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個週末，王寶強婚變所激起的大眾情緒，已經遠超出八卦消遣的溫度，而近乎狂熱。當一個女人因為出軌而陷入全民聲討，當針對她的暴力已經如此真實，此種超大規模的激越，令人驚訝莫名，因此必須成為袪魅的對象：「為什麼這麼多人如此義憤執著」這個問題簡直迷人。90億人次的微博閱讀量啊！能解釋這個問題的，一定也能掌握宇宙的真理吧。
公知傾頹、八卦崛起的微博
2011年6月的一天許多網友在微博上「忙碌」，據說拿着红十字会的钱炫富的女生郭美美要坐飛機去北京然後潛逃澳洲，不能讓她跑了……當時的一則新聞說：「26日晚，無數網友守在電腦螢幕前，時刻關注著『郭美美』從深圳飛往北京的航班動向。從等待起飛到落地，一切「追蹤」都持續在網路上發酵，並在『郭美美』走出機場被『接機』的記者和網友堵截時到達高潮。「追蹤『郭美美』」似乎已轉化為一場網路大狂歡。」
5年之後，當馬蓉也被曝光航班資訊和被傳說要」潛逃「時，可以發現這套路與郭美美所遭遇的何其相似，只是強度倍增。這兩個女人，一個靠包養為生還炫富，一個背叛好老公，都作為「壞女人」而為千夫所指。只是，2011年，人都知道追究郭美美有醉翁之意，真正的目標還是官方基金會黑幕。而到2016年，目標就是女人。
郭美美事件是微博公共議題活躍期的圍觀事件之一，雖然本身不算成功。在打击大V并引入寻衅滋事类罪名整肅网络言论之後，2014年公共議題低迷，有人慨歎「微博已死」。但就在當年3月，中國男演員文章的出軌事件令微博創下了史無前例的話題高峰。也就是說，公知情懷者還在悵惘哀悼的時候，微博已經啟動去政治化的「成功」轉向──或許用戶幾乎是換了一批人，有些人走了，剩下的，聚集在明星名人周圍，比聽大V號令時更自在，自我，公共知識份子就這樣失去了又一個啟蒙的視窗期。
然而，在視窗曾經敞開時，公共知識分子也未能示範和教導網友如何獨立與批判地思考。他們這一波「圈粉」（擴大社交網絡上的粉絲數）未遂之後，在國民老公、段子手、行銷號、網紅到一堆官方帳號各種無所顧忌的操弄之中，微博已然陷入某種「虛假意識」——刻意忘记了现实。那許多在各大帳號下蜂擁說著幾乎同樣話語的網友，是自主的，還是被動的？這已經沒法有簡單的答案了。或者說，真正的答案是；人們既是被動的，也是自主的，他們仍在儘量施展與體會著自己的能動性，卻是在別無選擇的空間與語言裡。
這是一種十分有趣的後菁英時刻的話語權重組現象，有些話語權被取消，而另一些則下降和分散，卻仍套在政府與市場的兩層暗箱之中。這其實也是奧威爾《一九八四》中所說的「雙重思想」的體現：如果遺忘禁錮，就能體驗到自由。當公共領域近乎消失，沒有自我覺察的激情，在相互激勵之下合成的洪荒之力，別無選擇地，將明星八卦當成了個體與集體賦權的替代場所。而且人人都知道，這裡絕對安全，沒有「尋釁滋事罪」——這其實是最重要的前提。
泛道德主義興起
對「無知即力量」式的奇異賦權來說，非黑即白的邏輯，不假思索的陳詞濫調，未經反思的主流價值觀，都有所幫助。於是看到「泛道德主義」——我用此詞指「以道德之名集體越界的現象」——興起。當然，大眾文化從來都富有強烈的道德意識；或者說，道德就是大眾之事，而菁英式的思想家與藝術家們，對其常近乎無能為力。因此，在微博後公知時代，此種興起或許並不足為奇。
然而，這種泛道德主義的脈絡，還值得進一步的追究。
中國從來都是實行道德治理，而且其合法性深入民心。個人，尤其是女人之行為檢點與否，涉及倫理性家庭的穩定，被認為絕非私事。家族和社區成員、政府，監察和懲戒個人行為完全合理正當，甚至是一種義務。社會主義年代不尊重家庭秩序，但嚴厲管制性和婚戀。 在後社會主義時期，國家從未降低其道德教化的調門，但實際在相當程度上，減少了對私領域的干涉——這是對市場經濟而主要不是個人權利的讓步。有私人領域的多元差異，才有消費主義崛起。然而，這一領域從未被平等與權利意識所疏通，受市場支持的「個人自由」，卻成為破壞與傷害的特區，而其間又充斥男性特權與女性焦慮。
究其原因，「道德」雖從國家手裡重新接管私領域，其基礎已然相當渙散，就標準而言仍是性別雙標的新瓶舊酒，卻沒有了傳統社會和社會主義年代的強制力。其希望男人出軌以「不危害家庭」為限，對女人出軌則仍完全禁止，但是，當出軌「危害家庭」，道德卻也沒什麼辦法，無能為力。
所以這簡直是最壞的道德時代。在過去三十年，在每個階級，都有過多少男人背叛女人怨望的故事，埋葬了多少女人的寶貴時間，侵吞她們的勞動血汗，並毀壞她們對人性與正義的苦苦信任。被背叛與被拋棄，這幾乎是一個時代異性戀女人共同的痛苦與恐懼。 不是說女人不出軌，而是說，女人出軌既比男人少，代價也比男人大得多，在道德上則無可赦。今天，社會生活的蓬勃表像下，勤奮的女性仍是第二性，因此重視家庭這一退居容身之地的經營，也是沒有選擇。重新強化私領域中的道德治理，成為她們的自發需求，首當其衝的就是迫切而絕望地管制出軌。
然而，在無法撼動男性性特權的前提下，展開的只是所謂「打小三」之類女性之間的惡質戰爭，也就是說，當女人希望擺脫困境，所依附的，仍然還是老派的道德，是「好女人」通過對「壞女人」的制裁而強化的道德自詡，一種仇恨式的假賦權。也就是說，今天我們目睹的這種泛道德主義，是對一個新版老問題的南轅北轍式的解決取向。
問題根源不是出軌，而是...
遺憾的是，這種看法歸因是錯的，解決方案也是錯的。問題根源不是出軌，而是兩個相聯的問題：離婚的代價過大，以及男性性特權。
這不是說什麼出軌有理，而是說，沒有任何靠譜的辦法能保障婚姻長治久安，這是操持婚姻的各種流派——以流行文學影視為代表的浪漫愛派、以網上情感諮詢專家為代表的技術流派，和道德家派，都不願面對的真相。
因此，在廢家毀婚的新時代到來之前，減低傷害的必備方案，是讓雙方──尤其是受害方有從容退出的彈性餘地，當然這必然帶來離婚率的提高。於是大家又接受不了了！媒體年年都在宣佈中國離婚率提高好可怕。所以第一不應出軌，第二不應離婚，可這是怎樣的高壓強制？註定爆事故。
實際上離婚率高基本是社會進步、生活多自由選擇的表現；人們敢離婚說明他們不必困守婚姻。然而怕離婚不僅是觀念問題，不僅是來自社會對離婚和單親的歧視，尤更來自法律制度——離婚相關的財產權、撫養權、探視權，往往都沒有可靠的保障。對女性來說，與離婚相關的大量的可見與不可見的不公平，更讓她們難以將其視為出路。
要讓出軌不再是那麼嚴重的傷害，就要降低道德的調門，軟化婚姻制度的強制性，開放多元生活選擇，並且必須通行法治和提高婦女地位。或者說，解決私領域裡的種種困境的出路，是解除此領域的神聖性，而不是重新實行道德治理。很遺憾這是一個不那麼容易被理解的方案，很遺憾人總是不能處理制度的問題，總是固執於依賴和維護最直接──也幾乎必然是保守和無效的腦回路。
因為：人都怕改變，尤其是價值觀的挑戰。懲治姦夫淫婦的方案多簡單痛快！
至於男性性特權，像房間裡的大象，被視若無睹的公然。文章是男性性特權的擁有者，馬伊俐對他的重新接納是非常普通的男權愛情劇。而王寶強也是，當他譴責妻子出軌，沒有人勸他反思自己是否不夠魅力及為孩子著想。
當然，為他衝鋒陷陣的人們，一定認為在這裡討論男性性特權是胡扯，而且，他們也都堅信自己完全是出於正義。其中應該有一半人是大男子主義者，從「被戴綠帽子不可忍」這個角度出發來維護王寶強的──其實「綠帽子」恐慌，本來就是男性性特權的焦慮版。另25%的出發點大概是以正義的名義維護婚姻制度，有人給我留言說「只為公正，無關性別」，還有25%可能是处于对女利者——利用男权规则取利的女人——的厌恶。
但是，在一則男女公案中，說公正無關性別是不太可能的。女權主義認為正義是政治之事，即必然與情境和權力關係有關。當使用訴諸性別歧視與性別暴力的語言，或者與使用這些語言的人為伍的時候，聲稱佔據無關性別的正義是很勉強的。
聲稱厭惡女利者的正義之士，其中很多是女人，充滿潔身自好然後推己及人的自尊自信。她們認為女利者的不擇手段，損害了其他女人的利益，玷污和降低了女人的整體道德水準，並使兩性和諧失去希望。儘管這些人大義凜然，可在我看來他們只是換了一個性別，在一副新的道德面具下，延續著千百年來對「壞女人」的持續戰爭。
對，「女利者」之諡，只是一個連有些女權主義者都能接受的「壞女人」的代名詞而已。這並非是為女利主義辯護，任何女人——陰性的下屬者，缺少陰莖的二等公民，即使曾贊助男權社會或玩著火中取栗的冒險遊戲，但仍都無法為此規則的制定負責。而且，在男權社會之下也不可能展開對她們的公正審判。
更進一步問，在這個男權社會，女性搞內部甄別，建設「好女人共同體」的目的是什麼？此類「好女人」運動實際上是異性戀女人仰男人鼻息和自我厭惡之可悲的表現，須知古往今來，此運動的參與者，下層結局多很可悲，上層則靠踩踏其他女人，例如《紅樓夢》裡發起大觀園女性性道德整肅運動的王夫人——這種人才是最可怕的的女利者吧。
總之，在沒有什麼好辦法或者不想制約男性性特權的時候，追殺女利者的顯著後果，就是穩定男性性特權。而且女利者必然還將源源不斷——因為這「就是」女人的最佳生存之道。
簡單正義遮蔽的不平等
王寶強是好男人，馬蓉是壞女人，這種能如此簡單站出的正義立場，正是男權邏輯能夠吸粉的機會。當捧出一個「好男人」當主角的時候，人們就忘記了：對「壞女人」的審判，始終在附和男權，而指望「好男人」拯救的大多數女人也會積極贊助。
男人的遭遇從來都被認為關乎社會安全，例如三千萬光棍找不到老婆，那必須是國家和社會都需要重視的問題，以及女人要獻身解決的。好男人的遭遇更是頭等大事吧；如果好男人都無法保有「不被女人淩侮」的支配性男性氣概，整個社會還能有什麼志氣？大家都來保護他。這不是誇張演繹，當有人在與中國運動員的勵志合影中，打出「寶寶加油，強強強」的標語時，所指還不明顯嗎？
當今的婚姻，已經越發赤裸地變成經濟投資，不僅是男女雙方的，而且還是家族式的。在剛結婚時注入的資產（主要是房產），是一對年輕人步入中產階級和穩定上升的保駕，也使婚內利益的維護變得更凝重──出軌有令利益流失之虞，離婚則是一場財務災難。因此，這一事件中所表現的新生中產階級之恐慌，与和頤酒店事件、雷洋事件所表現的不同，即不再是對抗外部對本階級成員的侵害，而是反對內部分裂。雖然目前的婚姻法下的財產分配對男性實際有利，但兩性的安全感其實都不強。因此，在這種時候，反對出軌所帶入的還不僅是道德，更是在道德的背後有利益。
道德治理承諾大同，然而，其所生產和再生產的恰恰是「不平等」。這是因為，在不平等的社會裡，聲稱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道德，從來都是等級性地實施，更強有力地施于下屬者，例如關於出軌的道德文化，無法真正制裁男人，卻可以毀滅女人。這是就這一事件試圖發起集體道德自治的網友們所看不見的。
很少有人真正關心平等的問題。而看似放任這一領域的國家，最終將會收到貢奉，因為它其實也需要道德治理。雖然國家和新中產者多有摩擦，但這一群體的家庭觀，或許能幫助國家將家庭建設為穩定的治理單元。至於壓倒性的單一價值觀中，幾乎必然蘊含的暴力失控的危險，或許國家並不擔心，畢竟它的宣傳機器早就鼓動和讚美了「FB遠征」之類的活動。
「權力塑造時代的品位……我們無法創造一個不同的話語空間。」其實人們都困在其中了。在這個危險狀態中，正迫切需要女權主義。不僅因為這事無法不關乎性別，還因為，女權主義反對單一、粗暴、拒絕反思和裹脅挾持的言行方式，不但要做言論清流，也不怕做逆流。
不過，正像奧威爾所說，「無知即力量」的運作之一，是「對於任何可以朝異端方向發展的思路感到厭倦、厭惡」。所以在這一事件中，女權主義的觀點很多男人不喜歡，很多女人也不喜歡。如果說這也算是一種考驗的話，那麼，它關係到我們的社會終將往何處去。
（呂頻，媒體背景的女權分子，現為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