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新加坡有關藐視法庭的《司法維護法案》以72票對9票通過，反對黨工人黨的九名國會議員，全數投反對票；三名官委議員（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雖曾對法案提出異議，但最後收回修訂法案要求，贊成通過法案。這項法案，能夠顯示新加坡司法與政治的關係、社會言論自由狀況，進而反映新加坡模式對社會自由重要性的模糊取態與內在矛盾。
總理李顯龍之妹李瑋玲（Lee Wei Ling），在自己 facebook 公開表示不信任《司法維護法案》。她認為草案是「一次讓輿論緘默的企圖」，而新加坡國民，則是「過於習慣煙味，乃至無法感覺到煙味對自身幸福潛在威脅的民眾」。她批評李顯龍政府不必要地趨向濫權：「或許，新加坡人已習慣了一個威權政府，直到不久前，這個政府一直是為了他們的幸福而行動的」。
新法案同時引起了外國關注。路透社報導，外交人員正注視新法案對新加坡的言論自由狀況有何具體影響。英國外交官員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說，2013年英國已廢除同類針對社會藐視法庭的“Scandalising the Judiciary”法案，原因是這「不必要、不能與言論自由共存」，並指英國會要求有相類法例的國家將之廢除。而事實上，自1931年起，英格蘭與威爾斯便再無以藐視法庭入罪的成功案例。
不過，新加坡社會的反應，卻不及想像中大。雖然有公眾向國會呈交反對聯署，要求押後通過法案與澄清條文，為九年來首次有同類聯署，但當中只有249個簽名。反應相對冷淡，與不少新加坡人仍然相信政府有維持社會秩序之必要有關。7月，新加坡媒體 Today 曾有讀者評論以澳洲為例，指藐視法庭作為普通法刑事罪行，不乏外國案例。該評論引用澳洲高等法院的說法，嘗試證明相關法例能夠維持法庭權威乃至社會穩定：「法律的權威，源於公眾的信任。確保對法庭與法官誠信或公正毫無根據的抨擊不會動搖公眾信心，對社會穩定至為重要。」
新加坡政府對《司法維護法案》必要性的官方解釋，是這項法案只是「現行法例的結晶」（a crystallisation of the law），沒有改變乃至增加現有關於藐視法庭的法規權限，當中沒有新元素，亦沒有限制批評法庭判決與法律的自由。新法案只為更清晰地阻止任何對法庭判決與法律「欠缺理據」與「魯莽」的批評，避免出現「媒體審判」的情況，進而削弱法庭的權威。
所謂藐視法庭，有兩類情況：一是不遵從法庭命令；二是在「欠缺充分理據」的情況之下，批評法官判決「具偏見」、「不恰當」。近年，新加坡總檢察署（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AGC）曾不斷警告，案件完結之前的公眾討論，或會影響判決。例如在2013年，總檢察署曾要求媒體與公眾，不能報導針對工作於新加坡微電子研究所、年輕美國電子工程師 Shane Todd 神秘死亡的死因聆訊，以免「不恰當地影響國家驗屍官的判斷」。
增政府權力、加強自我審查文化、審議倉卒
對《司法維護法案》的批評，主要有三點：第一，法案言辭含糊、應用範圍太廣、刑罰頗重，疑似增加政府的權力；第二，法案會加劇新加坡社會自我審查的文化；第三，法案審議倉卒。
關於第一點，工人黨祕書長劉程強的國會演說，有一定參考價值：
「通過臉書在朋友圈子中發表意見……都可能構成藐視法庭……新的法案明確賦予政府和部長在這方面不受制約的權利，一般公眾可能被視為藐視法庭的言論，只要是通過部長的口說出來，就完全合法，只要政府認為這麼做是符合公眾利益的。
問題是，怎麼樣才算是符合公眾利益？法案沒有清楚說明，誰說了算？當然是政府說了算……執政黨成為了闡釋什麼是公眾利益的唯一判斷者。它也可以把任何民間反對的聲音，包括任何反對團體的存在，套上不符合公眾利益的帽子，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被消滅掉。」
事實上，官方對於法案「沒有新元素」的說法，頗有商榷空間。按 The Online Citizen 的說法，法案的第11節，將受管制的範圍擴至網上言論。此外，法案所訂的最高刑罰，亦比以往案例嚴峻。新法案之下，一旦犯上藐視法庭罪行，罰款可達十萬坡幣、監禁最長三年，且可同時罰款判監。
以往案例，亦難免令人懷疑新法案是否如官方所指，不會「限制社會批評法庭判決與法律的自由」。2010年，英國記者論及新加坡死刑的著作，被指「抨擊新加坡法庭的權威」，經高等法院裁後，被判監六星期、罰款坡幣20000元。2008年，《華爾街日報》文章被指暗示新加坡司法機關存有偏見、偏袒與並非獨立，因而被罰款坡幣25000元。2015年，有新加坡博客同樣因博文指司法機關偏袒，被罰款坡幣8000元。
近日，香港媒體 Hong Kong Free Press 刊載了新加坡自由傳媒人Kirsten Han 的文章，當中亦舉了一個例子：2013年，在新加坡進行「非法罷工」的中國大陸巴士司機被政府刑事起訴期間，曾得獎的記者與影片製作人 Lynn Lee 訪問他們，並在博文引述其說法，指這些司機曾被新加坡警察粗暴對待，且也有提到自己曾向相關政府部門跟進司機們的指控。接下來新加坡警察盤問這位記者多時，並搜索其家。數月後，這位記者收到總檢察署的警告信，信中指記者「藐視法庭」。Kirsten 因而在文章問，社會真有空間以「平衡準確」的報導，避過「藐視法庭」的指控與刑罪嗎？
Kirsten 同時指出，法案諮詢期短，一讀完成後一天，才展開網上公眾諮詢。The Online Citizen 文章 No Cooling-Off day for voting on Contempt of Court Bill 也有提到，法案辯論在週一晚上延至超過九點，趕在週一通過。如此倉卒並非必要，不免令人聯想，這與週三余澎杉（Amos Yee）的審訊是否有關。
以法治國與社會發展的矛盾
新加坡《司法維護法案》的本質與意義，可從三點思考：第一，從新加坡立國後的行政司法關係發展脈絡，察看法律之於國家的功能；第二，法律與法庭裁決，是否需要被監察；第三，社會自由對新加坡發展的價值。
去年曾在文章推介學者 Jothie Rajah 所著、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當中相關且重要的一點，是法律之於權力機關，可以有兩種不同功能：一、法律被轉化成政體鞏固與延伸權力的工具；或二、法律被用以限制政體權力、保障個體意志的各種自由。上述書名已然暗示，新加坡的法律功能屬前一類。故此，有關條文檢控準則含糊、法案能為政府擴權、以穩定之名增加對社會的政治操控之類的憂慮，其實可以理解。
香港大律師 David Tang 在近著《真假法治》中，則提供了不同世界案例，既反映法律服從權力的危險，也說明既有法律不一定就能穩定社會。第一個例子，是德國納粹黨領袖希特拉，曾藉《授權法》成立「人民法庭」（Volksgerichtshof），憑個人權力意志，定義與審判「罪犯」。另一個例子，是1950年代中期，美國種族隔離，公共空間分白人與有色人種兩區，仍然合憲合法，但這卻會增加種族衝突的機會。這些案例的教訓，是法庭判決乃至法律本身，並非就是毫無商榷空間、社會不需置疑的真理。
另一方面，社會自由亦與國家發展息息相關。1990年代，李光耀曾言（註一），新加坡的經濟局限，是民眾膽色與企業家文化不及台灣與香港，發展國家海外經濟實力的步伐因而較慢。他認為新加坡應該「生產一些產品，能像可口可樂汽水那樣為全世界的人所喜好。每當你喝可口可樂飲料，你就為美國經濟作出貢獻。」至今年四月，官委議員郭曉韻在國會發言，亦指出「劃地自牢」的「怕輸」心態，已成為新加坡文化習慣；當時《聯合早報》社論補充說，「在經濟上，怕輸文化導致墨守成規，因為擔心失敗而拒絕嘗試新事物」。
新法案乃至新加坡政府的管治觀所引起的寒蟬效應，卻難免會延續這種畏縮國民心理。歸根究柢，新法案反映的，是新加坡管治模式內含的張力與矛盾。或許有人會說，新加坡的經濟成就亮麗，畏縮國民心理似乎沒有多大負面影響。不過，今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世界競爭力排名，香港位列全球第一，排名高於新加坡，Bloomberg 便有文章分析指，新加坡其中一個弱項，在於近年因應民意壓力，收緊外來工作人口的管制。這說明兩點：第一，新加坡的競爭力表現，很大程度上繫於外力；第二，作為一個獨立國家，被動地依賴外力，並不合乎長遠利益。事實上，近年新加坡政府亦不斷提醒民眾提高生產力之必要，從這個角度看，新加坡未來發展，仍然相當需要源於民眾膽色與企業家文化的本土創新。畏縮國民心理，自會成為當中的障礙。這多少也是上述《聯合早報》社論以「摒棄唯恐人後的怕輸文化」為題，伸論新加坡「怕輸」文化的原因。
（鄺健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曾於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
註一：《李光耀40年政論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