關信息的進一步調查和追問。也因此,採寫這一新聞可能轉向楊家的私領域,而非促進與公共利益相關聯的討論。從目前報導發展的走向來看,這種擔憂並非空穴來風。

在目前的報導中,尚未獲得可信調查質證的必要相關信息,包括以下幾點:

一、中央政府對康樂縣的轉移支付(財政補貼)總金額、使用方式如何?其中是否存在挪用、層層扣減等問題?

二、精準扶貧等一系列政策,如何判斷誰更貧困?更需要扶助?現有的村民評議的方式,是否存在利益衝突而致最需要扶助的家庭無法獲得幫助?具體到事發村落,究竟有哪些人獲得了低保,他們的生活水準相比起楊家如何?

三、在「低保」資格的認定中,人均純收入的認定是否合理?已經有多位網友指出,按照阿姑山村村主任的說法,楊家全年人均收入超過4000元,明顯高於2300元的標準。其中,李克英的打工收入按一年200個「工」計算,「至少2萬多元」,但實際上,打工農民在外時常面臨無工可做、拖欠工資等窘境,還需要支付沒有工作時的吃住費用,李克英真正能夠拿回家的收入,按照楊家的說法,不過六七千元而已。

此外,還有一系列相關公共議題需要追問。但遺憾的是,目前似乎還沒有足夠報導,進入到這些比推測楊家家庭糾紛更為重要的議題之中。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學者王春光,在一篇微信文章中說,僅僅是奶奶的強勢和抱怨,不至於讓楊改蘭走上絕路,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村內的社會排斥,與扶貧政策執行中的排斥相互疊加,產生了我們難以想象、體驗的壓力和絕望。

作為公共事業一部分的中國大眾媒體,理應履行自身議程設置的功能,調查極端事件中暴露出的問題,檢討救助制度鏈條的缺失,為改善政策設計和運作方案提供契機。由此看來,媒體對楊改蘭事件的報導中,與其着眼於事件歸因,不如討論如何及早辨識這類存在隱患的家庭,及時干預並通過公共政策的細緻設計和精細運作,給予他們有效的扶助。

( 周海燕,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