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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專訪)裴偉:黎智英要賣《壹週刊》,要我找買家

「這樣的環境或許是一個機會,如果台灣社會肯定『好的新聞』,或許我們就有存在的空間。」——裴偉。


《鏡週刊》董事長裴偉。
《鏡週刊》董事長裴偉。攝:徐翌全/端傳媒

編按:《上報》、《信傳媒》、《報導者》……近一年來,台灣的新媒體網站像雨後春筍般地一個接着一個冒出頭來。每一家登場之初,總引起媒體圈和公眾一陣猜測:它的編採團隊有哪些人?老闆是誰?政治立場如何?甚或是不是「中資」?

在這一波「新媒體熱」裏,最受人注目的要算是《鏡傳媒》——事實上它的名字也才曝光不久——它的主事者,是剛剛離開《壹週刊》社長職務的裴偉。環繞着他和《鏡週刊》的各種關於資金來源的猜測,以及「挖光了《壹週刊》」的傳說,着實替這份新創媒體添上了幾分神祕色彩。

裴偉日前接受了端傳媒的獨家專訪,證實這份紙本與網站兼備的新媒體——紙本《鏡週刊》與網路(網絡)《鏡傳媒》,預定10月登場,大馬金刀地殺進台灣媒體的戰國時代。

新媒體投資人皆為台灣本土企業家

記者開口約訪,裴偉一口答應得很爽快。談話時,他的聲音不疾不徐,掛着無框眼鏡的圓潤臉龐,沒有太多情緒起伏。當他思考着用字遣詞時,總會喃喃地以「這樣講好了」這麼一句做開場白。講到無奈處,則是伴着一串苦笑。

5月31日,15年前《壹週刊》創刊的日子,同時也是裴偉離職的日子。離職後短短3個月內,裴偉領軍的新媒體便悄悄生成。談起從離開到另起爐灶,裴偉笑着說,「一切都是謝國樑起的頭。」

謝國樑出身基隆的政治世家,身為第二代,在29歲時他曾經接下家族的棒子,擔任了11年立委,2015年放棄連任,轉將事業重心放在影視娛樂和媒體業。在華語世界大紅大紫的電影《我的少女時代》,就是謝國樑公司的第一部投資作品。

「謝國樑是我好朋友嘛,他離開政壇後,開始投資一些娛樂產業。知道我離職,就問我能不能幫他弄一個娛樂相關的網站。」對於好友的提議,裴偉遲疑了一下,「我跟他說『娛樂,也是ok。但我的專長是做新聞。如果要做媒體,娛樂只會是其中一環』。」聽到裴偉的回應,謝國樑說「他再看看」。

同一時間,開始有投資人接觸裴偉,加上謝國樑也找了一些朋友來合資,就這麼促成了一個媒體的誕生。「7月份以後,這件事大概就確定下來。」同時裴偉也婉謝了其他邀約。

外傳裴偉的新媒體,董監事名單不乏政治色彩濃烈的人選,「那是因為一開始是謝國樑起的頭,所以弄起來以後,他就找他英文《中國郵報》(China Post)的人來當董監事。」(編按:謝國樑現為英文《中國郵報》董事長。)

「另外,媒體報導我們董監事名單出現『前國民黨中央委員黃麟翔』,其實那個人只是同名同姓,他是金融圈的人,完全跟政治無關。」裴偉笑着解釋。

媒體環境如此艱困,為什麼仍然有人前仆後繼願意投資媒體?裴偉笑了笑,「這樣講好了,他們其實有些人當時非常想要買《壹傳媒》。既然老闆不賣,有適當機會,他們就來辦。」不過投資人究竟是誰,裴偉依舊三緘其口,僅強調絕對沒有外傳的香港影視大亨于品海,也不會有中國資本。「全部都是台灣本土企業家,投資人有三位以上,且每人投資不超過五成。」

裴偉說,《壹週刊》內部的不安來自於紙本是否收掉的恐懼,以及數位化過程的疑慮。他透露:「之前老闆跟我說要賣《壹週刊》,叫我去找買家。」這幾年《壹週刊》要出售傳言早已傳個幾回,但那次談話,裴偉覺得,老闆是真的要賣了。

香港媒體大亨黎智英2001年將《壹週刊》帶進台灣,裴偉從《壹週刊》創刊的第一天就在這裏,堪稱肥佬黎手下最重要的一位台籍幹部。但如今為什麼裴偉連同台灣《壹週刊》的一大批資深員工大舉出走?出了什麼問題?

裴偉說,《壹週刊》內部的不安來自於紙本是否收掉的恐懼,以及數位化過程的疑慮。他透露:「之前老闆跟我說要賣《壹週刊》,叫我去找買家。」這幾年《壹週刊》要出售傳言早已傳個幾回,但那次談話,裴偉覺得,老闆是真的要賣了,「他這樣講,那我就去找(買家)。但四天後他反悔了,跟我說他不賣。」

四天之內的反覆,讓裴偉感覺,這麼大的事怎能如此倉促,「這對《壹週刊》本身不好、對老闆不好,對我去外面接觸的買主也不好。所以我就想,早點離開吧。」

至於為何四天內縮手反悔,裴偉認為,黎智英覺得《壹週刊》目前發展影音,這一塊在他手上,會做得比別人更好;另一方面《壹週刊》留在壹傳媒集團裏,效益更大。因此才會臨陣喊卡,不願出售。但對於紙本《壹週刊》是否存續,黎智英的態度依舊曖昧。

「8月時我和老闆吃飯,他跟我說,他身邊的人勸他,紙本還是有品牌價值,這個價值能夠支撐網路。所以對於紙本是否收掉,那時他說:『再看看』。」同一天下午,黎智英也對《壹週刊》同仁強調,不會收掉紙本,會繼續以這個品牌經營網站,請同仁多做影音。但這番「穩定軍心」的談話,裴偉覺得,「他(黎智英)一直以來都認為紙本已經沒有(市場)了,所以我想,紙本收掉只是早晚的問題罷了。」

這一連串的態度反覆,對內部造成不小的恐慌。

轉型須內容與形式相互配合

近年來,黎智英大力推動集團的媒體走向數位化。但在裴偉看來,這恰恰是讓人才大舉出走的原因。有人說裴偉和黎智英對數位化的立場不同,裴偉解釋,十多年前他從傳統紙媒轉戰台灣第一個原生網路媒體《明日報》,再從《明日報》到《壹週刊》,他對於媒體形式的轉變原本就充滿好奇並願意嘗試,並不會抗拒。但「過去老闆渴望《壹週刊》快速轉向數位化,卻忘了轉型不是只有內容轉,形式的轉型也得完全配合。」

裴偉舉例,之前《壹週刊》為了快速數位化,因此APP格式直接套用香港《壹週刊》的版型,結果中間出現的bug,花了一年時間才修改完成。

另外《壹週刊》也直接購買美國系統處理上稿流程,「但這套系統非常難用,光是上稿就得重複貼好幾次,過程太繁雜。有時候一篇文章發了一個禮拜還發不出去。」內部記者也埋怨既有版型根本無法消化影音內容。

雖然《壹週刊》內部自組一支技術團隊來協助處理各種狀況,但編輯部遇上技術問題時,卻沒有辦法得到即時地解決。裴偉有些無奈地說,過去編輯部的狀況總是第一優先要被處理,如今似乎「經營媒體」已不是核心理念,因此編輯部提出的狀況,不被視為第一要務,「一個稿子發不上去的問題,得要幾個月才解決。」

除了技術上的折磨,轉型數位過程中,對於「內容」想像的轉變,也是另一個煎熬。彼時《壹週刊》為了走向數位化,開始發展「即時新聞」與「線上影音」,旗下記者也被交辦得要出即時新聞、配合影音製作學習寫場記。

「上面就要我們第一線記者去上幾堂課,然後連根本都還搞不清楚場記、分鏡要怎麼做時,就被推上線了做影音。」一位已經從《壹週刊》離職的記者「小明」(化名)接受訪問時說,為了配合公司政策,記者開始得身兼編劇導演。內部記者細數數位化以後的工作改變:除了原本的採訪寫作外,還得為了影音製作分鏡與場記表,另外每一篇報導還要拆成好幾篇即時新聞放上網;而原本擔任平面攝影的人,還得拍攝影音,甚至連影音內容的配樂與字幕,都由攝影一手包辦。「等於一個人身上背了兩、三個人份的工作量!」

小明說,最荒謬的莫過於做決策的高層,對於影像或數位也並非專業,因此檢討會議時的諸多批評,其實也只能給出例如「這不夠活潑」,或是「這看起來很單調」等空泛的建議。底下的人也只能無頭蒼蠅似的調整製作方式,「像是找一些三姑六婆來配音,看會不會活潑一點。但這種內容讀者看一則會覺得有趣,三則、五則影音都長這樣,只會覺得很膩。」他無奈地說。

裴偉自問,《壹週刊》的數位化難道就是得和《蘋果日報》走同一條路徑嗎?廣發即時新聞嗎?……叫《壹週刊》的記者去發即時,那也發不過《蘋果日報》啊,對《壹週刊》沒有好處。

對數位化前景的不安,加上內部希望資深員工優離(指公司祭出優惠離職方案,鼓勵員工自願離職;香港俗稱肥雞餐),交互成為一股推力。因而5月底,連同裴偉在內,共有16名主管離開《壹週刊》,總計走了52人。加上之後又陸續離開的30人,人物組、財經組、美食娛樂……等組別,幾乎唱空城,得靠《蘋果日報》的人力應急。一位這段期間進入《壹週刊》的新記者形容如今的《壹週刊》內部,瀰漫着力挽狂瀾的末日場景。

回憶起這段歷程,裴偉自問,《壹週刊》的數位化難道就是得和《蘋果日報》走同一條路徑嗎?廣發即時新聞嗎?「過去《壹週刊》和《蘋果日報》是『雙塔』,各有各的特色。現在要讓《壹週刊》去做《蘋果日報》在做的事,但叫《壹週刊》的記者去發即時,那也發不過《蘋果日報》啊,對《壹週刊》沒有好處。」

數位化的慘痛經驗讓不少人早已選擇離去。5月開始《壹週刊》也因應數位化,針對內部員工進行重組,推出優離方案。「這樣講好了,現在雖然《壹週刊》對外宣稱會繼續經營紙本,但當時老闆是一直考慮要收掉紙本的。所以當時跟我談,要以收掉紙本為前提來減少人力。老闆的設想是,數位化以後應該要換一批人來做,這些人可能年輕點、資歷沒那麼長。但他們也成本低一點、可能性高一點。」

新媒體籌組的這段日子,《壹週刊》陸續出現出走潮,內部記者更聽說裴偉以「薪資水平不變,同時每月支付在《壹週刊》年資換算可領到的資遣費」作為誘因,大舉挖角老東家人才。

面對這樣的傳言,裴偉澄清,自己並沒有特別挖角,也沒有外傳的「每月攤提資遣費」。他認為《壹週刊》出現出走潮,主要原因來自內部的不安,因此即便自己沒有創立新媒體,《壹週刊》裏的人也會離開。

走向數位化不必然得要讓內容「訊息化」,好的故事應該仍舊是媒體的核心。
走向數位化不必然得要讓內容「訊息化」,好的故事應該仍舊是媒體的核心。攝:徐翌全/端傳媒

紙本不死,相信閱讀

與這幾年陸續出現的新媒體不同,裴偉創立的新媒體,保留了紙本,同時也朝數位邁進。雙軌並行的企圖,讓外界好奇,紙媒銷售下滑的年代,裴偉何以仍持續擁抱紙本?對此他笑着說,「過去老闆(黎智英)常說我們這些主管『太迷戀紙本』,但我跟他不一樣,我認為紙本媒體是不會死掉的,我相信『閱讀』這件事。」

另外他也認為雖然紙本的閱讀人口數持續下降,且年齡層偏高。但相對而言,紙本的廣告營收依舊贏過網路,以《壹週刊》數位化兩年的經驗來說,網路的廣告營收只有四分之一,大部分依舊來自紙本;且閱讀紙本的人口在購買力上也相對較高,從這個角度來看,紙媒的廣告依舊不能偏廢。

對於紙本和數位平台的關係,裴偉強調:「《壹週刊》平面轉數位的經驗,讓我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絕對不能只是平面轉數位』。」《壹週刊》一路磕磕絆絆的數位化過程,冥冥之中似乎成了裴偉在描繪心中的媒體圖像時,參考與學習的對象。

如今要自組新媒體,裴偉說,過去黎智英認為線上閱讀的未來趨勢會是「影音」,他很佩服也認同這樣的遠見,因此他也會朝這個方向前進。裴偉規劃將以「兩組人」來做,「之前我們都太便宜行事,叫記者做他不擅長的事。記者擅長採訪一個好的故事,但他腦袋裏不一定會有畫面。現在我們有一個專門的影音小組,目前有36人。他們會負責寫腳本、拍攝。」

裴偉說,走向數位化不必然得要讓內容「訊息化」,好的故事應該仍舊是媒體的核心。未來記者與影音小組合作,在題目規劃的初期便開始設想如何以影音方式呈現。文字報導與影音產品將會是相互合作但又各自獨立的作品,甚至影音產品也毋需配合雜誌出刊時間來上線。

除了影音小組,十多人的技術團隊也正趕製着網站與APP。「過去《壹週刊》能闖出一些名號,靠的是好的故事與獨家新聞。我現在想的,就是如何透過不同載具,讓這些故事呈現的方式更多元,被閱讀的可能性最大化。」裴偉說道。

裴偉說,過去廣告主常會問,他們的廣告能不能不要放在某些新聞旁邊,可見廣告主也希望有個更適合自家產品的乾淨廣告空間。將不同取向的網站區分開來以後,廣告主便能鎖定目標讀者投放廣告。

不過這次轉往《鏡週刊》的,多是過去《壹週刊》的高層,這兩年在《壹週刊》的數位化過程中,不乏被底下記者質疑,不瞭解網路與技術,只會出一張嘴下指導棋,搞的第一線的記者與攝影得要為了毫無章法的指令一窩蜂的忙亂。同一批人,是否能突破《壹週刊》這兩年發生的困局,還有待未來驗證。

有趣的是,先一步辦了新媒體的《上報》總編輯謝忠良,坦言如今的媒體已經不是「大兵團」時代,但裴偉的媒體,則希望將編輯部擴充到120人上下。在紙本媒體獲利下降,網路獲利尚未找到出路前,這樣的「大兵團」該如何存續?

裴偉強調,除了紙本的廣告要能掌握住,網路廣告方面,《鏡傳媒》規劃將會針對不同內容製作個別的網站,「新聞與人物、娛樂和美食旅遊,都會有個別的網站。」裴偉說,過去廣告主常會問,他們的廣告能不能不要放在某些新聞旁邊,可見廣告主也希望有個更適合自家產品的乾淨廣告空間。將不同取向的網站區分開來以後,廣告主便能鎖定目標讀者投放廣告,「等於我們幫他先分眾了。」

另外裴偉也預計將部分內容,例如:娛樂美食的文章授權給其他平台使用。「像中國他們很喜歡看我們的娛樂新聞,把內容授權出去,也能有部分收益。」

當然這樣的收益恐怕比不上「燒錢」的速度,尤其「大兵團」編制下,每月成本支出恐是千萬(約245萬港幣/31.7萬美元)起跳。「我一開始也跟投資人說清楚,如今媒體環境已沒有過去那麼好,今年第一季台灣媒體廣告量大概都跌了四成左右,尤其電視台更嚴重,那第二季也看不出有回升的現象。他們可能要有心理準備,得面對前三年一毛都沒賺、一張廣告都沒有的狀況,那他們要投資,就得準備我這麼多子彈。」

肯定好新聞,媒體才有生存空間

15年前《壹週刊》曾為台灣媒體帶來一股刺激,腥羶色的內容與頗受爭議的採訪風格也讓外界多有責難,裴偉自己也因此惹上不少官司,甚至曾一日內被告4次。

「我身上官司大概250件以上吧,以後還要繼續為《壹週刊》上法院,這都沒問題的。」裴偉淡然的說,有些新聞勢必得要以這些方式取得,既然是必要之惡,那便承擔結果。「不過現在可以選擇,那未來在新媒體,過去《壹週刊》腥羶色的部分,將不會再做。」

裴偉也強調,即便外界對《壹週刊》有褒有貶,但它的確打破過去台灣媒體穩固的結構與政商關係。這一次裴偉帶着《壹週刊》人馬自創品牌,裴偉自述,這幾年台灣媒體被看作逐漸沈淪,讀者信任度銳減,「我不覺得問題出在紙本或網路這類形式上的轉變,重點出在『老闆的心態』。」

就在裴偉離職前,《壹週刊》接到一通電話,訊息內容透露裕隆集團董事長嚴凱泰因病住院的消息。那次《壹週刊》稍作採訪後,便將訊息以300字左右的快訊發布在網路上,沒過多久,其他新聞網站也陸續出現同樣一則新聞。「那內容大概就跟我們發出去的那300字差不多,也沒寫引述或轉載自《壹週刊》。」

他感慨,過去《壹週刊》處理類似故事,像是廣達董事長林百里生病的消息時,不但會從當事人如何得知生病,甚至求醫過程都鉅細靡遺地採訪完後,再以一篇完整的故事內容刊登在雜誌上頭。「這樣的內容是有可讀性的,而且別人轉載你的內容,還會尊重你,寫轉載自哪裏。」

但如今多數媒體老闆以「訊息化」的內容塞滿版面,不再花成本與時間取得重要的新聞,甚至覺得網路訊息是廉價或免費的。「很多訊息在網路上飛來飛去,你可以抄,那幹嘛花錢去拿到;你可以找剛畢業的學生、找工讀生去抄別家的內容就好。別的報紙也覺得他們何必花錢做這件事。」

這樣的惡性循環,成了15年後台灣媒體環境再度「很悶」的主因。彼時的安逸與穩定,讓媒體難有突破;此刻對於新聞的便宜行事,讓媒體變得乏味。「這樣的環境或許是一個機會,如果台灣社會肯定『好的新聞』,或許我們就有存在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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