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第一銀行 ATM 遭國際犯罪組織植入惡意程式，提款機不正常吐鈔被國際犯罪組織盜領，引起了台灣社會大眾的恐慌。根據第一銀行估計，總共有一百多台提款機受到影響，損失金額超過八千多萬台幣。
根據英國《每日郵報》在2015年的報導，2013年時烏克蘭首都基輔曾經發生過類似案件，之後美國、俄羅斯以及歐洲國家都有類似案件發生，共計有一百多個金融機構受到影響，損失金額超過65億英鎊（約合300億台幣），而駭客則預計進一步在亞洲、非洲以及中東國家犯案。
通常此類案件犯案過程大概 2至4 個月；首先駭客會透過「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手法──亦即寄發大眾感興趣的電子郵件（通常是與時事、工作或是色情相關之郵件），吸引使用者打開郵件附件，將惡意程式植入銀行內部並進行監控，並選擇合適時機下手。雖然外國執法單位已經掌握犯罪之手法，但此類案件破案的機率並不高。
所幸，這次台灣警方及時破案，逮捕三名犯罪人，並追回所有款項。警政署長陳國恩更向全球駭客宣示：「台灣不是你的犯罪天堂、台灣不是你的家，台灣是人情味濃厚的地方，警方絕對會以專業捍衛台灣財產安全」。
但回顧過去幾天媒體報導，我們對這種犯罪究竟看懂了多少？
資訊犯罪與疾病的隱喻
根據調查局新北市調處的說法，本案目前看來，應該是犯罪集團透過網站連結或是電子郵件，將惡意程式，植入第一銀行倫敦分行的系統中，透過倫敦分行的系統進行犯罪。如果是這樣，則我們必須釐清：這些程式是何時被植入？是不是屬於「零時差攻擊」（亦即當駭客發現系統或應用程式的弱點後，在開發商尚未發現問題或尚未發布修正程式前，所進行的攻擊）？第一銀行有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發現這些問題？
假設此事不涉及人為疏失或內鬼，而屬於單純資安事件，特別是「零時差攻擊」，那我們便不應該太過苛責第一銀行。畢竟網路世界中的資訊安全問題，就像現實生活中的傳染病一般，我們無法知道何時會發生。我們無法百分之百預防疾病傳染，也無法百分之百預防網路攻擊或駭客入侵。我們可以做的，大概就是在發現問題後分享資訊，並針對已感染者進行隔離。
資安事件的資訊分享，也如同傳染病預防模式中的「通報」一般。網路上的惡意程式與攻擊就像傳染病病毒，若我們能及早發現，就能及早找出防治或對抗方法。既使無法立即找到解決方案，我們也可以透過封鎖受感染電腦，減少損害擴散。目前各國資安事件資訊分享的相關規範與做法──例如美國的《資訊安全管理法》 （Federal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Act of 2002） 或是台灣資安通報的相關規範，都反映這樣的概念。
「受駭者」通報的躊躇
然而，如何鼓勵通報，一直是資安事件通報的一大難點。如同警政署署長陳國恩所言，國外銀行擔心商譽受損，很多都不願聲張；而台灣的銀行也有相同考量。
筆者曾在 Cybercrime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大中華區網路犯罪》）一書第六章提到：在台灣主動通報的，經常會被當成「壞小孩」，除了媒體大肆宣染造成無法回復的聲譽損害，更還要受主管機關的稽核甚或是懲罰。反而是那些後來被發現同樣受到攻擊但沒有通報者，卻能平安過關。就像此次案件爆發後，媒體在事件還沒有完全搞清楚時，便一直詢問關於懲處的問題，便可窺見一二。
名譽或營利的損失，確實是在「受駭」者在決定通報與否時的重要顧慮。或許有部分企業在受到攻擊後，會願意分享攻擊的資訊；但多數受駭企業如同感染污名化疾病的人（如愛滋病患），會擔心通報後，可能遭受政府管制或是被貼上負面標籤，損害公司聲譽。因此，他們往往都會拖到事件蓋不住時才願意通報，也常吝於在事後分享相關資訊。
除了前述考量以外，通報手續的繁複、限時通報的要求、需同時向多單位通報的規定，也都影響了這些「被駭」機構通報的意願。我曾在前引書中建議，相關主管機關以及受通報單位應該思考：如何從避免通報者聲譽損失，以及在通報後可能遭受的稽核與懲罰，阻礙通報意願？其應透過協助或獎勵，鼓勵資安事件資訊分享，防止損失擴大。
本案中的銀行責任
然而回看一銀的責任，類似盜領案件已經在歐美三十多個國家，超過一百多間銀行發生過。為何第一銀行沒有防範？是台灣不在這些國際資安事件資訊分享的網絡內，或是第一銀行並沒有及時針對這些問題反應？而從後續報導看來，第一銀行無法在第一時間掌握損失的總金額，也顯示出一銀在公司內控上，可能也已出現漏洞。
其實，微軟決定在2014年4月8日起不再針對 XP 系統提供更新的時候，CNN 便已在報導中指出，美國95%使用 XP 系統的 ATM 將會成為孤兒機器，成為駭客攻擊目標。而也有不少白帽駭客，在駭客年會示範過讓 ATM 吐鈔的技術。所以本次事件，應該是可以預防的，不宜視為「零時差攻擊」。但是第一銀行以及部分台灣的銀行，並未主動積極的替換這些機器，而讓駭客有機可趁，確需檢討。
追根究柢，資安問題很大一部分，還是回歸到管制與公司政策。如同資安公司卡巴斯基針對 2013 年基輔市 ATM 自動吐鈔案件的調查，此類案件的關鍵，主要還是在於銀行內部系統遭植入惡意程式而不自覺。科技技術可以在資安漏洞被發現後，提出修補程式；然而，修不修補，是否升級，則是公司人為決定。
此次事件的發生，我們可以說或許可以成為犯罪學理論中的「被害者觸發理論」的教材──也就是犯罪事件的發生，某些程度上是因為被害者的行為所引發。雖然第一銀行是被害者，但此事犯罪的發生，卻是因為其未能主動積極汰換舊型機器，而讓駭客有可趁之機。所以一銀要負擔相當責任。
公私協力與犯罪控制
這次，台灣警方在短短一週內偵破此案，讓各界對於台灣警察的能力與信心劇增。雖說此類型案件在全球盛行，而國外執法單位與資訊安全公司也都掌握作案手法以及可能集團，但罕見能如同此次台灣警方，在短時間破案並順利追回款項。這顯示出台灣警察破案的決心與專業，也讓國際間警察刮目相看。根據警方說法，目前已有歐美國家透過國際刑警組織香港分部，向台灣請求司法互助。
然而，從這幾天的新聞報導，此次案件可以破案，也要歸功於部分民眾的警覺，在發現有可疑人士在自動櫃員機提領時的異樣，主動通報警察。而民眾這麼高的警覺心，或許源於台灣過去盛行的電話詐騙案。由於政府大力宣導電話詐騙案件，並教導民眾需要隨時提高警覺，並在發現可疑情況通知執法單位。
這種民眾自發扮演維護社會安全角色，在現今社會，特別是網路社會，有其特別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官方執法單位已經無法有效監督與控制犯罪，唯有公私協力與民眾自發投入維護社區安全，才是未來犯罪控制的發展趨勢。
（張耀中 Lennon Chang，澳洲 Monash 大學犯罪學助理教授，亞太科技與社會協會副主席，研究領域包含亞太網路犯罪、公私協力、人肉搜索與網路警政等議題）